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巴金的《随想录》合订本，我认同巴金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良心”的评价。稍微想一想：“文革”结束不久，一个劫后余生的作家，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一个中国当代名人，不顾体衰年残，重新拿起沉重的笔，用八年的时间，陆陆续续写成《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

不为出名，不为牟利。为什么？这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良心最耀眼的重光，是巴金蘸着血与泪留给后世子孙最后的遗言。

胡风、萧军、巴金作为鲁迅先生看中的优秀作家，经过新旧社会的巨变，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只有巴金心中的那团火没有熄灭，只有巴金的笔端还流淌着鲁迅的正直、坚韧与良心--《随想录》痛彻沉郁堪比鲁迅当年的《狂人日记》。

翻开1987年巴金写的《合订本新记》，其中写道：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一百五十篇长短文章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自己说是“无力的叫喊”，其实大都是不曾愈合的伤口出来的脓血。通过八年的回忆、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自己，通过自己又多多少少了解周围的一些人和事，我的笔经常碰到我的伤口。后来我才明白，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受灾难。于是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

他又写道：我没想到就这样我的笔会变成了扫帚，会变成了弓箭，会变成了解剖刀。我这个病废的老人居然用“随想”在荆棘丛中开出了一条小路。我已经看见了面前的那座大楼：“文革博物馆”。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

经过八十多年的岁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巴金的心仍然是赤子之心，巴金高举的仍然是从鲁迅先生手里接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圣火。只不过这把火燃烧的如此孤独，有血的颜色与荷戟独彷徨的悲怆。

纵观巴金用八年的时间，与近乎一生的生命体悟凝结成的文字，至少有四点对当下仍有重要警示意义。

其一，关于“五四”运动的再认识。巴金说，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五四”使我睁开了眼睛，离开了那个我称为“专制的黑暗帝国”的大家庭。有人认为“五四”运动“全面打倒历史传统、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使我们失去了“数千年来屹立于世的主要支柱”。可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的民族正是通过“五四”运动接受了新思潮、新文化，中国人民才终于站了起来，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五四”运动，哪里有我们今天的一切？想不到今天我们中间还有人死死抱住那根腐朽的封建支柱，把几千年的垃圾当做基石，在上面建造楼台、宝塔。他们四处寻根，还想用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包办婚姻、家长专制、个人依附“行事、做人”。虽然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实现民主的任务。

巴金先生上述观点，对于当下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热闹场景，对于“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的价值与意义，无异于一剂清凉剂和一台矫正器。

其二，关于“文革”的反思。巴金说，文化大革命使我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别人所宣传的一切，我的确否定自己，准备从头做起，认真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后来发觉自己受了骗，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短时间的空虚。这是最大的幻灭。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一个非常的时期，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而且残酷，人人都给卷了进去，每个人都经受了考验，什么事都给推上了顶峰，让人看得一清二楚。人人都给逼上了这样一条路：不得不用自己的脑筋思考，不能靠贩卖别人下的“结论”和从别处搬来的“警句”过日子。回顾背后血迹斑斑的道路，想起十一年来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的朋友、同志和陌生人，我用什么来安慰死者、鼓励生者呢？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

但是，巴金先生的愿望落空了。“文革”博物馆不会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随着一代又一代老人的离去，“文革”在新一代年轻人的头脑里早已没有了一丝印迹。它只能驻留在巴金先生的《随想录》里，驻留在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里，并被渐渐埋进时间叠压的深处。随着资本在中国大地上的蔓延浸透和封建专制遗存的不断消解，随着信息化时代不断填平阶层间的信息鸿沟和国家不断矫正社会主义的初心方向，专制与封建余孽结合的“文革”土壤应该会被埋葬进市场经济的大潮。但愿巴金先生的担心不会重现。

其三，关于说真话。说真话是《随想录》的主题，说真话遍布于一百五十篇文章，说真话被作为单独列出的一集。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一文中，巴金说：一直到今天，我和人们接触，谈话，也看不出多少科学精神，人们习惯了讲大话、讲空话、讲废话，只要长官点头，一切都没有问题。在《探索集》中的《说真话》一文中，巴金说：运动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妻子、儿女，我不能连累他们，对他们我还保留着一颗真心，在他们面前我还可以讲几句真话。在《再论说真话》一文中，巴金说：过去我写过多少豪言壮语，我当时是那样欢欣鼓舞，现在才知道我受了骗，把谎言当做了真话。“四人帮”说的和他们做的完全两样。我一天听不到一句真话，偶尔有人来找我谈思想，我也不敢吐露真心。那些时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说假话，起初把假话当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假话当假话说。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在《三论讲真话》中，巴金说：用开会的形式推广空话、假话，不可能把什么人搞臭，只是扩大空话、假话的市场，鼓励人们互相欺骗。到“四人帮”下台以后，我实在憋不住了，在《随想录》中大喊：“人只有讲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在《讲真话之四》中，巴金说：回顾我一生，在这十年中我讲假话最多。“四人帮”很快下台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沙上建筑的楼台不会牢固，建筑在谎言上面的权势也不会长久。爱听假话和爱说假话的人都受到了惩罚，我也没有逃掉。

从“四人帮”下台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五十年，但从1957年至1977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历经二十年努力，至上而下在全国范围内塑造的以讲假话、讲大话、讲空话为主要形式的共产主义实验虽然失败了，但讲假话、讲大话、讲空话的习惯和环境却被继承下来，它已经深深刻进我们的社会生活包括每一个人的日常行为，成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虚伪人性的表现方式，成为文明社会、健康社会的一大顽疾。

其四，关于骗子。在《探索集》中的《小骗子》一文中，因上海一个小骗子的一句话：我唯一的罪名就是我不是某某人的儿子。巴金想到了俄罗斯作家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想起了社会上已经出现的“开后门的不正之风”，一连几个月睡不好觉。在第二篇《再说小骗子》一文中，巴金说：骗子有大小之分，姓张、姓吴......他们只是一些小骗子。大骗子的确有，而且很多。那些造神召鬼、制造冤案、虚报产量、逼死人命等等的大骗子是不会长期逍遥法外的。我认为应当受到谴责的是我们的社会风气。在《三谈骗子》一文中，巴金说：骗子的一再出现说明了我们社会里存在某些毛病。我看对付骗子的最好办法就是揭露他，让大家都学会识别骗子的本领，时时处处提高警惕。在《四谈骗子》一文中，巴金说：对付骗子的最好办法，不是一笔勾销，否认他们的存在，而是揭露他们，培养大家识别骗子的能力，不让一个人受骗，必须找到产生骗子的原因、土壤和气候，消灭原因，破坏土壤，改变气候，不让骗子在新社会存在。现在已经到了人民与骗子势不两立的时候了。该文的名字原来叫《最后谈骗子》。

令巴金先生想不到的可能是：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化的普及，骗子也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投资诈骗、养老诈骗、婚姻诈骗、传销诈骗、跨国诈骗、甚至国外电诈园区等等，诈骗已经演变成了一条集团化、专业化、信息化的犯罪产业链。诈骗不仅成为了信息化时代生活道路上的陷阱，也成为考验每一个人的智商税。骗子早已成为了商业世界的一部分，成为了一颗与人类社会共生共存的毒瘤。

近来，令人欣慰的是：“天才少女”蒋方舟，“屎尿诗人”贾浅浅们的造假伎俩已经被戳破、被唾弃；说实话，办实事的企业家于东来被请到了国务院的座谈会上做经验推广。

一个急功近利、金钱至上的时代即将落幕，一个以人为本、说真话、办实事的社会主义初心时代已经到来。

鲁迅、巴金不仅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更是中华民族挺立的脊梁，是照耀我们前路不迷失不堕落的精神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