序篇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像泥土一样实在，像泉水一样解渴，像冬日阳光一样温暖，真诚、朴素、接地气，不论谁听了，不论谁记起，心里都感到很舒服很正确很有道理，并且还特别具有切合实际之感。既切合过去的实际，也切合现在的实际；既切合中国的实际，也切合世界的实际，关键还具有真理的意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所说的是一个很简单又极其明晰的道理：人，终究是水土养育的，山川给人以轮廓，河流给人以声韵，四季给人以节气，五谷给人以筋骨，烟火给人以记忆……当然，水土养人，从来不只是肠胃身躯的滋养，更是一方人的性情滋养。

人的性情是什么？非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表达完整叙述清楚。简单说，是人的天性与所在那方水土的生活阅历，又经过岁月锤炼熔铸而成、埋藏于心彰显于言谈举止的精神底色，是存在于“明处”和“暗处”两个层面的，既有看得见的，又有看不见的。

明处层面，是一方水土一方人日常的生活方式，主要是起居习惯、饮食口味、劳作节律、处事偏好、待人接物、人情往来、婚丧礼数、节庆风俗等等。

暗处层面，是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内在秉性品行，主要有价值取向、伦理判断、审美趣味、情感表达、幽默故事与行为方式以及生死观念、命运态度、乡土认同等等。

从两个层面再往外延伸，便是沉淀于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民俗风尚、集体记忆、人文观念、乡规民俗、信用契约等等。

将明处、暗处、外延综合起来，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烟火就凝聚在这诸多方面形成的方言俗语里。

方言和俗语是两个概念，是既有区别，又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从而成为一方水土一方人最生动的人文印记和“集体性情”。

性情不是空悬之物，它总要寻找自己的代表和出口，而它的代表和出口，就是方言和俗语。

方言与俗语，恰如一方水土一方人的一呼一吸。一者吐纳声音，一者沉淀思想；一者让乡音可闻，一者让智慧可传。它们是山川风物、寒暑晨昏、城市烟火、农耕劳作、吃喝拉撒睡等等的日积月累，是悄悄浸润在言语腔调里的前仆后继、代代相传。甚至可以说，方言与俗语，是一方水土一方人永不磨灭的精神符号。城池可兴废，山河可改貌，旧俗可随着时代而流转，但口耳相沿的方言俗语，却能穿透千百年时光风尘，把一方人的民俗基因、性情气质、生存智慧，乃至思维反应、语言表达、交往沟通，完好镌刻在口头话语之中。为此，我们可以从水土、方言、俗语三者不为复杂的关系中得出一个简单的逻辑公式：水土是一本无言的大书——方言是这本大书流淌出的鲜活声息——俗语是寻常百姓于悠悠岁月的留白处写下的眉批。

然而，城市化浪潮奔涌，城市生活方式普及，普通话作为国内通用语言推广，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方言俗语正悄悄式微，许多流转于田埂巷陌的老词、老话有的也正在快速淡出日常生活，慢慢变成一代人渐行渐远的乡愁，导致不少方言俗语只留在耳顺、古稀、耄耋老人的言谈和记忆里，年轻人有听不懂者，干脆不听；有听着耳熟者，却说不出所以然；有能听懂者，又讲不清来历与本意。对于方言和俗语，若缺少及时搜集整理，再过若干年，这些根植本土的语言财富便会无声消散丢失，成为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缺憾、进而是历史的缺憾、民族的缺憾。

整理记录方言俗语，并把它诉诸于文字成书付梓，不只是记录词语，更是在为一方水土立心，为一方人存照，为后世子孙留一条可以返回故乡包括精神故乡的“路”。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诸城本地文化学者胡学松，怀着对诸城这方水土这方人的一片赤诚。还有他的满腔热情与厚爱，沉下心来深耕水土文脉，走访乡间耆旧，核对方言旧词，梳理民间俗语古谚，先后撰写、编纂并出版了《诸城方言》《诸城俗语》两部专著，实乃可喜可贺、可圈可赞、可歌可颂、可钦可敬。

诸城大地钟灵毓秀，山河丘麓孕育独有的乡土声韵与人间哲思。方言是土地的声响，是流淌在烟火岁月里的原声，藏山野风骨，传千载余韵；俗语是岁月的箴言，是沉淀于市井人间的智慧，纳世间至理，照凡尘百态。乡音落于耳畔，虽是声声质朴语调，却可接续千秋文脉；俗语流于民间，纵使寥寥半句浅言，亦能映照世间万象。本文将分上、中、下三篇（章），将《诸城方言》《诸城俗语》所载的诸城人独有的人文底蕴与乡土风骨予以浅析。

学松是我的同事，是我四十年前在诸城县委（市委）宣传部工作时的同事。他为人质朴笃诚，谦和友善，平日好学善思，做事肯下苦功，与同事相处宽厚平和。我们当年一起共事，他对我的工作给予了颇多关心、支持和真诚帮助。近年来，他笔耕未歇，诸多散文温润成章，颇获读者喜爱，也给我启发多多。《诸城方言》《诸城俗语》二书，是学松深耕诸城乡语，钩稽千年风土，沉潜村镇，精心考据，将诸城世代口耳相传的乡音文脉、市井俚韵系统梳理落笔成书的，其字里行间尽见其深厚学识与扎实功底。展读两部大著，既令人由衷赞叹，心生敬佩，又倍感惊诧惊喜。有感于此，我遂启键盘，伏案敲字，写下我的粗浅认识与简单评述。既是对两部大著的诚挚致敬，亦是对学松不辞辛劳、守望文脉的由衷嘉许，更是我品读两部典籍后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所得。

上 篇  方言存丘麓  一声续千秋

（一）

方言，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存活在心底，表达于口头的话语古籍。

方言，又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在特定条件下，自然形成的一套独立完备的语音系统。

方言，还是一方水土一方人经过岁月的沉淀，所构成的地区母语的基础与特产。

方言，并不是被有些人误以为是单纯的口音甚至是土话，它是与俗语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辅助、相互彰显又有区别与界限的地方特色语言，它涵盖了语音、词汇、语法、语用、副语言五大框架互为支撑的完整维度，是一方水土一方人语言的“骨骼”与“血肉”。

在语音层面，作为方言最直观的外在标识，是包含声母、韵母、声调及其本地语音底色，还有变调、轻音、单音、重音的变化，以及独属于本地的语速节奏、说话的口气、语调起伏等等。一方水土上的一方人开口发声，声韵腔调自带水土烙印，听者一闻，便可辨识其所属乡域归属，有熟练者，一口便可说出是哪里人。

在词汇层面，方言是根植于本土风物人情的，既有描述本地山川物产、衣食起居、人情世事、问候称谓等独有的乡土单词，也孕育出各类俚语、短句、俗谚、歇后语、乡土谣谚等口头熟语，也就是俗语所载的范畴，为方言填充了具象鲜活的语言表达方式。

在语法层面，属于方言深藏内里的语言逻辑，包含不同于通用语的特殊语序、长短句式、词语重叠方式、量词助词搭配习惯等，它隐于话语之中虽不易察觉，却决定着本地人固有的说话逻辑与造句范式。

在语用层面，方言承载着一方人本地特有的称谓规矩、人情世故，寒暄客套、言语禁忌、褒贬分寸，还有世代沿袭的本土修辞偏好与表达习惯，以及言语之间暗含地域独有的处世风气与人际礼仪等。

在副语言层面，作为言语之外的补充气韵，包含着说话时的抑扬顿挫、语气轻重、有无拖腔、句式长短、固定口头禅、情绪腔调等。这些虽是附着于话语之上的细节，却让方言拥有了不能复刻的独特风格与气质。

以我所见，语音赋予了方言独特的声响外壳，词汇搭建起了方言表层意义的素材，语法确立了方言内在的逻辑规则，语用注入了方言世俗人情的温度，副语言则增添了方言生动明亮的气韵。这五个方面交融共生，相辅相成，让方言不再是零散的土音乡词，而是一套扎根村落底层，活在民间，承载着地域历史记忆、民众思维习惯以及本土审美情感，是一方水土孕育而成，融独特语音腔调、乡土词语、本埠句式与言说习惯于一体的，活在百姓唇齿间的语言特色。

时下有一种片面的看法，把方言等同于 “土”，认为社会进步就该抛弃旧的方言口语。事实恰恰相反，最质朴的乡音，往往保存着最古老的文化信息；看似通俗的口头表达，承载着不可复制的地方记忆。普通话帮助我们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而方言提醒我们来自何方。假如千城一音成为普遍现象，地域文化辨识度便容易被慢慢稀释。《诸城方言》的价值，就在于把一批即将消散的词语固定成文，为后世留下一份可靠的语言档案。它不只是一本供人查阅的工具书，更是一份乡土记忆的载体，为齐鲁东部方言研究，提供了一份来自县域层面极其珍贵的民间样本。

（二）

普通话的推广普及，与各地的方言都存有不同程度的碰撞与阻力。试图用普通话替代方言，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做出了很多很大很长时间的努力并在继续努力，但收效甚微。普通话要求规整统一，要推广要普及，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让普通话替代方言，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方言有其鲜明的特质，是从历史中保存下来的古汉语遗存，有自己的地域性、活态性和柔韧性。方言的地域性不言而喻，无需解释，而方言中最难改变的，是它的“活态性”和“柔韧性” 。

方言的“活态”是相对于“静态”而言的，它不是写在典籍、词典、旧纸堆里那种只记录文字词语的静卧状态，而是当地百姓日常随口所言，在相互对话里随时使用，又紧跟唇舌发音，在毫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的语言。这些语言，大部分是不变的，个别的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悄悄增减词义、变换口音，或临场发挥是当下在现实生活中正使用着（即活着）、流动着、不断被人在传承、发展、民俗、非遗、口头、俗语这类形态中继续的，并且在使用中，没有严格的规定与要求，是随便的。“活态”二字，从字义上就说明了它是一代代口耳相传，具有很强生命力，在现实中滚动，不停不息的，是随日常烟火流转，扎根于当地人们工作与生活中的，非尘封的固定的史料标本。

方言的“柔韧性”，是浸染着山川地貌、农耕习俗、世代人情，带着只属于这方水土的温度呈现于世的。它只属于这片土地，基本无法改变，也很难移植到别处。比如普通话，自1956年始，国家就大力推广，于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之后，国家又陆续出台法规、规划等，把推广普通话纳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体系，明确目标、具体分工，各地制定落实方案，并以教育阵地为突出重点，从青少年一代夯基础，加措施。同时采取媒体与示范引导，广播、电视、新闻、影视统一使用标准普通话。在公共服务窗口、机关公务、文旅行业大力倡导公务用语必须用普通话，使官方主流声音形成示范氛围。各地还开展了普通话培训与考核测评，设立了每年 9 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等等。这种多措并举的强大力量，倏忽已逾七十载，普通话作为通用语日渐普及，有了很大进步，而在城乡市井的大力推广却不敢恭维，只是在机场、车站、码头、旅游景点的解说等重要场合成效突出，也不可否认，现生活中，已经极大地消弭了山海地域间语言的隔阂。这一语言的重大变革，深扎乡土的方言却凭着自身“柔韧”的生命力度，依旧在民间口耳相传，保留着独有的声韵风情和烟火气，虽历经岁月冲刷而不易折改，故土的词语腔调依旧在寻常闲谈里肆意流淌，于唇齿间生生不息。它不因普通话的外力普及而消散，也不因时代更迭而褪色，它是带着民间世代积淀的惯性继续滑行。普通话搭建起四海相通的言语桥梁，而方言的“柔韧性”则守住了一地独有的声韵根脉，藏着难以轻易被冲淡改变的语音底色。

胡学松的《诸城方言》，很全面的详解了诸城方言所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而缔造的方言特性。从大的范围看，诸城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与山东的西南部、西北部、东北部的方言有着很大的不同。从小的范围看，诸城南有马耳群山绵延，北接昌潍冲积平原，西连齐鲁故地，东近黄海渤海之滨，自古便是不同文化不同方言交汇过渡的繁荣地带。在这里，山地与平原交错，海滨与腹地相接，使得境内方言内部也存在分化：南部东部山区受山地阻隔，古音保留较多；北部西部潍河渠河沿岸乡镇，语言又与周边县份多有交融。多重因素叠加，造就了诸城方言既有鲁中语言的浑厚，又兼胶东方言某些语音特征，但自成一格，辨识度极高。

（三）

千百年来，诸城方言一直缺少系统成文的整理，更没有类似《诸城方言》之书籍。当地人起居劳作、家长里短、悲欢喜怒，全都依托口头语言来表达交流。可是，口头语言的表达，最大的短板，便是容易流变，容易遗失。很多方言词汇又只有读音和口头吐字，没有明确既定的文字写法，时间久了，本源便渐渐模糊。事实也正是如此，近几十年社会变动巨大，人口流动频繁，校园普遍推行普通话，广播电视、网络媒介进一步重塑大众语言习惯。不少本土方言词语开始出现萎缩甚至断层，虽是社会的进步，但却有失传统，对老辈人口中的方言日渐隔膜。许多方言的表达，如果再不记录留存，便会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去一同湮没。

《诸城方言》的出版，恰好完成了这样一场对本土语言的抢救。当然，这种抢救并不是要推广要普及，而是另有意义，即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以及它传统的记忆与珍藏。在《诸城方言》成书的过程中，胡学松对诸城方言的考察收集并不局限于城区一隅，他的足迹遍及全市各个乡镇，将山区、丘陵、平原分为几个大的片区纳入视野和考察范围。他寻访各村镇的年长乡民，记录口语的实际读音，辨析词义差别，追溯词语演变脉络，同时留意县域内部不同村镇之间细微的语音分歧，在书中搭建起了相对完整的诸城方言框架，包括语音特点、日常词汇、农事交流、民俗用语，以及片区之间的语言语音差异，从而结束了诸城方言有口语而无系统文字记载的局面。

阅读《诸城方言》，我最真切的感受，是学松的精妙设计，他既无哗众取宠，也没故意夸张，而是在每一个词条背后，都紧贴诸城实际，密切连接着诸城人的真实生活，不少看似 “土气” 的说法，令很多人误以为是乡间土话的言语，通过《诸城方言》的阅读，便可知其源头是古代汉语历经语音演变之后，留存在民间的样板。

《诸城方言》的出版，进一步印证了“一方水土一方人” 的正确。尽管至今没有查到这句俗语的原创作者，仅是民间自古的流传，但其思想却远溯先秦春秋，古人早已察知山川水土，潜移默化塑造一地之人的性情、口音与风俗。且在先秦春秋的典籍中已寻到它的踪迹，尤其是水土风俗塑造人性的理念，是这句俗语的思想根基。

《管子·水地》云：各地水质不同，民众的性情、勇怯、善恶随之不同。管仲所言，是人、地、水土关系最经典的论述。

《汉书·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明确提出水土风气决定人的性格、口音。此话和“一方水土一方人”俗语的内核完全相通。

目前看，最早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书面引文中运用的、我们所能见到的是历经清代乾、嘉、道、咸年间的诗人、学者李光庭《乡言解颐·人部》一书。书中直接举例佐证此言：“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之俱化矣；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俱化矣。故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

而现代广为传播的，则是来自著名作家、画家、原河北省文联主席、原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梁斌的长篇小说《播火记》（1963版）。《播火记》的出版发行，直接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俗语家喻户晓。

（四）

由于方言的独特性，对于本地某些事物的称谓，也都是独特的，是有别于其它地方的，在胡学松《诸城方言》中已有详解并分为四篇二十一节十七类浩浩荡荡四十余万言。为了让读者更便捷地了解原著内容，我将其“人体部位名称”、“动物类“的鸟虫叫法、“ 情绪类”中的几个范例作为代表在此抄录，并以最简短的语言予以说明，作为阅读理解《诸城方言》的引导。

如，对人体某些部位的称谓：先说“额头”，诸城方言称为 “热来盖”，也称“页拉盖”“也拉盖”“页而盖”，读来通俗粗朴，实则是古语 “额颅盖” 的演变，是经过一代代口传发生的音变而来，其语义内核并未改变。“膝盖”，叫作 “膊拉盖”也称“波拉盖”“博力盖”“膊垄盖”“膊而盖”。多种叫法均指一处——“膝盖”，意为腿上突出的地方和有力量的地方，是诸城人的古老口头遗存，世代沿用至今。“牙龈”谓之曰 “牙花子”，以 “花” 描摹齿龈的形态，其比喻朴素而传神。“睫毛”则叫做“眼指毛”也称 “眼扎毛”“眼支毛”，寥寥三字，把“睫”毛丛生的样貌和动态勾勒出来，简洁又形象。这些词语虽未见于史上文人墨客的诗词华章，却蕴含着普通民众观察人体部位的直觉、聪慧、概括和地域文化。

对几个虫鸟的方言叫法，也满满地承载着诸城本土民众乡间生活独有的意趣。比如“知了”，是多地的俗称，其学名叫“蝉”，但诸城人却唤作 “借柳”“节溜”“捷溜”，摹拟“蝉”栖于树枝上鸣叫的声音，其读音清脆，也恰恰贴合夏日“蝉”之本物。而“蝉”未作“蝉蜕”时的幼虫，被称为“借柳龟”“节流龟”“节溜龟”，听名字，就知其如龟般会爬行。不但会爬行，还会爬树，猴会爬树，“节溜龟”又名“节溜猴”。诸城人也有称“知了龟”“知了猴”的，但不如“节溜龟”“节溜猴”叫起来顺口与普及。“借柳”之名，是因为柳树一般栽种在河沿，柳树下土壤湿润，易于“借柳”繁殖生长与爬树。再如“麻雀”，严格的学名应是“树麻雀”，诸城人不管这一套，偏偏叫做“鷐子”或“臣子”或“晨子”。诸城人把“麻雀”是分为两类的，一类为“坡鷐子”或“坡臣子”或“坡晨子”，另一类为“家鷐子” “家臣子”“家晨子”。事实也正相符合，第一类被称作“坡鷐子”名堂的“麻雀”，它们是生长在野外山间、草地、树林或庄稼地的，依捕食山岭、草地、树林、庄稼地里的昆虫、草种和庄稼颗粒谋生。被称作“家鷐子”等名堂的“麻雀”，因常年依附人居，庭院、檐下、房前屋后的树木等，是守着烟火人家的伴友，称谓中暗含“人雀相伴”的温情，那“家臣子”“家晨子”如同家中的臣子，又如同清晨叫醒服务的晨钟。一虫一鸟的称呼，折射出昨天到今天方言在人与自然朝夕相处中的日常。

在“情绪类”方言词汇中，更直接映照出诸城百姓世代间的生存状态，如形容人们的劳累疲乏，本地人说 “使得慌”“使傻了”，简短三字，道尽农耕时代终日躬耕劳作之后身体的困顿，如同累死状态。形容饥饿乏力，便说 “饥困”，也不单是指腹中无食，更兼身心俱疲的意思，两个字，便把肚里食物匮乏和辛勤劳作的双重感受概括十分到位。对铺张浪费糟蹋财物作践他人谓之 “害祸”或“祸坏”，即对某人浪费或糟蹋了粮食，便是“害祸”或“祸坏”了粮食，诬陷、嫁祸他人等，也在“害祸”范围，话语中带着劝诫与憎恨，藏着民间惜物、倡导节俭、与人为善的价值取向。在人面前张扬炫耀、狂妄自大，自吹自擂，往往会被斥之为 “烧包”，诙谐犀利，在诸城民间流传极广，一语传神。

（五）

尤为难得的是，学松在《诸城方言》成书过程中，没有把诸城方言笼统当作一个混沌的整体，而是留意到县境之内山形水势造成的语言分化。学松在书中虽未具体到某一乡镇社区，但诸城人只要细读《诸城方言》其中的词条。便可大体分开如皇华、桃林、桃园、石门一带山区乡镇，口音厚重沉缓；相州、昌城、辛兴、百尺河、石桥子等平原乡镇，语言则相对舒展；贾悦、枳沟以及过去的孟疃、马庄一带村镇，靠近沂蒙山区，深受其影响，与其它村镇有着明显的区别，使诸城方言格外多出了一份沂蒙山的味道。如皇华、桃林、桃园、石门一带山区乡镇，口音厚重沉缓；相州、昌城、辛兴、石桥子等平原乡镇，语言则相对舒展；贾悦、枳沟以及过去的孟疃、马庄一带乡镇，靠近沂蒙山区，深受其影响，与其它村镇有着明显的区别，使诸城方言格外多出了一份沂蒙山的味道。

山山水水的阻隔，就会带来语言口头表达上的差异与区别。胡学松特别注意了那些被人们极易忽略的细节，在书中尽可能予以标注，由此，《诸城方言》一书，使诸城方言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幅有起伏、有分区、有细节、有诠释的宏阔的语音地图。

《诸城方言》的出版，非一日之功，个中的艰辛和苦辣酸甜酸咸诸多滋味，只有作者胡学松知道。一句方言，并不是写下记下就了事，而是需要考证、取证、诠释、举例等等。我深知，方言成文已是很难，而成书则是难上加难。比如在历时两年的全国性方言大普查中，山东大学学子丁志坤撰写的《诸城话与标准语语音的系统比照》一文，就是用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方才完成的。丁志坤写的是一篇文章，篇幅小、字数少，充其量在2万字左右，与胡学松所著《诸城方言》的46万字相差甚远，其覆盖面以及深度与广度，都是没有可比性的，只能说明那篇文章的来之不易。但不能否认了丁志坤文在那个年代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中国历史上开展的第一次全国性方言大普查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疏通语脉、普及通用国语，规整民间语音体系，国家于1956 年启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方言大普查。这是一次划时代的覆盖绝大多数县域方言的庞大工程，由教育部、高等教育部联合颁文部署，以全国各县域为独立调查单元，组成专门队伍，耗时两年，遍访乡野，采录各地方言。此次普查，是以各地方言的声、调、韵为基本内容，以方言的系统梳理为核心，以厘清各地方言语音与标准国语的差异为脉络，以词汇与语法的分歧考据为辅，以在全民中推广普通话筑牢学理根基为目的，更是一场立足时代、普惠长远的基础性语言文脉的全方位集采与梳理工程。

这场举国范围的方言普查并非仅仅出于教育部门1956年3月的通知要求，而是在1956 年2月，国务院就下达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将全国县域方言的初步调查纳入了国家语言文字建设的整体布局之中，国务院明文指示“中科院会同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组织各地师范学院和大学语文系的力量，在 1956 年和 1957 年完成全国每一个县方言的初步调查工作”。

正是在国务院顶层设计的总体部署下，教育部与高等教育部联合颁行了《关于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指示》，细化调查的各项规程，一场遍历华夏县域、采录八方乡音的全国方言大普查就此全面铺开。

国务院把 “完成全国各县方言初步调查” 作为国家“推普”战略中的一项硬性任务确定下来，一场举国性的方言乡音采集，自上而下有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擘画蓝图，任务交由国家教育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各省市自治区的教育行政部门落地实施。彼时山东省的教育部门，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省教育厅负责具体筹划落实，方言普查这一项艰巨的语言乡村工程，便在全省展开。省里专门设立了山东省方言普查工作委员会，集结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三校学人，奔赴全省百余个县域，逐地采录方言土语乡音声韵。他们沉潜基层、接力深耕，足迹遍历山东百余处方言片区，遍及县乡阡陌，逐点采集原汁原味的本土方言素材。他们以田野村镇为书、以方言乡音为据，栉风沐雨，不辞辛苦，完成了全省方言点位的调研工作。调研收官之后，又经汇总梳理、勘误整编，著成《山东方言语音概况》，成为数十年来山东方言考据、语音研究不可或缺的奠基文献，为齐鲁地域方言语音文脉留存了极其珍贵的时代底稿。

潍水之畔的诸城，正被置于这一自上而下的战略部署之中，成为方言普查的县级调查点之一。作为诸城方言，亦在这场国家级方言普查中被系统收录、专项考据，成为昌潍大地方言研究的重要样本。青年学子丁志坤的那篇论文《诸城话与标准语语音的系统比照》，便是这一时代脉络下结出的有关诸城方言的一份果实。

在1956年那场举国范围的方言普查中，山东大学学生丁志坤是为调查成员（以我的猜测，他的老家可能就是诸城），他深耕诸城方言语音体系，所撰成的《诸城话与标准语语音的系统比照》一文，刊发在了《山东大学学生科学论文集》中。这是国内首篇专门研究诸城方言的学术文稿，它以规整的考据方式，对照梳理诸城方言语音与标准国语的差异，对诸城方言的独特性质给予了描述：“诸城方言有部分声母独具地域辨识度，使部分韵母与通用国语也存有很大差异。”

这份半个多世纪前的诸城方言普查文稿，忠实定格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诸城的部分方言乡音，比较清晰地留存了诸城独有的“咬舌子”的音韵和诸城方言特色，属于国家级普查方言的时代定位，与70年后胡学松的《诸城方言》遥相呼应，一文一书，一前一后，一粗一细，同源双照，双重考据，互为补充，程度不同地留存了诸城方言鲜活醇厚的烟火气息，保存了诸城地域文脉，是了解诸城方言、厘清诸城方言、运用诸城方言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