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汎森先生的《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我把傅斯年一生的主流思想归结为：反叛与回归。

反叛是时代赋予他的使命，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站在新旧时代转圜的风口浪尖，唯有砸碎旧文化的遮蔽才能在中国人顽固的头脑里放进所谓的新文化，才能给心气不足的中国注入时代赋予的正能量，改变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回归是童年时代祖父给他种下的忠孝节义，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谓的正统，是他愈到晚年愈在乱世愈要坚守的道德节操和士人风骨。

正如他一开始认同顾颉刚们的“疑古论”，后来特别是殷墟考古之后，坚决反对钱玄同和顾颉刚的疑古思想一样，是认识论规律化的深化过程，是主客观对照产生的自然结果。

一、改天换地时代中国学术救国的带头人。

新文化映照下的中国学人，有两位纯粹的理想化的“读书种子”似的先锋人物，一个是陈寅恪，一个是傅斯年。

陈寅恪历时十余年游学日本、美国、瑞士、法国、德国等国家，精通梵文、巴利文等十余种语言；傅斯年历时七年，游学英国、德国，研习实验心理学、物理学、比较历史语言学、统计学，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马赫（1838-1916）和皮尔森这样的实证主义者。

他们的共同理想是运用西方学术思想重建中国古代史，重建中国人的自信与荣光；他们都以求得真才实学以振兴中华学术为目的，都没有取得任何一科专业文凭。

傅斯年与陈寅恪在德国柏林相识并结成一生的友谊。陈寅恪后来成为大师中的大师，傅斯年成为中国新学术的奠基人和总设计师。

二、以安阳殷墟考古为基础构建学术独立的思想阵地，创建中国新学术界，胡适和傅斯年成为学术中心的领袖。

傅斯年早在1919年《新潮》的《发刊旨趣书》中就揭示了他的终极目的：有一天北大能以与西方大学相媲美的学术成就而列于世界大学之林，在中国建设一个学术至上的社会。

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也都希望按照法国模式建立一个不受政治干预的教育体系。北伐成功之后，中国第一个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建立。

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傅斯年和一批五四学生成功地在研究院建立了十三个研究所，其中史语所被一致认为是最有成绩的一个。这是中国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凤凰涅槃的策源地。

傅斯年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将他那个时代第一流的新学者集合在史语所。如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

1928年10月，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期上发表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这是一份最具系统的学术蓝图，设计了即将出现的历史研究。

他指出：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理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它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这种来源于西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凸显原始资料重要性并拓宽历史资料研究范围及获取方法的宣言，无疑是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切割书。从此具有新思维的新式学术，特别是田野调查开始走出书斋，走进以科学调查为主基调，以出土实物为根据的中国新学术界。

在他的指导下，史语所产生了一大批专业历史学家、历史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成为我们今天看来能望其项背而难以超越的大师。如历史组的陈寅恪、顾颉刚；语言组的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考古组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还有丁树声、丁邦新、徐中舒、夏鼐、吴金鼎、石璋如、高去寻、胡厚宣、张政烺、邓广铭、全汉升等一个个响当当的优秀学者。

安阳考古发掘的田野工作、实验室分析和对发掘结果的科学研究是史语所取得的对中国新学术有奠基意义的开创性成果。1937年，参与发掘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描述为“近年来亚洲研究领域最惊人的发现”，“中国的考古学一跃就赢得了一千年。”顾颉刚也说，这是学者第一次注意到史料可以通过挖掘获得。更重要的是安阳考古训练了一代中国考古学者，并为这一现代学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体制性遗产，成为中国现代考古的基石。

史语所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收购明清内阁档案。与时任教育部长的傅增湘不同，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的史料眼光别具现代性。傅斯年通过史语所收购150吨险些被当废品处理的明清内阁档案，整理编辑出《明实录》154卷，档案300多卷，使之成为研究明清历史的重要宝库。正如陈寅恪所说：“我辈史语所人重在档案中之史料，与彼辈异趣。我以为宝，彼以为无用之物也。”

三、傅斯年用文明多元起源论构筑中国新的古代史学说。

受到多元论和发生学的强烈影响，五四一代学者开始用变动不居和进化的眼光解释中国古代史的起源，其中傅斯年就是突出的代表。

第一，他拆散了一系相传的中国古代史架构，代之以不同族系并进的多元过程。

傅斯年提出的第一个学说是中国文明的多元起源论，直接挑战了延续几千年的“华夏”观。同时也质疑了传统的周文化中心论，他认为中国文明中心恰如希腊之于西方文明，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是东部沿海的夷和商。

他深信在中国有一个东方本土文化传统，这个来自东方的族群才是中国文化的渊源。证实他的这一学说的是1930年山东城子崖的重大考古发现--龙山文化。

1935年，傅斯年发表《夷夏东西说》。他提出，晋代以前中国只有东西之分，此后才有南北之别。地理分界被视为理解形成文化差异的关键。东西对峙成为三代历史背后的推动力。他指出空桑也就是现代的曲阜在远古是一个极重要的地方，这里是古夷人的大本营，少昊、后羿和商代的都城，也是主宰后世两千年的儒家思想的发源地。

傅斯年运用不同族群并进的观念一举击碎了三代是一个平安和谐世界的想象，揭示出三代本是一个充满纷争、阴谋和对抗的历史真相。

第二，他把被疑古运动击成碎片的中国古代史重新缀合在一起，形成新材料支撑的历史解释系统。

傅斯年相信，为适合儒家的典训，儒者通过弥合歧义与矛盾、伦理化一些“不道德”的叙述方式修改了古代文献。掩饰古史歧义的结果产生于后来的政治大一统年代，夷、夏、商、周各族群之间的血腥斗争被淡化隐去了。在这一过程中，汉代的刘向、刘歆父子是两个重要人物，他们扭曲并排除了许多材料。《禹贡》《论语》《孟子》《墨子》《管子》等经典著作都有人为编辑的痕迹。

但安阳考古的重大成果使他相信确实有过一种悠久的本土文化传统，可以解释先秦诸子的兴起和中国古代文化的悠久生命力。傅斯年的其他古代史研究也体现了将统一的体系化解为复线发展过程的特性。

傅斯年的《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讨论了周将殷本土殖民化的过程：周人的军事化殖民政策，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巩固其在中国东部与中部的势力范围。傅斯年通过研究发现，商文明比周更高级，更有生命力。

傅斯年对夷人研究的贡献相当大。在《论语》《左转》《谷梁传》《公羊传》《史记》中，夷人几乎是野蛮人的同义词，是傅斯年第一个提升夷人地位的史学家。著名考古学家邹衡表示，最近的考古发现山东基本上属于夷文化，这印证了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

傅斯年的最重要贡献，在于他将古代史复原为一个研究领域。他说，如果没有安阳的发掘：则十年前流行之说，如“殷文化甚低”、“尚在游牧时代”、“或不脱石器时代”、“《殷本纪》世系为伪造”等等见解，在今日仍在畅行中；持论者虽无以自明，反对者亦无术在正面指示其非是。差幸今日可略知“周因于殷礼”者如何，则“殷因于夏礼”者，不特不能断其必无，夏代之政治社会已演进至如何阶段，非本文所能试论，然夏后世一代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颇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最要一脉，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

由此，傅斯年重新回到古代学者尊重古代典籍文献一路，宣称：曾经被看成伪书的《左传》《国语》者实为东周第一宝书。其书虽在战国，其取材则渊源甚早，所举宪典话言或有沿自西周者矣。昔日的师尊密友钱玄同、顾颉刚主张的《古史辨》则成为他恣意嘲弄的对象。

四、传统的反动和回归。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对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扬弃，他们相信中华民族的积弱深深植根于它的主观思想、内省、消极、笼统、道德化和玄远神秘的思维定势。

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就是用“捉妖打鬼”的方式全面系统地重新评估中国传统的价值，其中冲破旧家庭束缚，发现道德背后的“吃人”，打破封建宗法制度，是五四一代的主要着力点。

傅斯年利用安阳考古材料发表的《性命古训辨证》，发现许多道德观念在现存商代材料中从未出现，心和性这些传统道德理念只是周朝中期之后才出现。这些考古发现证明，古代圣人并非生活在后世认为的一个道德时代，这对古代传统去神圣化去伦理化意义非凡。

傅斯年认为荀子是正统的思想家，是孔子道统的传人，而孟子则背离了真正的孔子遗教。主要原因是荀学是“外物之学”，特别强调征服自然就能走向“物学”，即建立在事物基础上的学问。后世如朱熹的“即物而穷其理”，是一种思想史上具有突破性的贡献。这些古代思想都与当下西方思潮相呼应，正是傅斯年想要拿来动摇中国传统文化“内本论”的历史根基，重新确立一种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比较健康、侧重即物穷理、积极努力和纪律约束的新文化传统。

但是，真正引领中国人看到希望的不是傅斯年的新文化，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五阶段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对中国过去的绝望转变为希望的最有力的系统理论。中国共产党正是运用这一理论和中国实际与这一理论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带领中国人民走出黑暗的深渊，走向光明的未来。

安阳考古调查证明：中国历史远比人们想象的要长远的多，这些新发现鼓舞着中国人为自身拥有的悠久辉煌的民族历史而骄傲。

从1930年代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也让中国的典籍重新赢得了尊重和信任，特别是九一八之后面临着亡国灭种危险的中国人更需要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于是，政治需要迅速淹没了五四运动的文化理想。中国大地上四处燃烧的战火凝聚成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升华了中国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

傅斯年建议成立的西南联大成为战争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教育机构。在这八年里，傅斯年既担任史语所所长，也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八年里，他因攻击两位行政院长孔祥熙与宋子文并促使他们下台而赢得“傅大炮”的绰号。傅斯年由此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清流”代表，也是公众知识分子清廉代表。

1949年1月，傅斯年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正如王汎森先生所说：在台湾，傅斯年以台大校长著称，远胜于一位历史学家。直到今天，在台达的任何一项民意调查中，他仍然是最值得纪念的人物。

在这里，傅斯年实现了其人生向传统回归的鲜明特点。1949年，他要求台达一年级新生读《孟子》，并设立一个“孟子心得奖”。这种变化可与1917年他转向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是一个五四心灵人生历程的另一个里程碑。

与傅斯年相连接的是胡适，他在任中国驻美大使时给傅斯年一封信中说：“我想老兄还是读读山东土产《论语》《孟子》”，“想想那‘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怨天，不尤人’的通情达理，近乎人情的风度......或更可以减低几十度血压。”“这不是笑话，是我近年体念得来的一个感想。孔子的伟大正在平平无奇，却又实在近情近理。近来读《孟子》，也觉得此公可爱。中国两千多年的士大夫风度，其中比较积极，比较有作为的，都是受《论语》《孟子》的好影响。”

可能是年龄的原因，也可能是经历世事坎坷的原因，1941年以后的傅斯年在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之后，明显地回归中国道德传统。特别是当国家处于危机时刻，傅斯年让学生读《孟子》以培养他们的道德勇气，对一个坚定的新文化运动支持者而言，这是非同寻常的变化。

在五四时期，傅斯年相信传统文化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摧毁；1949年，他却说新文化运动和“全盘西化”走不通。他认为：“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必定不会泯灭......现在世界上一脉相承的文明古国，只有中国了......所以中国现在实在是非白种人的文化担负者......我们要看清我们的面孔，想到我们的祖先，怀念我们的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所以也并抹杀不了。”

最终，有一颗爱憎分明的中国心的傅斯年，在时代的剧烈淘铸下成为了一个典型的西方自由主义者。

他是时代风潮的产物，也是中国这片大地的产物，是中国现代化转型期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