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在许多国人的头脑里是一部挨打受气的悲情史，是一部血泪混杂的屈辱史，是一部改革与保守、欺压与抗争的斗争史，却不了解它还是现代中国、现代文明的孕育史，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起点，其中的艰难曲折、错综复杂如果不是身临其境的呈现，设身处地的观察，新资料旧档案的不断发现，我们就很容易被历史的表象，被教科书的简单化所蒙蔽，始终游离在历史的真实之外。

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下被西方一脚踢进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踏进了近代史的门槛。但此时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并没有睁开眼睛，还在打着呼噜昏睡，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大火烧了圆明园，大家才如梦方醒：原来中国落后了！而且是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

以李鸿章等汉族官僚为代表，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为理论，中国从学习西方技术、军事等器物层面入手，从此走进了近代史上第一次悲壮的社会变革实验--三十年的“洋务运动”。

但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一声炮响，让中国三十年“洋务运动”积累的信心灰飞烟灭，让所谓的“同光中兴”成为幻影。1904年的日俄战争又让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清楚地看到了帝制的无能和君宪的雄强。

以甲午战争为标志，中国在体制内的君宪制改革和孙中山为代表的社会革命这两条道路上开始竞走，最终革命代替了改革。中国的“光荣革命”瓜熟蒂落，两千年的帝制时代宣告终结，中华民族得到集体认同，中国走进了西风东渐的民国时代。

对于这一段历史，在1980年代以前的中国人的头脑里，其中的代表人物慈禧皇太后、光绪皇帝、丞相李鸿章及满汉大臣等绝对是腐朽、落后、蒙昧无知的典型，只有太平天国运动的洪秀全、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禁烟英雄林则徐才是深明大义、眼光深邃、敢作敢为的正面形象。

今天读罢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勇先生的《日暮途穷-大清覆灭前夕的关键时刻》《历史的原稿-晚清旧事的全新观察》，才明白历史绝不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脸谱化简单描述，而是复杂化多面体的活生生的社会演进过程，是璀璨深邃遥望不尽的人类星空。

正如马勇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我们必须承认晚清最后二十年的政治改革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变动。如果没有清帝国最后二十年政治变革，那么清帝国就是钱穆先生过去讲的一个“部族政权”，是一个没有经过近代文明熏陶的传统政权。因为改革，拉近了中国与世界主流的距离，中国自身也受到近代文明的洗礼，因而才有可能发生清帝退位、民国肇建这样的事情，才有一个值得我们温馨回味的“中国式的光荣革命”，原来的排满革命，走向了五族共和。所谓“中华民族”不期然成为四亿人的共识。亚洲第一个庞大的共和国家，就在那时成为事实。而所有政治上的成就，其实都来自晚清最后二十年的政治改革、政治启蒙。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客观认识晚清的形势、人物与国家演变的走向，怎样读懂中国这一关键脱变时期的历史真相呢？

第一，同样面对西方文明的入侵，中国选择了一条以“中体西用”为理论支撑的内敛式、绥靖式的和平发展道路；日本选择了一条全盘西化、军事扩张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由此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日本十几年间快速崛起，成功加入西方列强一流团队；中国三十年“洋务运动”成为明日黄花，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

中国维系了数千年的宗藩制度瓦解，并在朝鲜埋下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祸根。这不仅是中国绥靖外交的失败，更是中国“中体西用”国策和不彻底改革的失败。

命中注定中国的近代化道路更曲折更艰难，命中注定日本成为危害中国的主要对手，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磨刀石。

第二，通过甲午战争，只有对中西文化有深刻洞察的孙中山清楚地看到中国重新走上振兴之路的机会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推翻反动的清政府、重建现代国家。

从此，革命，一波接一波的革命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鲜明的印记。革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熏陶之下，自下而上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重要选项。

第三，慈禧皇太后是晚清的实际当家人。她不仅着力培养光绪帝，重用恭亲王奕欣，而且大胆起用汉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使大清国政治气象为之一新。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和平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给中国带来的创伤基本弥平。这被史学家称为“同光中兴”。慈禧实际上是晚清一系列改革的主要推动者，而非通常意义上的守旧派，更不是康有为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反动派。

第四，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1898年，在年轻气盛坚决效法日本维新的光绪皇帝的周围不仅有帝师、清流派领袖翁同龢，还有晚清名人康有为等改革派。但文人的热情与幻想制造了空前热烈的改革氛围，却没有实际落地的措施和保证改革贯彻的人。

一遇到礼部六堂官被革职的危机，不仅光绪帝六神无主，被慈禧责骂，主要参与变法者康有为、谭嗣同更是浮想联翩铤而走险，竟然走出联合袁世凯，动用江湖人士大刀王五等围攻颐和园，劫持慈禧皇太后的政变昏招。由此导致“戊戌六君子”被杀，戊戌变法戛然而止。

因此可见，光绪帝身边缺少像张之洞一类经验丰富、办事干练、深谋远虑的大臣，而多康有为、谭嗣同等一类多理想少经验，多谋略少实践的热血文人，这是戊戌变法迅速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

从此，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成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的主要叙事方式，以此影响中国近代史一百多年。实际上慈禧与光绪是母与子是一家人，根本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切都来源于文人丰富的想象和对晚清政治的无知。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人主导的改革无一例外的都归于失败。

第五，改革为什么要先“废科举”。在当时的晚清，对西学的理解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无出严复其右者。甲午战败之后，严复最早意识到：中国的失败不是败在北洋，不是败在军事，而是败在中国文化上，败在扼杀中国人灵性的科举考试制度上。1895年，严复发表《救亡决论》，明确提出当今中国不变法则亡，而要变法则必须从废除八股科举考试制度始。

康有为更是当面向光绪帝指陈八股取士的弊端：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

1898年7月4日，以稳健著称的清廷重臣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箴联名呈递《妥议科举新章折》，就废八股之后如何改进科举制度，如何保障青年知识分子的权益提供了全面的解决方案。从此，废八股被朝廷提到了改革日程。

第六，清朝为什么会最终走向灭亡？大清王朝最终走向灭亡既有历史演变的客观规律，也有许多偶发因素。

其一，甲午战败之后，恭亲王奕欣去世，李鸿章出局，翁同龢弄权，张之洞常年在外，中央几乎一直没有稳健而有远见的大臣协助两宫，因此造成了一系列政治失误。其中让义和团不断做大，为祸京津非浅，致使皇权分割，形成东南互保之局。

其二，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在不到24小时内相继去世，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

其三，满族贵族的无能、颟顸和自私决定了他们与新世界的绝不相容。

其四，随着立宪政治的不断发展，地方督抚逐渐站在了民众尤其是立宪党人的一边，俨然成了朝廷的对立面。

其五，《辛丑条约》的签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屈辱和灾难，社会经济日趋凋敝，国家更加衰弱。

其六，清廷将责任内阁办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浇灭了立宪党人对清廷最后的希望。

其七，皇族内阁发布的第一号文件竟然是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由此将清廷十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全盘颠覆，直接引起四川的“保路运动”，敲响了清朝覆灭的丧钟。

其八，孙中山领导的民族革命已经深入人心，水到渠成。清廷的自我改革已经走到了时间尽头。

第七，怎样认识李鸿章。在晚清数十年外交活动中，李鸿章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在中国近代史的传统悲情叙事中，李鸿章好像是近代中国全部责任的承担者，李鸿章以一人之身担负起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屈辱的全部责任，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认为：李鸿章是19世纪中国见解最透彻、魄力最大、主政最久的政治家。在同治元年（1862年），当日本明治维新尚在酝酿的时候，李鸿章就大声疾呼警告国人不可轻视日本，他认定中日两国将来国力的比较必决定于两国西化速度的比较。

因为知道别人的不知道，所以在中日甲午战争前李鸿章积极主张避战；因为不在中枢但不得不为，即使八国联军包围了北京，两宫西狩，年迈的李鸿章还要前来处理危局。《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两口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大黑锅，李鸿章不得不背。

如果我们从大历史的视角观察近代中国，我们会有很不一样的发现：李鸿章那一代人可能不是旧体制的捍卫者、裱糊匠，而是中国新时代的引领者。由此反观李鸿章们办外交、办洋务，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才会理解他们那一代人的不容易。

以晚清的政治改革为发端，经过帝制终结，民国建立，五四运动，民国覆亡，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这艘东方巨轮经过百年的探索，终于走过惊涛骇浪的长江三峡，走上了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的新时代。

回望历史，以全面打响的中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参照，历史总有惊人的像似，其中民族复兴是亘古不变的主旋律。我们应该从历史的纵深感寻找人类精神根脉，尊重历史，善待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