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生死观的教育：不可复制的人生经历

读《从文自传》，有一个特殊现象引起了我的关注：沈从文从小就频繁接触“杀人”、“死亡”这一类再平常人眼里不平常的事情。而且大多时候他并非在恐怖中被动地承受，起初是一个男孩纯粹的好奇，后来则演变成一种职业生活状态，再后来进入一种对生死看淡的平常心态度，对“死亡”有一种超然心态。

对于平常人而言，怕死是人之常情，“死亡”本身是一种令人恐惧的“不自然”，而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却普遍平淡，似乎超越了现代社会人们对生死的认知。比如沈从文在出入文坛时写的一些以他从军生活为素材的小说，如《夜》，对死亡的描写甚至超越了正常人的想象：剖腹取心，割舌下酒……《会明》中对尸体的描写过于的平静，甚至是冷漠的与己无关。文明社会一度认为湘西“野蛮”，会不会与这种事、这样的态度有关？我想一定是有的。

这种超乎寻常的生死观是如何形成的？它在沈从文的成长轨迹中究竟刻下了怎样的印记？我们不妨从他本人的文字记录中寻找答案。

沈从文出生于1902年农历11月28日，其祖母去世是在1903年4月。根据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的回忆，他当时是“仿佛还依稀记得我被谁抱着在一个白色人堆里转动，随后还被搁到一个桌子上去”。从时间推算，他当时应为四五个月大，且这种记忆更多应是一种潜意识的模糊印象，而非清晰的视觉记忆，因为按正常情况四五个月大的孩子不可能有记忆。但他如此说、如此写，我只能理解为他有着与别人不一样的才具，对“死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这种对死亡的早期感知，或许正是他日后对生命本质保持敏锐的起点。

六岁时，他与两岁的弟弟同时出麻疹，高烧不退，十分危险。家中人当时业已为他们预备了两具小小棺木，搁在廊下。十分幸运，两人都闯过了这一关。只是经此一难，胖如“小豚”的沈从文从此以后越来越瘦小，而弟弟沈荃越来越强壮。兄弟两人未来的人生道路也由此决定了：一个“从文”，一个“行伍”。从文的几经磨难成了世界的文化名人，从武的做了国民革命军的将军，后又因为“行伍”的经历送了命。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2月，风暴波及到凤凰，当地的汉族士绅、新军及会党响应起义，周边湘黔两省几县苗族人被鼓动起来，配合义军攻打凤凰县城，但很快遭到官府镇压。反政府这样的事很容易激起苗族人的响应与参与，这是千百年来被压迫所形成的要反抗的思维定式。如果失败，参加起义者必定遭到官府疯狂的杀戮，这也是定式。大家都不意外，结果都能坦然接受。

这一次起义以失败收场，一个月里凤凰城内外被官府绞杀或处死了数千人。9岁的沈从文亲眼目睹了衙门口堆积的人头与耳朵，这场持续一个月的屠杀，成为他人生中第一次直面无意义的死亡。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辛亥革命的一课》中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记录那一场失败的起义。

起义的前夜有很多人在沈家进进出出，磨刀擦枪，准备杀仗，沈从文十分兴奋地跑前跑后围观。他写道：

“我爸爸问我：‘你怎么样？跟阿伢（苗语“姐姐”——作者注）进苗乡去，还是跟我在城里？’……听说同我爸爸留在城里……把头伏到母亲腿上，一会儿就睡着了。这一夜中城里城外发生的事我全不清楚。”

这个时候沈从文才9岁。

第二天清早起来，沈从文没有忘记昨天夜里他惦记的“杀仗”的事。

“我爸爸便问我：‘小东西，怕不怕人头，不怕就同我出去。’”

“‘不怕，我想看看！’”

“是我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从城边取回的几架云梯，全用新毛竹做成（就是把这新从山中砍来的竹子，横横地贯了许多木棍），云梯木棍上也悬挂许多人头。看到这些东西我实在稀奇，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我不明白这些人因什么事就被把头割下。我随后又发现了那一串耳朵，那么一串东西，一生真再也不容易见到过的古怪东西！”（《从文自传·辛亥革命的一课》）

去过凤凰参观过沈从文故居的人都知道，道尹衙门的广场就位于现在立着朱镕基题写的那一面照壁旁边，距沈从文故居不过百米。孩子眼中的细节就是被杀的头颅与耳朵，场面极其血腥。这是沈从文见到的第一次血腥屠杀，他记录说县衙门口有数百人头和无数的耳朵，城外河滩上还有无数的尸体，杀戮持续了一个月，官府在凤凰城乡杀了数千人。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期间，沈从文对杀仗、死人这些事只是出于一个顽皮孩子的好奇，那几年后当了兵，经历“杀人”或“被杀人”这种事就成了沈从文的日常，这也是导致他几年后，一定要离开家乡到外面去闯一闯的直接动因。

沈从文在自传中多处提及曾经看到的这一类事。在芷江“清乡”的时候，“人杀过后，大家欣赏一会儿，或用脚踢那死尸两下，踹踹他的肚子，仿佛做完了一件正经工作，有别的事情的，便散开做别的事去了”。

他回忆在芷江东乡驻扎四个月，有两件事在记忆中永远不能忘去：“当赶集时，常常可以看到两个乡下人因仇决斗，用同一分量、同一形色的刀互砍，直到一人躺下为止。”他说：“我看过这种决斗两次，他们方法似乎比我那地方所有的决斗还公平。”

街市玩耍时，可以看见，“前面几个兵士，中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个人头，这人头便常常是这小孩子的父亲或叔伯。后面又是几个兵，或押解一两个双手反缚的人，或押解一担衣箱，一头耕牛。这一行人众自然是应当到我们总部去的，一见到时我们便跟了去”。

“生与死”与沈从文自己也有一点关系。《湘行散记》中有记录当年他离开靖国联军第二军回家的原因。沈从文的一个同宗兄弟沈万林就是在回凤凰办事的路上被同伴所杀的。此事发生在1920年左右，直接促使沈从文所在的部队将年纪较小的士兵遣散，沈从文因此得以暂时离开军队回到凤凰，所以错过了去鄂西驻防的机会而留守在沅陵。也是这么一个偶然，沈从文逃过了一劫，算是捡了一条命。

更早的时候，沈从文第一次当兵的那一年，17岁的二姐病死。沈从文在《从文自传·预备兵的技术班》一文中写道：

“那年我死了一个二姐，她比我大两岁，美丽、骄傲、聪明、大胆，在一行九个兄弟姐妹中，这姐姐比任何一个都强过一等。她的死也就死在那份要好使强的性格上。我特别伤心，埋葬时，悄悄带了一株山桃插在坟前土坎上。过了快二十年（1934年）从北京第一次返回家乡上坟时，想不到那株山桃树已成了两丈多高一株大树。”

湘西人嘴上常挂着一句话：人死卵朝天，不死就过年。对命运的安排逆来顺受，平淡的叙述，看不出哀伤，一切皆由命运安排，这样的“死亡”是不是带有一点点凄婉与美丽？

沈从文决心离开旧军队，去北京读书谋机会的原因，也与死亡的体验有着直接的关系。

1923年夏，先是沈从文得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流鼻血不止，前后近40天，差一点儿病死在保靖。这件事还没有缓过来，他的老同学陆弢因与人打赌泅河溺水而亡。

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一个转机》中写道：

“我去收拾他（陆弢）的尸骸掩埋，看见那个臃肿样子时，我发生了对自己的疑问。我病死或淹死或到外边去饿死，有什么不同？若前些日子病死了，连许多没有看过的东西都不能见到，许多不曾到过的地方也无从走去，真无意思。我知道见到的实在太少，应知道应见到的可太多，怎么办？”

“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我闷闷沉沉地躺在床上，在水边，在山头，在大厨房同马房，我痴呆想了整四天，谁也不商量，自己很秘密地想了四天。到后得到一个结论了，那么打量着：‘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儿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到后我便这样决定了：‘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儿呢还是更糟糕一点儿？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地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

“我准备过北京读书，读书不成便做一个警察，做警察也不成，那就认了输，不再作别的好打算了。”

这段长文独白，不仅是他反思人生的结晶，更是他不甘屈服于命运、向未知世界发起挑战的庄严宣言。沈从文决定出去闯一闯！

经历过生死的人，他的人生观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呢？湘西人向死而生的精神又是怎样表现在沈从文的生命里，表现在沈从文的文学作品里的呢？这些都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

沈从文所经历的死亡，并非哲学意义上主动的“向死而生”（如海德格尔所言），而是被动承受的、无意义的杀戮。他在《从文自传》中反复强调这些死亡的“无意义”与“麻木”，正是这种对无意义死亡的极度厌恶，才促使他后来在文学中构建一个“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世界，以对抗现实的残酷。他的“向死而生”，更多体现在1949年精神崩溃后，通过文物研究重新找到生命意义的过程，而非早年湘西的死亡体验本身。他早年的死亡体验是“被动承受、无意义的杀戮”，而他后半生在绝境中创造事业（文物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对生命的主动重塑。

纵观沈从文的人生：20世纪的头二十年，从出生到离开家乡，沈从文看惯了在湘西落后的自然环境中的命如草芥，看惯了小军阀的争夺、草菅人命与你死我活。20年代的苦苦奋争，他在新白话文学上崭露头角。30年代，他作为中国青年作家中有实力的代表人物，不愿意加入党派，不愿意去延安……

但他在行动上是支持左翼、同情共产党的。比如与胡也频、丁玲的交往，比如支持进步青年刘祖春到山西参加抗日救亡。刘祖春是沈从文大哥资助到北平来读书的，经常到沈从文的家里走动，九妹沈岳萌对这个来自家乡的青年人动了感情。刘祖春不走，很有可能就成为了沈从文的妹夫。但这个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破家亡，社会动荡，刘沈二人就错过了这一段姻缘，沈岳萌的悲剧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后来，刘祖春到了延安，建国以后，做过中宣部的副部长，一直到晚年与沈家都一直有走动。

40年代中国知识界因战争而沉寂，沈从文此时在西南联大做教授，文学创作没有停止，散文集《湘西》、长篇小说《长河》就写于战时的昆明；而且这个时期他的文物收集成果也丰硕。1943年，是沈从文同乡在抗战中牺牲最为惨烈的一年，这些消息通过他在国军中任职的弟弟传递给了他——大批寄托着他理想的青年军人断送在战场上，这让沈从文对“重写湘西”的意义发生了微妙的转变。随着政局的变化，他意识到“重写”活动已经很难在现实层面发挥作用，转而强调其与“当下”的距离，将写作意图表述为：“把这点近于历史陈迹的社会风景，用文字好好的保留下来。”同时，他也希望从这些消逝的生命中捕捉一种“热忱”，以此激励后来者。

1948年，旧政权风雨飘摇，新政权蓬勃而去，沈从文也陷于新旧交替过程中的漩涡中，当他无法解脱自己的时候，他选择了用“死亡”来逃避。经过死亡的洗礼，沈从文又开始了新的人生。

50年代初，他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做讲解员，并不是要他去做研究工作，主要的任务就是写展标，偶尔也临时担当讲解任务。50年代转型文物研究，也并非完全是被迫的无奈之举，而是早有渊源。他在20岁在陈渠珍身边时就已经对古字画、铜器有了初步的鉴赏与认识，这为他后半生的“自我拯救”埋下了种子。

沈从文能够中途转型进行文物研究，既有从前的积累，也在不断学习。比如写展标的过程，他就对古物和展品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了解，所以才能够在转行后，在文物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

很多人只关注沈从文一生在文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却鲜有人知他在完全放弃文学创作后，在文物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时，沈从文对他担负的工作都是极其认真地去考究的。当周恩来询问有谁可以承担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工作时，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推荐了沈从文来完成这个任务。此时沈从文已经年逾花甲了，但他的研究成果一个接着一个，如《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从文赏玉》等，有几百万字的专门著作问世，生命中又开出了灿烂的花朵。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的时候，他又展现出一种淡定从容。我们从钱理群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三——《岁月沧桑》中可以看到，钱理群在文中多次引用沈从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写给亲友的信的内容。其中还是有较多涉及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议论，有对人性丑恶的批评。这并非如一些研究者一边倒地说沈从文和政治与社会是存在隔膜的状态。或者说1949年后，沈从文停止了文字创作——我们现在看到的《沈从文全集》其中的书信部分大部分是建国以后的，数量之大超过了建国前的文学创作，而且思想极其深邃，笔力也十分雄健。这倒是我今后研究沈从文的主要内容与方向。

他到生命结束之前，被世人捧为“巨匠”，而他自己只庆幸自己选择的方向……这些与他早就惯看生死或经历生死是否有一点关联？

有生之年，沈从文未曾以理论文章系统回答过这些关于生死与命运的叩问，后世的研究者也似乎鲜少将其早年的死亡体验与后半生的精神重塑进行深度勾连。然而，作为后来者，当我们重新凝视他跨越一个世纪的生命长河时，那些隐藏在《从文自传》字里行间的生死密码，或许正是我们理解这位文学巨匠、理解他在时代洪流中如何实现“自我拯救”的一把关键钥匙。

六、凤凰人文环境对沈从文成长的影响

与凌宇、刘鸿洲诸先生聊起“凤凰人物的文化艺术才情”这个话题时，他们都谈到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必须充分考虑凤凰独特的人文环境对沈从文成长的深远影响。无独有偶，两位先生在谈及凤凰文化人物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锁定在两位前辈身上——凌宇先生提到了田星六，而刘鸿洲先生则为我提供了田名瑜的珍贵史料。在凤凰的文化谱系中，这两位先生是绝对绕不开的标杆，遗憾的是，他们如今鲜为大众所知，堪称凤凰文化史上的“遗珠”。

田星六（1872—1958），凤凰沱江镇人，号晚秋居士。他的年龄与熊希龄相仿，虽然少时两人未有直接交往，但成年后，特别是田星六留学日本归国后，两人作为湘西地区有影响的人物轨迹相交，田星六后来的经历与熊希龄的支持与提携有着密切关系。

田星六少时家境贫寒，却一心向学，常常走几十里路去外地借书阅读。1904年，32岁的田星六东渡日本，就读于弘文师范学堂，与黄兴、秋瑾等革命先驱常相往来，深受民主革命思想洗礼，先后加入中华同志会与中国同盟会。1905年回国后，他在凤凰厅开办了凤乾永晃四厅中学和蒙养学堂，并出任四厅中学校长。不久，经熊希龄介绍，他赴四川担任军医学堂提调，并主办《蜀江》《醒世》两报，大力鼓吹民主革命。在启发民智、宣传革命方面，田星六功不可没。众所周知，四川后来成为了全国反清运动的中心地区之一，武昌首义的导火索正是四川保路运动。

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田星六回到凤凰，一心办学，恢复了停办的凤乾永晃四厅中学并亲任校长。1913年，民国总理兼财政部长的熊希龄又提议调他前往常德西路师范学堂任监学，成为湘西北地区最高学府的负责人。这是一所带有官办性质的公立学校，早期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多是该校的毕业生，共产党方面比较知名的如林伯渠、滕代远、粟裕等，都曾在此求学。田星六在行政之余教授日文和国文，并在教学之余兼任《沅江日报》主笔，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此后，他曾历任湘鄂联络使、湖南招抚使署顾问、永顺县知事、慈利县知事等职，足迹不出湘西。第一次护法运动期间，他被授予陆军上校团长并随军北征。然而，目睹旧军队中的腐败与百姓的民不聊生，这与他心中的民主理想形成极大反差，故回到沅陵后，他托故退出官场，潜心教书与写作。

1922年，应沅陵镇守使田应诏再三邀请，田星六赴沅陵担任镇守使署秘书。后来田应诏被免职，早已厌倦官场的田星六当即辞职，再次回到凤凰干起老本行——教书育人，潜心写作。1934年，田星六寓居长沙，经傅熊湘介绍，与族侄田名瑜一起加入南社。在这里，作为社会贤达的他与诸多文人墨客以文会友，往来唱和，文学创作也迈入新的阶段。

作为凤凰本地较早接受新思想、开办新学的先驱，田星六在湘西文教界深耕半个多世纪，培养了大批人才。沈从文早年在凤凰求学期间，便曾受益于田星六营造的民主革命思想环境与新式国民教育体系。这些启蒙养分，顺着沱江水慢慢浸润进少年沈从文的精神世界，为他后来离开湘西探索世界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新中国成立后，田星六已是年近八旬的老者，仍历任凤凰县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文史馆馆员，坚持笔耕不辍，留下了不少记录湘西风土与时代变迁的文字。他工诗善词，是一位极具风骨的爱国诗人。青年时代，他曾与族侄田名瑜加入南社及国学会，与柳亚子、金松岑等人为至交。田星六一生的诗文手稿不下百万言，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散失，现仅存《晚秋堂诗集》8卷传世。

从年龄和经历来推算，沈从文没有直接受教于田星六。如果说田星六是凤凰近代文化转型的开拓者，那么他的族侄田名瑜，则是这种文化基因在下一代身上的生动延续，沈从文曾经就是田名瑜的学生。

田名瑜（1890—1981），字个石，是田星六的族侄，比田星六小18岁。他与黄永玉的父亲黄玉书是金兰兄弟和私塾同学，但我推测他比黄玉书要大七八岁。黄永玉在《清沙湾灰阑记》中，正是以田名瑜为线索，串起了凤凰人物如瓜藤般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凤凰这种小地方，人与人之间多多少少可以攀扯上关系，这也是他们相互影响、相互砥砺，日后又相互帮衬的重要原因。

田名瑜家境一般，父亲田席珍是县城里的油漆工人，善木刻。田名瑜从小聪敏好学，在田星六创办的凤乾永晃四厅中学读书，毕业后又考入由岳麓书院改制而成的湖南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前，他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回凤凰后被委任为县演讲所所长。演讲所撤销后，他到县高等小学当教员，这个时候，沈从文正是他的学生。

沈从文在20世纪60年代初发表的《题〈寄庑图〉后》一文中，详细记录了他做田名瑜学生的那一段经历。在学校里不服管教的沈从文，在田名瑜的班上却规规矩矩。因为田名瑜曾经也是一个“典型的顽童”，后又“改邪归正”，在凤凰城里颇有名声。所以，如太保一般的“沈从文们”对这位田老师既害怕又好奇。

田名瑜也曾继田星六之后，赴常德担任《沅湘日报》总经理兼编辑，占领着湘西北地区的思想文化高地。后随张学济、陈渠珍、顾家齐等在湘西军界活动，先后在靖国联军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民国十六年（1927）后，田名瑜转入政界，先后担任过大庸、沅陵、黔阳、凤凰县县长，上上下下曾九任县长，是民国最后一任凤凰县县长。

因为参与湘西陈渠珍的起义立功，新政府继续留用像田名瑜这样的旧政府人员。1951年，田名瑜受聘为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同年8月更是被聘为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从此移居北京，从事文史研究工作近30年。在北京，田名瑜与凤凰籍的共产党高级将领朱早观（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1955年去世）、文化名人沈从文等晚辈均有往来。他的大儿子在“反右”运动中流放西北，于20世纪70年代末平反。90岁高龄的田名瑜来到大儿子身边，80年代初在兰州以91岁高龄去世。他是20世纪凤凰人物中备受尊敬的长者。

田名瑜曾自述，少年时张狂不羁，天不怕地不怕，直至十六七岁方才发愤攻书。二十四岁后，他性情大变，褪去一身戾气，变得谦让文静、老成持重。这种从“顽童”到“名士”的蜕变，或许正是凤凰水土赋予人的独特修行。他的诗文和书法为时人所称道，早年曾参加南社，早期诗作多发表于南社诗刊。其书法作品曾于1960年9月参加日本书道文化联合会举办的“现代中国书道展”。

沈从文出生成长在凤凰，自小就浸润在这样深厚的乡土文化氛围里。田家叔侄作为凤凰本地文化界的标杆，其所秉持的家国情怀、文人风骨，还有对诗文创作的坚持，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轻的沈从文。这种扎根乡土又联通外界的文化氛围，既给了沈从文最初的文化启蒙，也塑造了他关注乡土、心系民生的创作底色，成为他后来走上文学道路的重要人文滋养。

人才的成长需要环境与气候的滋养。凤凰有一个特殊的人文环境，为沈从文及后辈的成长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标本和方向，赋予了他们走出大山的动力。凤凰的人文环境，是明清以来沉淀数百年的“尚武”与“崇文”的奇妙融合。从田兴恕、沈宏富等以军功立业的先辈，到熊希龄、陈渠珍等以读书开新路的近现代人物，凤凰人身上既有筸军铁血不屈的脊梁，又有文人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戎客诗家共此乡”的独特气场，为沈从文及后辈的成长提供了可借鉴的标本，赋予了他们走出大山的底气与方向。

凤凰其他人物的成长，同样印证了这一点。

在梳理沈从文早年求学经历时，我曾试图收集重要关系人物黄村生的信息，却毫无收获。很意外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黄永玉的《苦涩无悔——序〈刘鸿洲画集〉》中，找到了沈从文表弟黄村生的资料。在这篇文章中，黄永玉记录了他去厦门集美学校的过程。

黄村生是黄永玉的堂叔，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到集美学校当老师。黄永玉随父亲到安徽宁国时，黄村生因受学校同事排挤，投靠了在家乡时期的同学顾家齐。此时顾家齐是国军第一二八师的师长，部队驻扎在安徽，黄村生便在师部当英语教员。后来集美学校黄村生这一派势力得势，力邀他再回去任教。1937年七七事变前，黄永玉的父亲就把13岁的黄永玉交给这位堂弟带到厦门集美读书。黄村生这个人物的出现，将沈从文与黄永玉两代人的文脉渊源巧妙地串联了起来。关于黄村生的一些情况，从黄永玉的其他文章中还能找到更多片段。

在凤凰时，我还向刘鸿洲先生打听过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父亲的同事，叫裴学章，凤凰沱江镇人，1958年考取了衡阳冶金工程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我父亲工作的企业做技术员。他的爱人是我们小学老师，教过我姐姐和我的语文课。后来，他们一家又调到我父亲工作的另一家企业里，两家住得很近，经常走动。十几年前我写关于父亲的回忆文章时，曾找裴叔叔聊天，他告诉我一些我父亲的情况，同时也向我介绍了他自己。我记得他亲口跟我说过，他是在凤凰县城里长大的。

刘鸿洲先生说，他记得有这么一个人。因为在1958年，能从凤凰县城里考出去的大学生不多，他们在当地是有影响的，是家长激励孩子们读书上进的榜样，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别人家的孩子”。刘鸿洲先生与裴叔叔年龄相差5岁，如果都在县城里生活或读书，应该是有交集的。刘鸿洲先生是1960年考上了我的家乡郴州资兴的一所由煤炭系统办的大学，但因为当时国家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和国内经济困难，学校停办了，他又回到了家乡，靠自学转到了绘画与文化的行列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黄村生、裴学章、刘鸿洲这些身边小人物的故事，无非是想印证一个朴素的道理：在个人成长的漫长跋涉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沈从文有田名瑜这样他“崇拜”的恩师与同乡，黄永玉有黄村生这样的堂叔引路，而我父亲那一代人，也有裴学章这样的“别人家的孩子”作为标杆，刘鸿洲则从生命的逆境中不屈生长。最后，他们都长成了自己的样子。无论是名垂青史的巨匠，还是平凡度日的凡人，凤凰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的向学之心与坚韧之气，正是他们彼此照亮、相互成就的源泉。

结论：探寻“凤凰传奇”的文化密码

自踏上凤凰这片土地起，一个疑问便反复叩击着我的内心：在近代社会的普遍认知中，湘西凤凰曾被视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偏远边城。然而，正是这片看似贫瘠的土壤，竟在前后百年间，孕育并涌现出一个庞大而璀璨的文学与艺术群体。更为奇特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未接受过所谓“现代艺术教育”的系统规训，全凭内在的生命力野蛮生长；且彼此之间，往往交织着千丝万缕的亲缘、地缘或师承关系。我将这一独特而迷人的文化现象，称之为“凤凰传奇”。并请凤凰的篆刻家肖五洋先生为我治了一枚朱文印“凤凰传奇”以记其事。将来要是我的关于沈从文研究的专注出版，我想书名就应该叫“凤凰传奇”，而且在作者签名本上一定要钤上这一枚印。

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太多熠熠生辉的名字：从熊希龄、田应诏、陈渠珍，到田星六、田名瑜，再到沈从文，以及黄氏一门（从黄河清到黄永玉、黄永厚、黄永前昆仲）……若继续深究，这份名单还可以不断拉长。正是基于这一令人惊叹的现象，我试图从凤凰深厚的历史脉络中去寻找答案，而沈从文的成长轨迹，便成了我破题的第一个切入点。尽管目前我已梳理了诸多史料，但要完全解开这个疑问，仍觉力有不逮，亟待探究的课题依然繁重。

在前文中，我着重还原了沈从文如何从一个仅有小学学历的青年，在短短数年间，通过不懈努力一跃成为当时中国青年作家翘楚的全过程。但我深知，若仅仅用“勤奋”二字，是绝对无法解释这背后所有深层奥秘的。这不仅是个人才华的迸发，更是特定水土与人文环境共同淬炼的结果。

因此，我将此文作为“‘凤凰传奇’——凤凰人文学艺术特质研究”课题的正式开篇。接下来，我将倾注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深耕细作。我期待在未来的探讨中，能够拨开历史的迷雾，找到那个让所有人都心悦诚服的答案，真正读懂这座边城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密码。

                                          2023年2月23日初稿

                                          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修改于湘江雅颂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