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乱世，礼崩乐坏，民不聊生。对于普通人来说，在乱世中保全性命都是奢望。平民出身的冯道，在朝代更替频繁、武夫争权夺利、血肉横飞的五代中，先后历经大唐末、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六朝，为官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做了六个皇帝的宰相，居高官而屹立不倒，自诩为长乐老，直至寿终正寝，确实耐人深思与回味。

出道

冯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现在大致河北沧州一带。冯道出身绝非名门望族，旧五代史书载“其先为农为儒，不恒其业”。由此可以分析，冯道的祖先是有点文化的人家，祖辈们未能始终坚持教书为生，估计是几辈人教书与从事农业生产交替进行，有学生便教书，没有学生便从事农业生产。冯道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并跟着长辈们学习文化。

唐代的河北，地位有着特殊性，安禄山在此造反起兵，从此帝国为了安定，做出妥协，便让这个地方获得特殊待遇，一是不再向中央交赋税，二是节度使自行产生。由于地处北方，与少数民族地区往来频繁，胡化较为严重。尽管这里的读书人也参加全国统一科举考试，但是考中进士的人并不多。冯道家中长辈们，虽学习文化，但是没有求功名者的记载。冯道跟随长辈学习文化的背景，让冯道的学习类似于当今自学成才者，刻苦用功，不为科举功名而学，在自然中舞文弄墨，练得一手好文章。冯道没有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记录，但这种不为科举取得的知识，对其日后成功却起到了极大帮助。

冯道少年时，河北兵变频繁，适逢节度使刘仁恭招募兵丁千人平叛。此时的冯家人应当认识刘仁恭，加之在当时读书识字的人不多，家人为冯道铺路，得以在刘仁恭手下当差。

公元907年，冯道25岁，在卢州节度使刘守光手下做了幽州椽。卢州节度使的治所在幽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幽州椽并非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仅是节度使手下的幕僚，节度使自己聘用，工资由地方发放，相当于编外聘用人员。这个职务，可以称作参事、参军，属于主帅的参谋人员，主要参议军务文书、出主意、草拟文稿、随同参议大事。这个职位不高，属于军中低级干部，然而正是在这个职位上，认识了同为参军的韩延徽、龙敏、孙鹤三位才华出众的同龄人，实属冯道一生的幸事。特别是韩延徽，后来成为契丹耶律阿保机的智囊，官至政事令，为汉人中枢最高文官，相当于我们常说的宰相，帮助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不仅完成以游牧为主民族的划时代变革，而且确保了边疆安宁，让逃避战乱的汉人在胡地安家立业。

刘守光为刘仁恭的儿子。这爷俩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都配得上“人渣”二字。且不说刘仁恭得势后，大建豪华宫殿，敛财供自己吃喝玩乐，就凭其当年有大恩于他的李克用在向其借兵时，竟然严辞拒绝，后来被李克用临死之时，送给儿子李存勖三支箭，以解决其死后的三个遗愿，其中一支就是杀掉刘仁恭。

有其父必有其子，刘守光因为睡了老子刘仁恭的美妾罗氏，被刘仁恭狠揍了一顿。儿子怀恨老子。刘守光攻伐父亲刘仁恭，并将刘仁恭软禁起来。这些劣迹，似乎还不能说明刘守光劣迹斑斑，臭名昭著。刘仁恭另一儿子刘守文为救父，借契丹兵进攻刘守光，激烈火拼之际，刘守文提出不要伤了其弟刘守光，然而刘守光却没人性地将刘守文杀掉了。刘守光可谓是世间恶魔般地存在，就是这么一位为人所不齿的小人，对于冯道的出道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911年，刘守光欲出兵中山，冯道谏言缓伐，激怒了刘守光，将其下狱，29岁的冯道在狱中的生活怎么样，又是怎么被放出来的，史书没有记载。这段狱中的经历，却让冯道认清了暴君的丑态，认清了时局，避免了像孙鹤那样，被刘守光残忍杀害并食其肉的悲惨下场。逃离了刘守光的冯道，投奔了河东节度使李存勖，受到李存勖监军张承业的器重，由此开启了冯道的仕途之路。

冯道出道，并非无缘无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好学能文”。有知识有文化，这一点对于那个时代十分重要。别说是唐末动乱年间，就是离我们最近的解放初期，农村识文断字的人也不多，像冯道这样一位喜爱学习，文笔好的年轻人进入部队，一般来讲，极易崭露头角，正是如此，才会在部队有了互相欣赏、情趣相投的才子朋友，靠着自己的才学，获得上司的关注，才有了向刘守光谏言的机会，并在后续的转袭中，不断获得赏识与举荐。其二是结交良友。史载冯道“少纯厚”，纯朴厚道的人格魅力，在哪里都是受欢迎的人。以此推论，冯道不仅结识了与之志同道合的文友，更重要的是也吸引了周围人好感。不少人对其出狱的境况猜测，应当得益于自己在军中结识的好友，并受到周围朋友的帮助，才得以脱逃。其三，爱思考，重实务。出狱的冯道，可以有多种选择，完全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也可以就近投奔一些官员做幕僚，这一点并没有记载。但有一点值得肯定，此时冯道，已不再是初入军营的菜鸟，甚至已经是分析天下大势的智者，正是因为其大智慧，在狱中，分析自己因言入狱的原因，并从中吸取教训。在人生转折处，冯道超出常人思维，没有一时冲动，更没有随波逐流，在人生转折路口，表现出沉着冷静，抉择果断，义无反顾去了太原，投奔自己认为可投的名主李存勖。正如柳青说过的一句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冯道出道的种种表现，无疑是个人成功的范本——学识、人品、时务、果敢。

入道

太原是河东节度使李存勖的治所，李存勖的祖先为沙陀族酋长，本姓朱邪，投奔大唐后，被唐朝赐姓李氏，世代为朝庭命官。李存勖可谓出身官宦，更看重前唐的故吏或是有科举功名者，对于冯道这类既没有功名，又没有名门望族身份的人，估计不会被李存勖看上眼。

历史偏偏就是那么巧合，当时负责接待投奔者的人是张承业。张承业也是历史上的名宦。提及唐朝末期的宦官群体，可谓声名狼藉。唐朝末年帝王更替，似乎都离不开宦官的身影，宦官专权的现象极为严重，导致朝政紊乱，政令失序，赏罚不公，吏治腐败，君臣离心，成为大唐王朝走向崩溃的最重要原因。世间有“出污泥而不染”之说，张承业可谓宦官群体中的浊世清流，涅而不缁者。

安史之乱后，唐朝为防范节度使及领军的将领，派宦官到节度使或部队行营中派出宦官做监军，随着唐朝中央权力的转移，这些派去的监军的职能由监督转成了协作关系。由于张承业的才干突出，为人正直，与李克用关系融洽，逐渐变成了李克用的心腹助手。即便是903年，宰相崔胤勾结朱温击败宦官一党，诛杀朝庭内外宦官时，李克用以罪犯的首级替下了张承业，让张承业得以保命，继续听命于帐下。

李克用在去世前，将自己的23岁的儿子李存勖托付给弟李克宁与69岁的张承业，可想而知，张承业在李家的地位相当显赫。因为李克用的义子较多，加之各位义子功劳颇大，李克宁在其他人的挑唆下，生了异心，设计准备干掉李存勖，取而代之。危急之际，消息走漏，李存勖母子找到张承业求助，张承业临危不乱，果断出手，斩除了李克宁及挑唆者，执掌大权的李存勖感恩于张承业，不仅尊其为兄长，还将内政大权交给张承业打理，除此之外，还将网络人才的重任交到张承业手上。

张承业不负从望，不仅将内政打理得让李存勖放心，在接纳人才方面，张承业也是十分称职的。张承业眼中的人才，看重的是实际才干，而非贵族或进士招牌，由于自身出身贫贱，张承业甚至有些排斥士族。来到太原的冯道，没有见到李存勖，却受到张承业的热情接待。也许是冯道的言谈举止与学识打动了张承业，初来的冯道倍受张承业器重。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张承业身边有一位名叫周玄豹的相面术士，深得张承业的信任，冯道的到来，让这位术士倍感压力，在张承业面前抵毁冯道“冯生无前程，公不可过用”。此言却遭到李存勖的掌书记卢质的反对，并称冯道状貌酷似唐朝名相杜黄裳，绝对是大才。从卢质的话，可以想象，冯道的长相与举止，绝非一般人可比。周玄豹与卢质比起来，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李克宁图谋不轨时，是卢质与张承业联手共同搞定，卢质在李存勖心中，绝对举足轻重，以致后来李存勖坐上帝王时，欲封其为相，因卢质推辞，不恋权力，才未拜相。有张承业与卢质这样两位重量级的人物举荐，李存勖自然也是另眼相看，冯道很快便当上了李存勖的掌书记。这个职位虽然官级不高，却是身居要职，私人幕僚，相当于机要秘书长，专管机要文书，参与机密谋划，属于主帅的心腹。这个位置为后来拜相创造了条件。

再好的良驹，若不遇伯乐，难成千里马。冯道的选择没有错。在刘守光这样的暴徒眼中，一句谏言，便能罪当入狱。初逢张承业，便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让冯道倍感受宠若惊。不仅如此，当别人提出质疑时，还会有卢质这样的高人为之正言。人生旅途中，遇到贵人实属不易，遇到两位贵人，那简直就是万幸。从这里可以认定，乱世中的冯道，在自己果敢定位，认准方向的基础上，靠学识与谈吐开道，赢得贵人相助，敲开了通向另一道人生世界的大门。

守道

人常说“高处不胜寒”，更何况在五代这样一个武夫当道、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弱肉强食的时代，稍有不慎，便会死无葬身之地。然而冯道在朝代帝王更替间，为何能频受推宠呢？难道仅得益于其渊博学识，或是位高权重吗？细探究竟，我们不难发现，段凝、赵岩、孔谦、郭崇韬、杜重威、苏逢吉等一大批权臣，居官时无不权倾朝野，同时又都有一个共性，对钱财贪得无厌，或对权力不忍放手，最后无一能保全自己，更有甚者，全家被诛。

冯道出身于民，自幼粗茶淡饭，衣着简朴，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吃穿而感到羞愧，年少时，除了背米侍奉父母外，便是吟诵诗词，即便是遇到恶劣天气，也会安然平静地读书。可以想见，年少的冯道，生活恬淡，心态泰然。

自古以来，很多出身农家的学子，一旦入仕，便随着自己社会地位的变化，心态会发生质的变化，贪图享受之心也会潜滋暗长。按理说，乱世中脱离法律道德的束缚，在那种自由的环境里沾染上诸多恶习者，随处可见。

冯道与众不同。在其享受厚禄之时，依然俭朴随行。随军征战的路途中，饮食起居与随从仆人没有什么两样，从不讲究排场。不仅住草棚，而且不睡床铺，把干草铺地当席，和衣而卧；自己领到的俸禄，也不独揣腰包，交给随从与仆人一起花，与大家吃一样的伙食，乐此不疲，毫不介意。在享乐方面，自我约束力更强。乱世中由于没有法度，纪律松驰，军士们自然没有多少顾忌，打家劫舍已成家常便饭，顺手抢来民女发泄兽欲，也是常有的事，作为掌书记的冯道，没有权力管理别人，但是对于自己，却是严以律己。他不但不会参与这些打家劫舍的勾当，而且常有人将抢来的美女送给他，他一概推辞，对于实在推辞不掉的，就另外找草棚养着，为女人找到家后，再亲自将其送回家。一个人能在这样的环境下，依然保持着这种高风亮节，没有高超的定力，心中没有对道德尺度的严格把控，是绝对难以坚守本心的。

冯道父亲去世，在朝中已担任翰林学士的冯道回家守孝，服丧期间，恰逢大饥荒之年，冯道倾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草屋中，亲自耕种土地，收获庄稼，背材生火做饭。当看到邻人没有能力耕种而荒芜的田地时，还借着夜幕悄悄地跑到地里，帮着耕种打理。主人登门致谢，他却笑着挥手，表示这没有什么值得感谢的地方。对于地方官的馈赠，一概拒之门外。正如冯道在老年时写的《长乐老自叙》中提及的信条一样：对下不欺于地，对中不欺于人，对上不欺于天，贫贱、显贵都一样，壮年、老年依旧如此，侍奉长辈、君主，体恤旁人，坚守立身之道。

冯道这种坚守本分的原则，在古今历史上都是应当推崇的，正是基于此，仅从冯道的个人品德来看，是无可非议的。有人也许会说冯道是为了政治目的作秀，但冯道的所作所为，与历史上那些有政治野心的人有极大不同。有政治野惦的人，在没有得势前伪装成大善人，一旦得势，但会露出狰狞的嘴脸，或是继续以伪善示人，手段拙劣，最后成为历史的笑柄。假如冯道是这种人，朝代更替中，那些凭借武力取得帝位的开国之君，又如何看得上冯道去装点门面呢？

冯道一生，廉洁奉公，即便是对冯道贬斥为“无廉耻者”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对于冯道坚守善人的本分也没有否定。正是这种克己奉公的精神，才让冯道得以长乐而不倒。

厚道

厚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个人若是在地位低微时厚道，微不足道，一旦身居高位，还能依然保持着这种美德，尤为难得。冯道做到了，当其身居高位时，对于“厚道”二字的诠释，堪称楷模。

冯道做上掌书记，朝内不少官宦子弟，对于这样一位从小地方走出来、没有功名的寒门子弟当上掌书记极为不服，多有怨言，甚至有当时任工部侍郎的任赞当面进行讥讽。同班退朝后，当着众多官员，对跟随在后面的冯道进行嘲笑：看你冯道，要是急走起来，一定会从怀中掉下《兔园册》来！这里的《兔园册》相当于当下选了很多古代优秀文章的大众读本，因为公众所藏图书，又极为普通普遍，为士大夫所不齿。任赞以此来挖苦冯道未见过世面，小地方的人只见过这本书，没有机会接触更高深的学问。尽管后来冯道对于任赞的不当行为进行了回怼，当众的羞辱却是抹杀不了的。

时隔几年后，冯道做上了宰相，大权在握，适逢发生了太子谋反事件。后唐明宗病重，无力理政，冯道与众大臣面临着发落被太子诛连官员的问题，其中就涉及到任赞。此时的冯道力排众议，以任赞与太子没有旧交，跟太子才一个月为由，救下了任赞。同时还阐述其他原因救下了一干人的性命。

与冯道同朝为官的史圭，曾对冯道因公干预史圭拟授的官员，引发史圭大怒，并竭尽全力地与冯道争论，冯道显示出极度不满。后来史圭因朝中重臣安重诲出事被免官。后来冯道力举其出任刑部侍郎，重新出道的史圭深知冯道的肚量远非自己所能比拟的。

五代是一个武夫当道的时代，当上枢密使的刘处让，在酒醉之际，特意跑到中书省，当着冯道、赵莹等一班重臣的面，抵毁诸位，并直指冯道，大家表示出不满，唯有冯道笑面不答，淡然处之，不加报复，并未追责于刘处让。

正是冯道的厚道，宽广的胸怀，引发同朝为官者发自内心的尊重，在那个宫廷争斗不止的年代，私敌极少，朝代更替中，从没有在后朝对前朝清算中给自己惹上麻烦。善待、容忍、不计前嫌的敦厚，不算计同僚，让冯道得以于乱世中保全自己，并长命于终老。

讲道

一个人之所以受人推崇，重要的看其所做所为，目的是什么？在中国人的历史观里，忠君是封建王朝体制下倍受古文人高赞的行为。对此，我们难以苛求古人，但用唯物史观来看，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才是最值得称道的。

五代的大环境下，尽管朝代在更替，君王变幻，但江山依然是中原那片土地，人民依然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老百姓，此时若是谈论效忠于王朝或君王，简直就是强人所难。此时若为了低层穷苦百姓，更体现出自己道德的高尚。在冯道的世界里，不管是杀戮、战乱、你死我活的斗争，还是短暂的和平环境，始终坚持以老百姓的存活为出发点，尽量多争取一点点公平与道义。

前面讲过辞官回乡守孝的冯道，救助乡邻，是平民出身的冯道心里装着老百姓的表现，但身居高位的冯道，更是始终心系苍生，心里一直装着的是穷苦百姓。

宰相这个位置，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帝王讲道。冯道第一次坐上这个位置，恰是后唐的第二位帝王唐明宗李嗣源登上大位之时。李嗣源是后唐开国帝王李存勖的干哥哥，年长李存勖18岁，将才军功均不低于李存勖，但李存勖为李克用的亲生儿子，自然接替了李克用的爵位，并在其努力下，登上帝位。李嗣源不仅一直忠心耿耿于李存勖，其人城府极深，始终为人低调，极少涉政与进言。李存勖在位时，曾赐了三个免死铁券，其他两位郭崇韬与朱友谦不仅被杀，而且落得满门抄斩，只有李嗣源善保其身。唐明宗李嗣源在位的七年，是五代史中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的小阳春，这一方面得益于明宗开明，另一方面更获益于冯道的讲道。

李嗣源在朝为官期间，就一直在仔细观察着朝臣，也正是基于此，登基帝王宝座后，便拜相冯道，足能说明身为掌书记的冯道是一位十分称职的官员。冯道为李嗣源讲道，史书上留下许多佳话。据旧五代史记载，明宗称帝后，连年丰收，中原比较安定，渐露国富民丰的盛世景象。冯道便向明宗讲自己出使中山的故事：经过井径天险，手握缰绳，小心翼翼，唯恐有点闪失，到了平原地面，便放下心来，觉得平地安全，没有什么顾虑，结果突然从马上颠下来，受了伤！以此告诫李嗣源：在危险的地方因考虑周全获得安全，越是处于安全的环境，越不能放松警惕而引发意想不到的祸患，现在丰收，没有战事，更不能纵情享乐啊！当明宗问他：丰收后的百姓是不是就有了保障？冯道以“谷贵伤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回应，同时向明宗推荐了《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明宗抄下这首诗，经常自己诵读。

还有一次，临河县献上一只刻着“国宝万岁杯”的玉杯，明宗对杯子很喜欢，拿给冯道看，冯道劝“此前世有形之宝尔，王者固有无形之宝也！”明宗问为什么，冯道回“仁义者，帝王之宝也”，并围绕着这一主题，说了一通仁义的道理。

冯道与明宗讲道，还不止这些，可以想见，明宗之所以执政清明，成为一代明君，与冯道的讲道是密不可分的。

为道

历史上最让人诟病的契丹儿皇帝石敬瑭，因为其登上帝位不仅缺少合法性，而且为世人所唾弃，石敬瑭也自知理亏，急需要找一位壮门面的宰相，帮助他支撑帝国的大厦。石敬瑭也是有心之人，与冯道共事期间，观察冯道的时间更长，对冯道的认可度绝对高于当时任何一位官员。冯道没有参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卖国勾当，算不上石敬瑭的建国功臣，然而石敬瑭做了帝王，不仅拜相冯道，而且因没有设枢密院，而让宰相冯道兼具枢密使的职权，绝对是一个实打实的权力中枢。

跟定名声不好的人当差，本人的名声也便被污化，这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在此期间，冯道还担上一个让后人谩骂的理由——受石敬瑭委派，出使契丹。先看一下让冯道出使契丹的理由。其一是冯道早年的好友韩延徽恰在契丹做官，其二是在冯道守孝期间，还发生过一场契丹强行把冯道掳往契丹，恰逢边境守军有戒备，而躲过一劫的事情。两个理由都充分说明在出使契丹前，冯道的声望已在契丹高层传播开来。

冯道在契丹期间，尽管没有见到其好友韩延徽，但依然受到契丹主的高度重视，以致想将冯道留在契丹，此时的冯道回朝心切，却始终未表现出来，即便是契丹欲放其回朝，冯道还假意推辞，特别是回去的路上，冯道使用故意拖延之计，让契丹对其返回没有丝毫防备，顺利得以返回。

全面分析冯道的这次出使，应当不难看出，冯道出使契丹，是为了和睦两国关系，为了边防安宁，减少老百姓死伤，与石敬瑭的卖国贼行径是有根本区别的。特别是后晋少主石重贵将冯道外放，对抗契丹，当契丹攻下京师，招冯道入京，戎王因从容问：天下百姓，何以为救？冯道答：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也正是这段脍炙人口的对话，挽救了无数京城士大夫与百姓的性命。

石敬瑭病重托孤于冯道，意欲立其年幼的儿子接帝位，按照封建传统上的“义”，冯道应当忠于这种托孤行为，但是冯道知晓，如果按照遗嘱来办，难免会引来一场杀戮，冯道的务实做法，显然与封建帝王所讲的忠君背道而驰。冯道的出发点，就是免除死伤，让百姓能够得以安宁，让士兵减少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以此来看，冯道为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天下苍生！

冯道除了在军国大事上的表现，还在中国印刷史与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献，成为历史上雕板印刷《九经》的第一人，开创了官方印刷典籍的先河。冯道初当宰相，932年，与同为宰相的李愚向后唐明宗李嗣源奏请雕刻《九经》，得到批准后，两人着手组织班子，开始了对《九经》的整理，不幸的是，三年后，李愚去世，此书的印刷事务全部落在冯道的肩上。刻经这项工程至953年完成，共历经21年，期间改朝换代，从唐明宗李嗣源至后周太祖郭威共四朝九个君主，没有冯道一如当初与坚持不懈，恐怕是难以完成的。有学者据此分析：这些帝王都不同程度地知晓刻经有利于其当权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该工程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冯道在乱世中的安全。但这项工程并不能认定这是冯道保全自己的证据，毕竟在提出这项工程时，冯道并不能预料国家未来的变动。冯道此举，证明作为学者的冯道，对待经典的态度，也同时表明冯道在乱世中求存的必然需求。

冯道在推荐人才方面，从来不论出身。即使是那些寒门学子，只要有真才实学者，便可以得到他的举荐当官。而对于唐末士族、品行不端、办事浮躁的人，都会遭到其冷遇。这些无疑是冯道本性为国忧民的又一表现。

冯道的为道，在那个争权夺利、不计骨肉相残的时代，更具有现实意义。朝代只是统治者的更替，老百姓还是那些老百姓，有文化的人除了生杀之外，也没有多少变化。动乱的年代，对于一个人来说，唯一不变的就是本性，假如在这个时代，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本色，不为名利所诱，当官不为哪个强者的利益，而是更多地考虑天下苍生，这样的官假如多有几个，就算是天下大乱之际，也会让更多的百姓免于更大的灾难。

称道

自古以来，在中华民族骨子里刻入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那就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就是忠义。忠义是区分忠奸的最直接标尺。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值得称道，要看其所做所为的事情，值不值得让人尊重。冯道身居高位多年，假如说是那些日常琐事还不能称道，那就看一下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所做出的努力，甚至是杀人头点地时的表现，更能突现其忠义。

冯道在跟着后唐庄宗李存勖做掌书记时，庄宗与后梁军队隔河对峙之际，郭崇韬认为军中挂名吃供给的将校人数太多，主管的官员无力供应，请求稍加裁减。庄宗大怒，认为自己连替自己卖命的饭食都不能自主安排，直接让帅给贤能之人算了，当即命令掌书记冯道草拟告示，公布全军。庄宗对于郭崇韬谏言的愤怒程度，似乎还不能说明此事的危险性。同样劝庄宗节俭的还有张承业，张承业在酒桌上劝庄宗节俭，庄宗竟然让人取剑，要杀了张承业，后被庄宗的母亲劝阻，才肯罢休。劝谏的两人，一文一武。张承业是宦官出身，身小力单，忠心耿耿，当临危之际，抱庄宗腿哭诉其忠心可佳，假如没有太后阻止，后果不堪设想，而对于郭崇韬而言，战功赫赫，手握重权，庄宗发怒时的言外之意很明显——我不配当帅，告诉三军，你来当好了！这告示一出，明显是剥夺郭崇韬的权。然而对于张承业劝谏，冯道没有出场，然而郭崇韬劝谏失败，冯道参与其中。做为掌书记的冯道，理应按照庄宗的指示，快速写告示才对，然而此时在庄宗神色严厉的催促下，冯道久未动笔，反倒回答：作为掌书记，我的职责就是掌管文书笔墨，怎敢不完成大王的安排。然而如今大王屡建大功，正要平定南方敌寇，郭崇韬劝谏，并不算过分，不采纳他的意见就是，但不能拿刚才那番话引发舆论。倘若敌人得知，必会认为大王这里君臣不和，希望大王仔细考虑这件事，那才是天下的幸事！

身为掌书记小官的冯道冒着触怒君主的风险，不仅拒绝起草不该起草的告示，并委婉化解重臣与主帅的冲突，可谓是冯道入道之初做出忠义表现的经典之作。

早年刘知远在太原时，为了打造兵器，禁止民间私自交易并使用牛皮，称帝后三司奏请把河东的牛皮禁令推向全国。恰逢上党的二十余位百姓触犯禁令，按律当处死，时为上党的判官张璨上表，非议三司的禁令，提出解除这条禁令，免了二十余位老百姓的死罪，但三司当权之时，朝中除冯道之外的大臣，都跟着厌恶张璨，要求治张璨死罪，刘知远批准了大臣们的请求。当时冯道出任刘知远朝中的太师，虽官居一品，有其名无其实，手里没有实权，此时的冯道没有跟着人云亦云，而是力排众议，据理力谏，当面向刘知远提出：以前君主只是镇守河东，严管牛皮尚能理解，现在身为帝王，国家并不急用牛皮，法令自然也没有必要严苛，就算严管百姓，也不应将密封奏章进言的张璨处以死刑。刘知远变脸正色问：你莫不是与张璨是老朋友？冯道回：我知道有张璨这个人，但素不相识，只是想着君王坐拥天下，怎么能再将州郡的规章拿来治理天下呢？刘知远怒气消解，释放了那些百姓，只是罢免了张璨现有的官职。事后很多人都称赞这件事处置得恰到好处。

可以想见，冯道对于一个素不相识的判官都表现得这么正义，又怎么能将冯道与不忠不义扯上边呢？

冯道知进退，不贪恋权力。虽为六朝为宰相，但在五代时期，真正握有实权，成为帝国权力中枢的是枢密使。冯道在历经半个世纪的五代中，是宰相任期时间最长的人，却从未兼职枢密使这一职务。究其原因，在帝王眼中，冯道清正廉洁，只可为自己的帝国正名，表示对清正高雅之士的特别尊重，并不将其列为亲信，不懂阴谋的个性，缺少干才，不是权臣的首选。即便是在后晋高祖石敬瑭时期，取消了枢密使这一官职，宰相冯道多职一身，权倾一时的短暂高光时刻，对权力也并未贪恋，以枢密使创设于前朝，由来已久，作为皇帝近臣，便利颇多为由，三次奏请石敬瑭恢复枢密院，其目的就是减少繁杂事务，并将自己置于权力利益中心之外。

冯道对于权力的无视，无疑成为其在纷繁杂乱的朝代更替中获得了一个永无败绩的护身符，假如在和平年代，这种不计权力，兢兢业业者，无疑会成为世人的榜样。

运道

天下之道皆由命。这话有些唯心主义思想，自古都有人在讲，在议，在论，在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这些看似朴素的人生哲理，均出自那些名人志士的肺腑之言。

历经四朝十帝的冯道终其自己一生，写下《天道》一诗：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出生于群雄蜂起、晚唐乱世的冯道，面对满目疮痍、遍体鳞伤的中原大地，一个没有功名、没有显赫家族背景的人，“苟活于乱世”实属不易，更何况还能做到官居一品，历经四朝十帝而不衰，单靠得道多助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李康所言：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冯道的运气又在哪里呢？

一直以来，基于“一朝天子一朝臣”之说，有皇位变幻交接之际，官员的命运也便随之到来。众所周知，帝王更替，朝中大臣总面临着站队的问题，一旦站错了位，轻则招来削职为民，重则惹上杀身大祸。冯道在帝王更替中，显然是运气加身的那位，不仅没有杀身大祸，就连免官保命这样的事，他都没有碰到。

冯道在后唐第一代帝王李存勖期间，由掌书记升到户部侍郎兼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位，正当官位亨通之时，冯道老父亲去世，于是辞官回家守孝，这一守就是三年，守孝期满，朝廷重新召回冯道，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冯道赶赴京都洛阳。这三年，冯道躲过了朝廷发生一系列血雨腥风：朝中权臣郭崇韬与宦官权力之争，被宦官借刘皇后之手，遭全家被杀；开国功臣朱友谦，受庄宗李存勖所宠伶人诬陷，全家宗族百人全部处死，就连赐的免死铁券也难保一命；刚正不阿的官员，难免一死，所宠伶人及奸相把持朝政，大臣敢怒不敢言，朝堂上下风气败坏，无力谏之臣，军中猜忌已到极点，多处发生军人哗变，朝廷征讨失利。庄宗的干哥哥李嗣源与叛军同流，进逼京师洛阳的路上，朝中禁军在伶人的主谋下发动兵变，庄宗李存勖被杀。这一桩桩，一幕幕，皆暗藏杀机，多少臣子士大夫染指丧命，无从统计，但可肯定，一旦被牵连，绝对下场凄惨。

冯道回洛阳的途中，已经知道天下大乱，有人劝其静观局势，然而冯道并没有放慢回京都的脚步。即便是冯道马不停蹄返回洛阳时，庄宗李存勖已经遇害。冯道很幸运地躲过了这场宫廷政变与兵变，意味着其避开是非之事，没有生死之虞。如果说这是历史上与冯道开的玩笑，倒不如说是冯道运气好，没有宫廷内斗的厄运，才迎来冯道第一个高光时刻——李嗣源拜其为相，开启了冯道的为相之路。

后晋高祖石敬瑭是前朝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后唐末帝李从珂是明宗的义子。在李嗣源夺取帝位时，石敬瑭功不可没，如果没有末帝李从珂的逼迫，估计石敬瑭是不会造反的。而在此二人争夺帝位时，冯道外放，没有参与二者的互殴，再一次躲过宫先达内斗。石敬瑭如同李嗣源一样，登帝后从外地召回冯道再次出任宰相。

后晋出帝石重贵时，冯道再次被外放，离开了朝廷权力中枢。这期间石重贵与契丹交恶，引来契丹灭晋的下场，当时朝廷重臣中，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相继毙命，冯道若是纠缠其中，绝对生死未卜。冯道就是这么幸运地又一次躲过无名之灾，安得其所。甚至还做出保全士大夫的举动，实属不易。事后，契丹耶律德光携冯道北上，命运再次偏向了冯道，中途契丹军队被中原人打败，冯道得以逃脱南归，重新刷新了冯道的命运。

刘知远当皇帝时，因为冯道的德高望重，任命为太师，实则敬而远之，虽后封为齐国公，却不予信任，临终托付苏逢吉、杨邠、史弘肇、郭威四位顾命大臣，也没有冯道。刘知远本人是乱世军阀的投机取巧者，手握重兵，当契丹进攻后晋时，按兵不动，坐收渔利，托付的四位顾命大臣，三位都是劣迹难罄。苏逢吉滥杀成性，没有法度，贪财无度，本就喜欢挑拨离间，加之杨邠、史弘肇简单粗暴，激化矛盾，引发权臣倾轧，被苏逢吉设计谋杀后，意欲谋杀在外带兵的郭威时，逼迫郭威起兵。此时的冯道，身处权力决策层外，没有卷入宫廷派系斗争，冯道的安然无恙，虽然是许多条件叠加的结果，但假如没有运气在里面，在没有法律保障，全凭个人意念杀伐的时代，保全自身也是有相当难度的。

人生无法重来。任何人都没有对世道选择的权力，冯道生在那个乱臣当道、充满野蛮、血腥的时代，别无选择，保全性命本无可厚非，更何况冯道在官场中，能够保持清正廉洁、心系苍生的操守，还是令人深思的。尽管引来像欧阳修、司马光等历史名人的非议，然而相较于同时代的那些贪财、杀伐无度者，将其放入那个枭雄辈出、以下犯上者层出不穷的时代，冯道所保持的独特人格魅力尤显耀眼。本无意为冯道的历史评价翻案，只是对其个人能在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能够成为自诩的长乐老感到好奇，本着忠实于历史记述，客观分析这位倍受争议的人物发现，冯道身上存在的闪光点，有很多值得当代人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