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穷乡僻壤的绿草荡边，淮安县管圩初级小学是我70年前的启蒙教育学校。

淮安东南隅有个方圆百里的绿草荡，在它的西陲隐藏在芦苇丛中有一个古老的村落。村南叫高家社，村北称管圩，后来统称高社村。数百年来村庄周围是“水屯子”，夏天四周总是白茫茫一片汪洋。从远处眺望像停泊在大海里的航母。当年该村有400来户，近2000口人（现已发展到670户，3000多口人）。都是14世纪朱明王朝“洪武赶散”，从苏州阊门（移民的遣发站）落荒逃难，后经百年开发、垦殖而定居到这片湖荡沼泽的几个土墩上。明清时代，此处几近蛮荒，直到民国和解放初全村文盲率还高达99%以上。七八个自然茅草墩上每个庄上有一两个认得字的就是了不起的“大文人”了。村里租赁、买卖房屋、土地、借贷、婚姻等文书契约，当事人要签字只能在姓名下方画“十”字或按手印。春节写对联成了村里人的一件大事，贴对联多数人分不清上下联，还时有把字贴倒了。很多文盲的笑话流传几十年。至于逃荒到上海外滩十六浦，南京上新河去的少数村民通个信比现在用英语写信还难。村里写信的人凤毛麟角，如果死了人南北通信皆把信封火烧一角为特别标记。村民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或找“仙姑”、巫婆治。这类文盲愚昧的悲凉故事，我记忆犹新。

文盲导致愚昧，水患加之生产力原始，贫困像魔鬼死死缠住绿草荡里的高社村民。

治穷先治愚，治愚唯一途径是读书教育。解放后，高舍村这个草窝里的村庄建立了一座文明的灯塔——淮安县管圩初级小学（1—4年级）。“初小”及“完小”4年和6年，都是按照民国12年（1924）《任戍学制》规定的修业年限（《淮安市志》）。

管圩初小，民国37年（1948）底抗日民主政府时就创办了，为民办，陈士林任教师兼负责人。一年后增加了本村教师胡玉广。两人苦心经管管圩初小，取代了前后庄的私塾。

管圩初小，开始只有十几个学生，年龄由十岁到十六七岁的，参差不等。村里小孩很少有七八岁“开蒙”入学的。校址几经易地，先在现在的十六生产组管圩庄，故校名为淮安县管圩初级小学。后迁到现在的十二组贺国富家，最后定居到现在的八组贺寿山家，都是借用破旧的民宅。由于教室紧张，学生增加到二三十个，都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不分年级。1948年底到1950年初，孩子小的，由陈老师写的字块让其读；后来用新中国教育部统发教材。

由于水乡沼泽地交通不便，小学生大部分都不能按时上课，缺席迟到是常事。汛期发水时，各庄周边小路全淹入水中，家长用小木船把学生送到有路走的地方去学校。我家庄子叫后高舍，只有一条穿越于芦苇丛中的羊肠小道通往学校。秋天上学，走这条小路，边走边要用手拨开芦苇进入“条龙堆”去学校。到学校要经过几道木桥，其中有两座为独木桥。夏天独木桥被水冲走了，都是靠小木船往来，或蹚水去上学。

我入学是1953年秋季，时年已九周岁，学习科目有国家教育部统一规定的阅读（语文）、写字、写话（作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等。阅读（语文）上学期第一课是“开学了”三个字，第二课是“学校里同学很多”七个字，全是繁体字。其时已有教室两间了。尚无四年级设置。一、二年级和三年级各在一个教室上课。一、二年级仍然混合听讲。学桌七拼八凑，七零八落、高低不等。凳子自带。到1956年，管圩初小增加了自建的两间草房教室，这样四个年级就都可独立分班上课了。学桌由学生脱土坯自垒土台。两个土台有一定间距，在邻近的两个土台上由我们学生自带的树棍、木板等放在上面做支架，然后在支架上铺一层土坯，在土坯上涂上厚厚的垒灶台的石灰膏，磨平干后当学桌，比原来的学桌高级多了。我读三、四年级时才开始上《自然》《音乐》《图画》课目。1955年有了《手工劳动》课，语文教学由淮安方言向国语过渡。实际上就是汉语拼音。例如“北（běi)京”过去我们一直读“北 （Bo）京”。到高小时才学汉语拼音，讲普通话。在家里讲普通话，大人会讥笑：“上几天洋学堂，说话南腔北调，充洋相了。”这使我明白了普通话是什么回事，心里有了对“国家”和“乡土”的模糊理解。课本上的繁体字逐步也由简化字取代。

三年级前，写字用水板、毛笔。这些文具都是车桥区陈河镇上一个穿长衫的任姓老者用布做成的“搭裢”背来学校卖的。他的“褡裢”里有毛笔、黑墨、砚台、水板、仿纸、仿箍、研墨加水的小瓷盂等。我们都称他叫任大先生。水板一面方格大，可以临写大字，另一面小方格可以作文。水板作业，方便涂改，但易模糊。交给老师作业，一个班级总是一大摞水板。当时因磨墨和习惯用嘴润湿毛笔，手指、嘴唇上常沾上黑墨。嘴唇上墨多，村里老人还夸奖这孩子“吃字”、聪明。后来有了钢笔，纸质“练习簿”替代了水板。那时无铅笔。作文在高小前一直称“写话”。

我们的书包清一色都是由一块二三尺见方的布裹着书本文具留两个对角打结背到左臂上的。

管圩初小，到了1955年以后，教师增加到6位。胡玉广调走，有陈士林、蒋立元、刘井民、叶书华、张一魁、薛老师（忘了名），刘井民兼任校长。

别看学校房屋学桌简陋，但老师教学十分认真。他们奉行《三字经》上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格言。这些老师民国时期大都做过塾师，习惯了“一对一”教书法，都有一颗“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诚心、虔心教我们小学生。他们的毛笔字和在黑板上，作业本上留下的字迹古韵飘洒，说明他们都是临过帖的老书底，让我惊叹不已，有些墨迹，至今在我的《家庭档案》中像周鼎夏彝收藏着。县乡教育主管部门很重视各校教学质量，经常派“师导组”成员来管圩初小“督学”。他们来时，一般不让学生知晓。检、阅学生作业。在上课时，静悄悄地坐在教室后面一边听课一边静观学生举止。老师对我们小学生期望值很高，苦口婆心教学。他们深知读书对寒门学子是何等意义。因务农有学生缺席，老师晚上上门去请。当年学生人人都上得起学，多数免缴学费。即使不免费入学的同学，一学期缴费也仅是三五毛钱。学生永远是良莠不齐，优等生每班也只是三五人，这是我读书多年的认知，难怪孔夫子“三千徒弟子，七十二贤人。”

在上自然课时。有次上地平线这课，刘井民老师特地把我们带到旷野中，边讲边让我们观察远方的地平线。音乐、图画（美术）老师奇缺。上图画课，有一次学画人头像，蒋立元老师示范，带一只大碗，盖在黑板上描画了一个大圆圈，然后在这个圆圈中加上眉眼鼻口耳。我们学画头像，也依样画葫芦。手工劳动课，有剪纸、塑泥小人等。

从办学伊始到1954年前后，老师一日三餐都到学生家中吃派饭，叫“供饭制”。我们绿草荡人家虽然穷到有人家吞糠咽菜，但是老师派饭时都是尽力做点好的给老师吃。湖荡人家首先鱼虾不成问题。就是买不起肉，炒点鸡蛋，烧豆腐白菜还是可以的。不过老师到我家派饭时，都是兴高采烈。我的父亲十分重视子女读书，他的座右铭是“养儿不读书，恰如养窝猪。”家父牢记祖训，“教子孙耕读两行，守祖宗清白二字。”所以老师到我家，父母总是千方百计做出六七样菜招待。上世纪五十年代前中期我家种田又养群鸭，小有收入，老师可以吃到肉。有一次陈士林老师在我家吃派饭时，摸着我的头，对我父亲说：“这孩子，今后只要不学‘塌’，肯定有希望。”这句话和教学无关，但它影响了我一生，给了我一种神奇的暗示力量，照亮了我读书进取的心。

到了我们上高小（五、六年级）时，必须走出草窝到“大地方”去读了。我的内心好像有了一种觉醒，开始重新打量现实生活，对现实产生了一种疏离感，知道自己会到远方去求学，去看“更大”的世界了。毗邻绿草荡南，北、西各有高小。我家因靠近施河区庄河高小。我们南片九个同学由蒋立元老师于1957年7月的某天，带到庄河小学升学考试。上下午就考语文、算术各一门。没有一个家长陪护。中午包括带考的蒋立元老师都是自带的元麦面饼，黑黝黝的。到农家要点开水就饼。南片去庄河小学参考的九人只录取了我和俞从和、郝名露三人。管圩初小，其他成绩好的同学分别去了花巷、蒋桥小学读高小了。虽然年龄相差六七岁，但毕竟有十几人读到高小，当时对绿草荡里的人家来说，就是“秀才”了。高小毕业生，响当当的牌子。劳燕分飞，我们这一届和前后历届管圩初小毕业的后生们陆续走出了草窝，犹如山区的孩子走出了大山，在绿草荡里淮安县管圩初级小学这座灯塔指引下，走向光明的前程。也有不少有天赋的同学初小毕业后，因种种原因辍学务农，怪可惜的。

管圩初级小学，到了上世纪60年代成为完全小学，改名为淮安县高舍小学，逐渐由茅草房教舍改为砖瓦房。教师发展到十多人。上面主管教育部门派过吴作强一个公办老师来过，不到一年即走。其余教师全是本地耕读小学教师，大多是初中毕业学历（1968年前后，也有南京知青几个人，任过临时教师）。他们由十几元工资待遇，农民性质熬起，到了邓小平厚泽知识分子一系列政策落实后，经过考试、考核，绝大多数人终于熬成了数千元工资待遇的公办教师。这批老师有吉和志、范文灿、范长政、乐树友、芦成和、郝艳梅、朱华莹、胡维友、李春琴、贺忠发等十几位，他们把几十年的青春年华献给了高舍村民。这些园丁和过去开创水乡教育先河的陈士林、蒋立元、刘井民、胡玉广等老一辈灵魂工程师们殚精竭虑，栉风沐雨，呕心沥血地为高舍村民文化普及，文明普照，做出了历史的贡献。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世上多一所学校，就少一座监狱。”极为形象地阐述了学校教育对人类灵魂塑修的重要性。一个民族的兴盛，一个国家的复兴有许多方法，而以教育、读书为本是延续民族、繁荣国家的主流。文化从国家民族层面上讲既是人类社会在过去时间内发展进化的成果，也是孕育国家民族辉煌未来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说：“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对我们草窝里的高舍村民来说，要彻底摆脱愚昧、贫困，没有文化的兴盛和积极引领，只能是苍白无力的空喊口号而已。

淮安县管圩初级小学，以至后来的高舍小学，这座绿草荡里的灯塔在高舍村是座丰碑，是一株蒲公英。随着国家振兴的春风吹拂，向全国各地播撒了种子，生根发芽。有的考进中专、大学，毕业后他们在祖国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经济建设诸多岗位上发光发热，有的成就斐然，例如淮安区文化馆现任馆长吉凤山同志就是高舍小学皎皎者的典型。“农家出才子”，他的文学创作，书法作品在淮安市、区文化界有位置，江苏省也小有名气。“长江后浪推前浪，浮世新人换旧人”。这些草窝里飞出的金凤凰本来都是管圩初小到高舍小学这个文化孵化器中出来的小鸟，也许会：“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这些有文化的高舍后生将来都是高舍村文化、文明的播种机。高舍村有了文化的曙光，这片古老的湖滩成为希望的田野，跟上时代前进的车轮，永远摆脱了那不堪回首的贫穷落后的旧貌，在共产党领导下，步入小康的金光大道。我永远忘不了淮安县管圩初级小学——这个绿草荡里的文化摇篮。敬畏之心，感恩之德，是农民的天性。我骨子里永远是农民。没有管圩初小的四年教育，也就没有我今天的阳光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