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闯荡社会——凤凰涅槃

这一部分我们介绍1923年秋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至1926年出版第一部文集《鸭子》，成为一个靠写作为生的职业作家的这一段经历。

1923年的沈从文与1926年的沈从文，从生命的本体上来分析，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1926年的沈从文的思想、沈从文的能力、沈从文结交的社会关系，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1923年秋，沈从文怀揣着对“五四”新思潮的向往与对知识的渴求，与同伴满叔远一起从边陲保靖来到文化之都北京。他本打算报考大学，但报考北大、燕京等国立、私立大学都相继失败。有资料说他投考中法大学虽被录取，又因交不起28元的膳宿费而未能入学，我以为这个资料是杜撰的，因为此时的沈从文连过问的标点符号都不晓得用，更不知道物理化学为何物？焉能考上某一所“大学”？除非它不是大学。至于28元的学费，沈从文确实是没有的。无奈之下，沈从文只能放弃读大学的奢望，开始自学和写作。为了生存，他白天去北京的公共图书馆读书，去琉璃厂的书肆古董铺里瞟学东西，甚至在傍晚去街头卖报挣一点生活费，夜里则杨梅胡同斜街的酉西会馆的小屋里伏案写作。

1924年，沈从文接受表弟黄村生的建议到北京大学旁听，在毗邻北大的银闸胡同庆华公寓他租了一间由储煤间改造的小屋，这便是后来沈从文所称的“窄而霉斋”。沈从文开始接近北京文学青年的圈子，这个圈子里主要是北京在校的大学生，也有像丁玲、胡也频等与沈从文一样的“北漂”。

沈从文第一篇见报的文章不是什么正式的文学创作，而是求救信——《一封未曾付邮的信》（亦有史料考证其首篇发表作品为散文《遥夜》）。在沈从文自觉没有出路、饥寒交迫的时候，曾给很多文化界的名人写过求救信，只有郁达夫有回应。当时郁达夫是北京大学教审计学的一名年轻教师，并不是专业的文学作家，对文学他也是“票友”。

1924年11月13日，郁达夫看到沈从文的信后，冒着冬日的大雪来到“窄而霉小斋”找沈从文。推开房门，郁达夫发现屋内没有火炉，沈从文穿着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两条腿，正坐在桌前用冻得红肿的手提笔写作。郁达夫被他的生活苦困所震惊，默默地听着沈从文倾诉，随后解下自己脖子上的羊毛围巾披在沈从文身上，并邀他到附近小餐馆吃了一顿饭。结账时共花去一块七毛多钱，郁达夫拿出五块钱结了账，将找回的三块多钱全塞给了沈从文。回去后，郁达夫写下了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信》发表在报刊上，算是给沈从文的一个正式回应，同时也算是为沈从文的文学生涯做了背书。郁达夫算是沈从文文学事业上的第一个“贵人”。我很好奇这篇著名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到底写了些什么？

郁达夫写道：

“我看还是弄几个旅费，回到湖南你的故土，去找出四五年你不曾见过的老母和你的小妹妹来，第一天相持对哭一天，第二天因为哭了伤心，可以在床上你的草窠睡去一天，既可以休养，又可以省几粒米下来熬稀粥，第三天以后，你和你的母亲妹妹，若没有衣服穿，不妨三人紧紧的挤在一处，以体热互助的结果，同冬天雪夜的群羊一样，倒可以使你的老母不至冻伤。若没有米吃，你在日中天暖一点的时候，不妨把年老的母亲交付给你妹妹的身体烘着，你自己可以上村前村后去掘一点草根树根来煮汤吃。草根树根里也有淀粉，我的祖母未死的时候，常把洪杨乱日，她老人家尝过的这滋味说给我听，我所以知道。现在我既没有余钱可以赠你，就把这秘方相传，作个我们两位穷汉，在京华尘土里相遇的纪念罢！若说草根树根，也被你们的督军省长师长议员知事掘完，你无论走往何处再也找不出一块一截来的时候，那么你且咽着自家的口水，同唱戏似的把北京的豪富人家的蔬菜，有色有香的说给你的老母亲小妹妹听听，至少在未死前的一刻半刻中间，你们三个昏乱的脑子里，总可以大事铺张的享乐一回。”(《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之所以要大段引用郁达夫的信，我看到的是一个怒骂不羁，放浪形骸的高调“朋克文人”，同时也想让看到我这篇文章的朋友看看，郁达夫到底什么东西？这篇文章并非一味的同情与诉苦，对于沈从文这些还在求生存的“文学青年”既是一种声援，也是一种“警告”——孜孜于文学没有出路。郁达夫并不支持沈从文继续走文学的道路，而沈从文的回答是“义无反顾”——这就是人生的悖论。如果郁达夫不声援沈从文，沈从文在黑暗的道路上还不知要走多长？如果沈从文听从了郁达夫的“劝告”，那世上就没有“沈从文”。

1925年，一些当时在北京的文化名流开始注意到他，沈从文的作品数量及质量也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同年1月，沈从文在《晨报副刊》发表《遥夜》，诉说自己在北大的困窘与坚持，引起北大知名教授林宰平的注意。林教授不仅撰文赞扬沈从文是“天才少年”，而且主动约见，给予诸多鼓励与帮助。同年秋天，林宰平把沈从文介绍给“新月派”，使他结识了徐志摩、闻一多等人。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公开把沈从文列为约稿作者，还撰文称赞沈从文的文学才华。也是在这一时期，沈从文得到在《现代评论》担任发报员的机会，由此也在该刊上发表作品。

1926年，沈从文第一部文集《鸭子》问世了。这标志着沈从文已经从一个“小学毕业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作家。同年9月，沈从文辞去香山慈幼院图书馆的职务，回到北大附近的公寓居住，完全以写作为生，直到1927年12月转往上海。严格地说，这一时期沈从文已经成为北京文坛小有名气的青年作者，基本可以依靠稿费维持生活，这也是他决心做“职业作家”的底气所在。

1923年秋到1924年春：初生牛犊

沈从文于1923年8月19日从湘西保靖出发，向北京进发。

“从湖南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转徐州，从徐州又转天津，十九天后，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呆头呆脑在车站前面广坪中站了一会儿。走来一个拉排车的，高个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乡巴佬，就告给我可以坐他的排车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议，把自己那点简单行李，同一个瘦小的身体，搁到那排车上去，很可笑的让这运货排车把我拖进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写下——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从文自传之一个转机》）

仅凭这段文字，读者极易误以为沈从文是孤身一人来到北京的。其实不然，一路从保靖出发，与沈从文同行的还有一位挚友满叔远。满叔远在凤凰时与沈从文是同学，在保靖又是战友。沈从文要去北京闯荡，他义无反顾地一路相随。只不过，沈从文北上是为了追寻个人的文学与求学之梦，而满叔远更多是出于对挚友的情谊才踏上这趟旅程。正因初衷不同，两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最终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1923年10月到1924年春节前，沈从文住在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这一时期的重要关联人物有满叔远、黄村生和姐姐沈岳鑫。

沈从文离开保靖去北京求学前，先回到凤凰与母亲告别。得知父亲已由哥哥接回了沅陵，他又赶到沅陵与父亲见面。父亲告诉他，姐姐沈岳鑫正陪姐夫田真逸在北京读书，有事可以去找姐姐；并告诉他，北京有酉西会馆，可以投宿。酉西会馆是清末由湘西人捐资修建的，规模不大，有20多间房子，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61号。进入前门外大栅栏，沿街往西南走，到了大栅栏西街，往北穿过青竹巷就到了杨梅竹斜街。大栅栏热闹，这里却显得冷清而破旧。酉西会馆在杨梅竹斜街中段路北，现在已是民居，当年格局也已基本无存。随着‘沈从文热’在社会上蔓延……有不少人到杨梅竹斜街来寻访酉西会馆，前几年我还看到有关文章介绍今天还是民居的酉西会馆。

沈从文并不是盲目奔向北京的，他在北京有亲戚故旧。这些社会关系及后来通过他们结交的新关系，对沈从文未来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沈从文也不是一个人到北京去的。与他同行的还有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如同兄弟的满叔远。基于“诗与远方”的梦想，满叔远也从军中辞了差事，自愿陪沈从文一起去北京寻找梦想。

到北京后，沈从文找的第一个人自然是在北京陪丈夫读书的姐姐沈岳鑫。姐夫田真逸是凤凰名人田应诏兄弟的儿子，同时又是熊希龄的外甥，刚刚从北京的大学毕业，因为一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准备返回家乡。

按晚年沈从文的回忆和传记作家的访谈记录，他们见面的情况并不妙。凌宇的《沈从文传》对这一段历史记录得很详细，后来研究沈从文的人多引用了他的说法。因为20世纪80年代凌宇与沈从文交往很多，有很多资料是沈从文自己提供或凌宇向沈从文求证过的。

凌宇的《沈从文传》里是这样写的：田真逸见到沈从文吃了一惊，问：“你来北京干啥？”沈从文回答：“读书。”田真逸说：“北京有一万多名大学生，毕业没事干，衣食堪忧，每天冻饿而死不计其数，哪有你在老家当老总逍遥快活。”沈从文说：“我在老家除了看杀人，什么都学不到，民众愚昧麻木，不知为何而活，不知为何而死。我下决心跑出来，就是要学点知识，开发民智，拯救国家。”田真逸听了，击节赞叹，说：“年轻人有志气，我希望你不要泯灭了这股志气。我跟你姐就要回湘西了，帮不了你多大忙，一切都靠你自己。”

姐姐姐夫离开北京的时候，姐姐留给沈从文两床被子和一点零用，姐夫还贡献了他的同学关系，比如沈从文引以为毕生知己的董秋斯，再由董秋斯介绍沈从文认识了张彩真、焦菊隐等一批燕京大学的学生。我读了一些关于沈从文在北京求学的那一段的相关记录，可以证明姐姐给的这“两床被子”对沈从文清苦的生活有很大帮助——比如贫寒交加的时候，他总是蜷缩在这些被子里。姐夫的社会关系则带他进入了北京的大学生圈子，对沈从文结交北京的文学青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姐姐南归后，沈从文与满叔远搬出了旅舍，找到了位于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投宿。巧的是，这里还住着一个沈从文的表弟黄村生，他在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今北京农业大学）读书。据记载沈从文的外公有九个孩子，但具体黄村生是哪位舅舅之子，目前尚无确切考证。酉西会馆看门的老头（凌宇记录这个人姓金，是沈从文的表亲）认识沈从文的爸爸沈宗嗣，因为当年沈宗嗣“北漂”时就住在酉西会馆。

沈从文初到北京的处境极为艰难，从保靖带来的钱很快就花完了。到了学校招生的时节，沈从文去考了几所学校，因为文化程度太低，又没有接触过大学的考试体系，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大学招生季过去以后，沈从文没有事做，他和满叔远平时只能到附近的京师图书馆看书，到琉璃厂逛古董店。每天一个人几个烧饼度日，没有钱就饿肚子。

我好奇的是，沈从文到北京时手里到底有多少钱？查了一些资料，大概有一些了解：从陈渠珍的军部预支了三个月薪水27元；有资料说到沅陵看望远归的父亲时，家里给了20元；有记录说沈从文和满叔远在来北京的火车上，有一个“不相识”的人赠送了20元；还有说他姐姐沈岳鑫离开北京时给了弟弟30元和两床被子。又要住旅店又要吃饭，这些钱在北京不久就用完了。

按沈从文自己的盘算，统领官曾答应过如果考上了大学会继续资助他。现在他没有考上大学，所以也不能再向统领官要钱了。陈渠珍本来说好给他寄钱，但此时湘西又发生了变故，陈渠珍自顾不暇，寄了两次钱后就没有了下文。

没有钱，怎么办？“混日子”成了这一段生活的常态。除了在表弟、朋友、老乡处借钱、蹭饭外，沈从文便是靠赊欠艰难度日。他经常为弄不到一点儿东西“消化”而发愁，实在饿得不行，便勒紧裤腰带，跑到饭馆门前看别人吃饭。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24年春节前。满叔远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有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日子，决意南归，留下沈从文一个人继续在北京待着。沈从文来“北漂”是有目的的，而满叔远“北漂”是陪着沈从文闯世界的，所以在生存与发展发生冲突的时候，理想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24年春至1924年冬：沈从文的北平困顿与转机

满叔远离京后，沈从文独自留在了北平，前途渺茫。北京的天空愈加寒冷，气温骤降至零下二十几度，他第一次体味到了什么是真正的饥寒交迫。沈从文回忆常常饿得头晕眼花、肚子咕咕叫，环顾家徒四壁的屋内，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连耗子都嫌弃他的贫穷而早早逃遁了。

1982年5月，沈从文最后一次回湘西，在吉首大学做讲座时被问及当年去北京的目标。他坦言，当时到北京来并没有什么宏大的目标，因为“当时连标点符号也不晓得，去那里，是想摆脱原来那个环境。实际上打算很小，想卖卖报纸，读读书。到了这个地方，才晓得卖报纸没有机会，卖报纸是分区分股的。后来发现连讨饭都不行……”实在坚持不下去的他，有好几次走在街上，看到奉军招兵，不由自主地跟着走。只要填一份表、按一个手印，便能吃上热乎的饭菜。这对饥饿难忍的人来说是极大的诱惑，但他终究抵住了诱惑，没有放弃求学的初心。这样饥寒交迫的日子，沈从文断断续续过了两年半。在这段迷茫又艰难的岁月里，黄村生、董秋斯、陈翔鹤、冯至、陈炜谟等农业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还有郁达夫这样的社会名流，引领或陪伴他走了过来。

在北平，沈从文还有一些亲旧。姨父熊捷三的哥哥熊希龄是北平城里的大名人，此时正主持着香山慈幼院。沈从文曾写信求助，却如泥牛入海。走投无路之下，他决定去找在香山慈幼院工作的大舅黄镜铭。然而他去了两次，大舅都因回湖南办事而未能见面。这些对初到北京的沈从文来说其实都是一些不好的体验，走投无路时沈从文对世态炎凉是不是有了一些新的体验，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看到的是沈从文与熊希龄的关系是不冷不热的，而1947年底熊希龄逝世十周年沈从文写的那一篇《芷江的熊公馆》，我读后的感觉更多的是写七姨父熊捷三的，但沈从文从此却戴上了“为地主资产阶级歌功颂德”的帽子，也是他成为“粉红色文人”的重要证据。

人间自有温情在。在这个最艰难的过程中，表弟黄村生给予了沈从文无私的帮助。他不仅在生活上接济沈从文，还在他事业茫然时指了一条路。黄村生带沈从文住进农业大学的宿舍，那里不仅伙食好，还能分到自己耕作的菜，成了沈从文最落魄时的避风港。更关键的是，当沈从文还在街上无所事事地“向社会学习”时，是黄村生及时地提醒他不能这样继续闲逛下去，建议到北京大学去旁听，系统地学习。这是沈从文到北京近一年来听到的最有价值的忠告和建议。

从蔡元培时代开始，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允许旁听。为了方便上课，黄村生又建议沈从文从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搬到毗邻北大的银闸胡同庆华公寓。他租了一间由储煤间改造的小屋，这便是后来沈从文所称的“窄而霉斋”。我们前面反复说沈从文怎么穷困潦倒，这一下子怎么又有钱租房子了呢。查阅很多资料说法都不明确。有一个资料告诉我沈从文之所以有钱租房，是因为此前不久，陈渠珍又支付了三个月的薪金30元钱给他，允诺资助他读书。我相信这条信息，否则无法解释。

在北大旁听的日子，沈从文认识了董秋斯、陈翔鹤、冯至等一批年轻学生。董秋斯当时是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因与沈从文的姐夫田真一是好友，沈从文拿着姐夫的介绍信找他时受到了热情接待。两人一见如故，几乎通宵达旦地畅谈，结下了一生的友谊。后来，董秋斯又介绍他认识了焦菊隐等人。并结识了中文系的陈翔鹤、德文系的冯至、哲学系的杨晦、英文系的陈炜谟。而陈翔鹤、冯至等北大学生，也没有因为沈从文是旁听生而疏远他，反而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互相照顾，与沈从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沈从文和陈翔鹤来往密切，两人的友谊始于上世纪20年代初。他们彼此尊重，50多年书信往来不断，有学术思想的商榷，有艺术技巧的探讨，也有对文坛现状的忧虑。直到后来分别遭受到不同的处境，仍然“心有灵犀一点通”，如李陵答苏武书：“人之相知，贵相知心。”

在北大旁听期间，除了听课，沈从文唯一的收入来源便是写稿投稿。他主投《晨报副刊》，但屡屡不中，甚至还被编辑孙伏园当面嘲笑。在这个过程中，最有名的故事便是郁达夫过访沈从文。1924年11月13日，天降大雪，沈从文呵着冻裂的双手，忍着剧烈的头痛和流着鼻血，蜷缩在“窄而霉”的小屋里，给京城的大作家们写信求助。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郁达夫接到信后，冒着大雪赶到沈从文住所。看到穷困潦倒却一心向学的沈从文，郁达夫心生恻隐。他请沈从文去西单牌楼“四如春”饭店吃饭，点了葱炒羊肉片，饭钱花了一块七毛多。郁达夫拿出五块钱付账，将找回的三块多钱全塞给了沈从文；见沈从文身穿单衣，临走时还把自己的羊毛围巾套在了他的脖子上。沈从文回到住处，伏案痛哭。直到晚年，他对当时的情节仍记忆犹新，屡屡提起郁达夫的侠义。

郁达夫回去后，马上写下《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发表在报刊上，为沈从文这样有志于文学却落魄颠沛的青年人抱不平。一个月后，12月22日，沈从文署名“休芸芸”的《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在《晨报副刊》第306号上发表，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

不久，《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辞职，副刊一时缺稿。有了郁达夫的背书，《晨报副刊》开始选登沈从文从前投的稿件，沈从文终于赚到了稿费。据沈从文1930年的记述，他第一次发表文章是1924年12月在《晨报·北京》栏上“用一个别名写的短文”，但具体为何篇，学者考证并未得出一致结论。此外，《晨报副刊》当时的通例是除非作者声明，否则多以“书券”代替现金稿酬。他迫不及待地用五毛钱稿费“请”身边的朋友们吃饭，也不过只能买几个烧饼，大家分而食之。

1925年至1926年：乘上理想的翅膀

1925年，是沈从文命运迎来转机的一年。

这一年，他虽已在北大旁听并坚持写作，也开始在《晨报副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但穷困潦倒的窘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就在他“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命运的转机伴随着林宰平的出现悄然降临。

1925年3月9日，沈从文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发表了散文《遥夜——五》，叙述了自己乘公共汽车时的一段凄苦经历。这篇文章引起了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的注意。同年5月3日，林宰平以“唯刚”为笔名发表《大学与学生》一文，文中毫不吝啬地赞赏道：

“上面所抄的这一段文章，我是做不出来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天才青年休芸芸君《遥夜》中的一节……《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

林宰平不仅撰文赞赏，还特地托人找到沈从文邀其见面。47岁的林宰平与23岁的沈从文就此结为忘年交。在得知沈从文的艰难处境后，林宰平不仅给予精神鼓励，更付诸实际行动。他托梁启超致书熊希龄，最终为沈从文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谋得了一个办事员的职位，月薪20元。这份差事不仅解决了他的生计，更为他提供了一个相对安静宽松的创作环境。沈从文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曾明确说道：

“用笔刚好得到出路时，于北京认识了许多对我此后一生工作和生活影响极大而持久的师友。这些师友中年纪最大，影响最深，关系最久，应数林宰平先生。”

1925年8月，沈从文进入香山慈幼院，住在旧庙改造的宿舍中。期间他仍在坚持写作，并经常进城参加文学活动。同年11月，熊希龄派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在职进修，师从袁同礼学习图书编目等业务知识，直到1926年2月才返回香山。然而到了 1926年8月底，沈从文最终辞去了慈幼院的职务，搬回北大附近的公寓，完全靠卖文为生。他离开慈幼院并非单纯为了谋生，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对“职业作家”独立人格的坚守。他曾在诗作《给璇若》中吐露心声：“难道是怕别人‘施恩’，自己就甘做了一朵孤云……为的是保持了自己底尊严！”此外，他在慈幼院期间创作的《棉鞋》等小说，因刻画了底层图书管理员的窘境并暗讽了部分管理者，引起了院内不满。为了保持创作的独立性与尊严，他最终选择不辞而别，重返“人间”。

在林宰平的庇护与鼓励下，1925年成为了沈从文创作上的丰收年。《晨报副刊》在这一年发表了沈从文的第一篇小说《公寓中》、第一篇诗作《春月》、第一篇短剧本《卖葫芦卖蔗》，后来还陆续发表了《狂人书简》的前三章。

除了林宰平，这一年沈从文在人际交往上也迎来了重要突破。1925年3月，沈从文在《京报·民众文艺》发表《狂人书简》后，该刊的编辑胡也频和项拙才主动来到他的公寓拜访。沈胡相识，并通过胡也频认识了丁玲。关于结识丁玲的具体时间，沈从文在《记丁玲》中自述为“一九二三年的春天”，但据年谱及相关史料考证，应是在1925年春天。当时，沈从文因稿件在《京报·民众文艺》发表而结识编者胡也频，随后认识了其女友丁玲。

在认识丁玲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插曲。沈从文在《记丁玲》中回忆，当他得知丁玲原籍是安福县（今临澧县）时，不禁惊讶万分。原来，沈从文当年在常德“打流”时，不仅见过丁玲的母亲，还曾替表哥向丁玲母亲学校里的音乐老师传递情书；更奇妙的是，他的同宗兄弟沈万林曾在安福一个蒋姓人家驻扎过，而蒋家正是丁玲的本姓。于是他们感叹世界之小，由此开启了长达十年的深厚友谊。

从1924年初到1927年去上海前，丁玲、胡也频与沈从文一起写作，一起办《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26年8月之后，三人更是同住北大附近的汉园公寓。1927年12月，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三人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想在那里开创一番文学与出版事业。离开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伐军逼近北京，北京政府被军阀张作霖控制，且沈从文因与在武汉参加大革命的张采真通信，被北京警方传讯审查，为安全计不得不南下，加之此时他十分尊敬的徐志摩已离开北京赴上海发展，并力邀沈从文南行，他便顺势南下。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三个年轻人来到上海，决心放开手脚打拼一番，一起创办红黑出版社和《红黑》杂志。上海三年，三人最终未能成功还赔了不少的钱。胡也频、丁玲则投身于上海左翼运动，沈从文则开始到大学教书，彼此的政治取向发生分离。后来胡也频被秘密杀害，丁玲也被秘密抓捕，沈从文都前后奔走营救，并写下长文纪念。尽管思想观念的分歧为日后关系的破裂埋下伏笔，但这段岁月无疑是他生命中极为珍贵的记忆。

在文坛人脉的拓展上，1925年夏天，经丁西林介绍，沈从文在《现代评论》任“发行员”（负责发行、寄发刊物等），由此结识了主编陈源、文艺编辑杨振声。这两个人在沈从文后来在教育界的发展提供了无私的而且是巨大的帮助，沈从文今后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北京大学及西南联大的教职都与这两位先生有关。从1929年沈从文进入中国公学任教开始，教师总是他面对社会的正式职业，而作家、编辑只是附着在教师身份外的社会职务或身份。

沈从文以新诗创作走进诗坛。1925年9月，沈从文致信徐志摩，两人相见，从此建立友谊。晚年沈从文在《回忆徐志摩先生》一文，描述了他与徐志摩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我算是熟知志摩先生仅余的几个旧人之一，从1925年9月里，和他第一次见面，就听到他天真烂漫自得其乐，为我朗诵他在夜里写的两首新诗开始，就同一个多年熟人一样。第一次见到徐志摩先生，是我读过他不少散文，觉得给我崭新深刻动人印象，也正是我自己开始学习用笔时。就不知不觉受到一种鼓舞，以为文章必须这么写，不同当时流俗所赞美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一类作品，才给人眼目一新的印象。事实上我那时即乐意学习，也不会能收到丝毫效果的。那是新月社还未成立，无什么出版物。新月社同人集会，也近于散场冷落的情形时。他的住处似还在松树胡同七号一所小小洋式房子里，住处后有个小小院落，齐腰栏杆边放上几盆菊花和秋海棠。一面墙上挂满了绿叶泛黄的爬虎墙，应当是已到深秋还未大冷的时候。我这么一个打烂仗出身的人，照例见生人总充满一种羞涩心情，不大说话。记得一见他，只一开口就说：“你那散文可真好！”他就明白，我是个不讲什么礼貌的乡下人，容易从不拘常套来解脱一切拘束，其实还刚起床不久，穿了件条子花纹的短睡衣，一面收拾床铺一面谈天，他的随便处，过不多久就把我在陌生人前的羞涩解除了。 只问问我当前的工作和生活，且就从枕边取出他晚上写的两首诗，有腔有调天真烂漫自得其乐的念起来。”

徐志摩的朋友圈中大多是留学欧美归来的文人、外交官等，徐志摩先后将沈从文介绍给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叶公超、胡适、梁宗岱、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邵洵美等人，这些人都是当时北京的大学里或知识界的顶流人物，他们构成了今后沈从文在北京文化圈的基本人脉。

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他在10月1日刊出的《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一文中，大张旗鼓地罗列了约请撰稿的各方朋友名单，文学青年沈从文得以跻身学者、教授、诗人之间，显见徐志摩对他非同一般的赏识。沈从文最高只读到高小，在“冠盖云集”的作家圈里根本不入流。可是，徐志摩慧眼识珍珠，在沈从文作品中看到文字之美、意境之美、静穆之美。

11月11日，徐志摩从来稿中发现了沈从文以笔名“休芸芸”投来的散文《市集》，很是欣赏。徐志摩特意选用他‘沈从文’的本名发表，特意附上两千多字的短评《志摩的欣赏》为之推荐：“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支小艇，在波纹瘦鳒鳒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徐志摩的慧眼识珠，让沈从文再也不是一种“乡下人”的姿态，走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圈。沈从文由此以本名堂堂正正进入北京文人圈子，渐渐成为中国文坛的一颗新星。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乘飞机在济南失事，正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从青岛赶到飞机失事的地点，与家属与朋友一起参与徐志摩遗体的收敛与安葬诸事，并写长文吊唁，对这一位引导自己进入文学殿堂的前辈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并写信将徐志摩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在美国的王际真。

时间又过了50年，1980年冬，沈从文应邀到美国讲学。在美国，沈从文见到了20年代末在上海结交的老友王际真先生，两人谈到共同的朋友徐志摩唏嘘不已。他们两个就是徐志摩介绍认识的，王际真长期旅居美国，在大学里教书，1949年前，沈从文与王际真靠通信维系着两人间的友谊。令人没有想到的是50年后，在大洋彼岸的王际真的家里，王际真向沈从文展示了当年沈从文写给他的六封信，还有1926年沈从文的第一本文集《鸭子》和稍后的《神巫之爱》。王际真居然找到1931年11月23日沈从文告知他徐志摩在济南空难去世的消息。沈从文回忆说，11月21日他正在青岛大学杨振声先生家，忽然得知徐志摩19日在济南遭遇空难的噩耗，第三天即给王际真写信。他知道这位好朋友，一定牵挂着徐志摩。全信如下：

际真：志摩十一月十九日十一点三十五分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开山"。飞机随即焚烧，故二司机成焦炭。志摩衣已尽焚去，全身颜色尚如生人，头部一大洞，左臂折断， 左腿折碎，照情形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人即已毙命。 二十一此间接到电后，二十二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时尚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嘉铸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二十二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尚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时（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早晨。

两人不禁感叹世事无常，恍如隔世。

沈从文访美归来后，1981年8月，沈从文访美归来后，于1981年8月写下长文《友情》回忆旧时的老友，说到徐志摩、王际真，其中一句说得十分感人：

“志摩先生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剜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如今这个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诗人辞世整整有了五十年。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

晚年沈从文发表文章不多，1982年中风之后，写作更少。可是，从《友情》开始，短短几年间，他所写关于徐志摩的文章却有好几篇，分别为《友情》《喜闻新印＜徐志摩全集＞》《回忆徐志摩先生》《徐志摩全集序》等，可见徐志摩在他心中的分量之重，如他所说，没有“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

从1923年秋到1926年，短短的三年时间，沈从文从一个连标点符号都难以准确使用的“青年文学爱好者”，迅速成为白话文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作者，迎来了创作的爆发期，创作呈现出丰硕的成果，大量的作品陆续在社会上发表。1926年，他又发表了第一篇中篇小说《在别一个国度》。同年冬天，沈从文的第一部文集《鸭子》由北新书局出版，收录了他近年创作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32篇作品。

成为作家后的沈从文，可以说已经走出了人生的至暗困境，开启了一个文化学者的新生活。在诸多前辈的提携与自身的不懈努力下，这颗文坛的未来之星，正冉冉升起。

成为作家以后：路漫漫兮

从1926年出版第一部作品集《鸭子》开始，沈从文一生出版了70余种作品集，涵盖小说、散文、诗歌、戏曲、文物研究等等方面，被世人誉为“多产作家”。至20世纪40年代，他刊行的主要作品已蔚为大观：小说方面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一个母亲》《边城》《旧梦》《长河》等；散文方面则有《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

他逝世以后，家属与研究者共同整理其生前著述，除了上述的作品外，还新增了书信类，《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初版）共32卷，其中第1～10卷为小说，第18～26卷为书信，即书信实际为9卷。2020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又在《全集》的基础上推出了《沈从文全集·补遗卷》（以下简称《补遗》），其中《书信》一卷）。全集涵盖了文学作品、学术著作及未刊手稿等，总字数达1040万字，其中作者生前未发表的作品及书信等约440万字。至此，就文集卷数而言，书信似与小说比肩。这些构成了沈从文文学生命的主线，为后人来研究沈从文的作品及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从第一本作品集《鸭子》刊出以后，沈从文的文学事业及成果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949年前与1949年后，前一个阶段以小说等文学创作为主，后一个阶段以文物研究及书信。文物研究是显性的，因为形成了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而后一部分的书信，则是沈从文日常与亲戚朋友交往留下的文学记录，这一部分算不算文学创作，学术界曾经有过争论，最后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一部分应该是沈从文最重要的研究材料。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研究者钱理群认为，沈从文1949年以后书信资料中反映出时代思想困境与文化忧思，成为他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重要材料。

著名理论家陈思和指出当代文学中存在“潜在写作”的特殊现象,并将沈从文1949年5月30日的一篇日记称为“潜在写作之流的滥觞”,这开启了理解沈从文后半生的另一扇窗。《沈从文全集》中收录了他1949年以后的书信,共计350万字。某种程度上讲,这是沈从文以退隐的姿态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文学书写。

这些问题留待以后我们做专题研究的时候再细细深究。

我们简单梳理一下成为作家以后的沈从文的人生路径，为一般的读者提供一个了解沈从文人生与学术的方便路径。

在1926年9月至1927年12月，沈从文在北京集中精力进行文学创作，主要题材与内容是他5年当兵的经历和20年湘西生存的积累，这一类题材，沈从文一直挖掘了好多年，一些重要作品甚至是代表作都来自于这一类题材。

1927年12月，沈从文南下上海，直到1930年，这也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时期。查阅《沈从文创作年谱长篇》，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在这段时间里极其密集的创作风貌。同时，他与丁玲、胡也频一起创办了《红黑》《人间》等杂志，试图在文学与出版上闯出新路。

1929年，沈从文给徐志摩写信，提到想进上海美专进修绘画。徐志摩回信劝道：“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因为好友胡适当时正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1929年，在徐志摩的推荐与胡适的延聘下，仅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进入中国公学任教，开启了教学生涯。1930年秋，经胡适介绍，他转到武汉大学任教。

中国公学对于沈从文人生的影响另一件事更加重要，他爱上了他的一个学生，并执着的追求，胡适先生在这个过程中担当了“月老”的作用，而且后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结婚也是胡适做的证婚人。这一个故事我们留待在其他的文章里细讲。

1931年8月，杨振声接受徐志摩的推荐，延聘沈从文到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有当事人回忆道：“当时青岛大学的讲师薪金分为五级，从120元到240元不等，应该说待遇是比较优厚的。杨振声显然是想把沈从文引进他所任职的高校任教，从而解决他的生活问题。”1929年到1933年，沈从文先后被中国公学、青岛大学、武汉大学延聘他教学，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段沈从文的教学工作也是比较顺利的。

杨振声早在1926年担任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时便认识了沈从文，对其文学天赋十分欣赏，此后一直对其青睐有加，在文学与教学上给予了极大帮助。结束了此前漂泊不定、为生计发愁的生活，沈从文一扫阴霾。在国立青岛大学宽松的人际关系中，他心情舒畅，文思泉涌，迎来了文学创作与出版的又一个高峰。

在中国公学任教时，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学生，在校期间沈从文向她求婚未成。到了国立青岛大学后，由于事业顺利，沈从文在精神与经济方面都得到了极大改善。1932年张兆和大学毕业，沈从文从青岛前往苏州，再次向张兆和求婚，终于得到应允。订婚后，1933年张兆和随沈从文来到国立青岛大学，在图书馆担任英文资料管理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还有一个叫李云鹤的17岁山东姑娘也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做文员，她旁听过沈从文的写作课，也曾向他请教过写作问题。后来，沈从文应杨振声邀请来到北平，参与杨振声主持的教育部教材编辑工作。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在北平与张兆和结婚，时年31岁。婚后，沈氏夫妇度过了一段幸福而平静的时光。北平城文化圈里的风花雪月，全国各地的旧雨新知，都使沈从文体会到了生命的活力。随着两个儿子的相继出生，他的文学创作也达到了最高峰，《边城》《湘行书简》《湘行散记》都写于这几年，1936年出版散文集《湘行散记》。当然，沈从文也有伤心事，他的母亲在这一时期因病去世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沈从文随北平大学的教授们离开北平，回到湘西沅陵。后随长沙临时大学辗转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教授小说写作。这个时候，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晚年回忆，在西南联大的这段时间里，他得益于沈先生的教益颇多。抗战胜利后，沈从文随西南联大北归，继续任北京大学教授。

然而，命运的转折悄然而至。1948年，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将沈从文指斥为“桃红色作家”。这一严厉的批判成为改变沈从文后半生轨迹的重大事件，导致他在1949年陷入精神绝境，最终选择告别文学创作。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沈从文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结业和参与四川土改归来，他被分配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1955年，文化界掀起反胡风反党集团的滔天大浪，文化界愈发不平静，这个时候又有人记起来这个已沉寂几年的“知名作家”，把他从“地底下”挖了出来，据说是最高领导发了话，说你还年轻，还可以写吗……应该出来工作，到处走走看看，为一日千里的社会主义运动贡献力量。于是有关部门安排他做了政协委员，参政议政。1956年，沈从文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到山东、江苏、湖北、湖南等地视察、调研文物保护工作，借此机会回过一次湘西老家凤凰。他也试着重新拿起手中的笔讴歌新时代、新人物，如《新湘行散记》，但并不成功。接着有关方面还有意安排他接替老舍出任北京市作协主席。但沈从文委婉地推辞了，他说：“我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否则在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沈从文就会世事难料。那个年代只有把自己藏起来，免得人家惦记，对别人不构成威胁，才可以获得片刻的安宁。但这样的愿望也未必可以得到，1957年10月，国家安排出版了上、下两卷的《沈从文小说集》，这样的待遇在他的同时期从旧时代过了的作家中没有第二个。从这个时候开始，沈从文在政治上获得了肯定，也得到一个较宽松的环境，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

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沈从文的家事也陷入巨大的困境。他的大儿子沈龙朱在大学里读书，这个在家里被大家认为“政治觉悟”最高的23岁的年轻人，莫名其妙的就成了右派，下放劳动，连大学都没有毕业。接着二儿子沈虎雏不肯考大学，执意要到工业学校学工，弟弟沈荃的女儿沈朝慧被他接到北京，这个被镇压的国民党少将的女儿没有北京户口，时时被居委会的老大妈盯着。

周总理在外交过程中深感中国是有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也应有自己的服饰图书作为国礼，1963年底，周总理指示要文博口组织编写《中国古代服装史》，交代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落实此事，这个任务落到了已年过花甲的沈从文身上。正是周总理的这个提议，成就了沈从文的后二十年，让他在文物研究领域迎来了生命的又一次绽放。但创作的过程是充满艰辛与坎坷的，书稿刚刚完成，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开始了。在反“封资修”的口号下，这一部书稿曾被认定为“鼓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毒草，出版被迫中断。沈从文本人遭到抄家（前后共计八次），宿舍被占的恶劣处境，还被安排在历史博物馆打扫女厕所，随后被下放至湖北五七干校。在漏雨潮湿的干校小屋里，年近七十的他依然牵挂研究，凭借记忆默绘图片。直到1976年后，在胡乔木的关注与支持下，古稀之年的他仅用3个月就将耽搁了15年的书稿修订增补完稿。

1981年9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正式出版，全书25万字、图像700幅，上起殷商、下迄明清，系统考证了中国三千余年的服饰文化。书一出版即获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外交部礼宾司采购豪华本作为国礼，先后赠送给日本天皇、英国女王、美国总统等。学界评价该书为“中国服饰史的第一部通史”，标志着服饰史乃至整个物质文化史开始形成新的学科方向，开启了形象史学的先声。

1980年代初，上海电影制片厂启动《边城》改编计划，编剧徐昌霖、黄祖模完成的剧本《翠翠》于1981年发表在《芙蓉》杂志上。该版剧本强行加入阶级斗争线索，改变人物民族身份，增添大量原著没有的戏剧冲突。沈从文阅后极为不满，上影厂先后两次寄来改编费，均被他原路退回。上影厂文学部人员更以“已在文化部备案”为由施压，沈从文在致徐盈的信中怒斥其“态度恶劣，带讹诈性质”，表示只要自己活着就绝不同意这种改编思路，上影厂的拍摄计划最终流产。此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凌子风主动拜访沈从文，承诺忠实还原原著神韵，沈从文欣然应允并亲手修改剧本。1984年，凌子风版《边城》上映，获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沈从文因1983年中风未能全程参与指导，对成片虽非完全满意，但基本认可这一结果。

1982年初夏，沈从文夫妇在黄永玉等亲友的陪同下最后一次回乡，在凤凰住了半个月。他回到了曾经就读的小学校，坐在小同学中听了一堂课。回到北京，他与家人商量，拿出新近得到的稿费9000多元，并加上一些积蓄凑成1万元捐给母校用于改善教学条件。我们老是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万元户”是凤毛麟角，沈从文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得到了一笔稿费，他和家人没有想到用于改善一下生活条件，而是感恩与回馈家乡。当母校用沈从文校友的捐款建了一栋小楼做图书馆要以他的名字命名时，被他坚决拒绝。

面对利益是如此，那面对荣誉呢？

面对着铺天盖地的荣誉与赞扬，沈从文十分冷静，没有随波逐流。他早已看淡了文坛的起落与外界的评价，从最初声名鹊起的青年作家，到中年被迫搁笔转向文物研究，再到晚年以一部皇皇巨著享誉学界，大半生的浮沉早就让他学会了以平静之心面对一切。他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研究者、普通写作者的位置上，依然每日埋首于故纸堆里整理文物资料，和亲友书信往来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感，继续为后学晚辈指点治学与写作的门径，直到1988年悄然离开这个他热爱了86年的世界。正如他自己生前常说的那样，我这一辈子，不管是写文还是研究，不过是对这个世界“摸着石头过河”，尽一个读书人的本分罢了，这条关于文学与学术的长路，从来都是走一步看一步，要后来者接着往前走的。

1980年代初，随着旧作大量重印，国内外出现了“沈从文热”。身处"“热源”的中心，沈从文却极其冷静，在给老友程应镠的信中写道：“至于年来国内外的‘沈从文热’，可绝不宜信以为真，‘虚名过实’'，不祥之至。”他反复告诫自己“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多次对人说“不要宣传我”。听说有大学开展对他的研究，便连写三封信劝阻。1983年，沈从文从熟人处得知同乡学者凌宇正在筹备一场全国性的沈从文研究学术讨论会，十分焦急，在一周内连写两封由次子沈虎雏笔录的信，措辞严厉决绝地要求取消活动，还在信中指出凌宇的《沈从文传》“还不能从深处抓住我的弱点”。这三封信（含后追加的一封）成为沈从文写下的最后的文字。

他一生恪守的人生信条，是写给黄永玉信中的三句话：“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1988年，沈从文被广泛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据传他已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也曾表达过对其未能获奖的深深遗憾。然而，随着沈从文于当年5月10日在北京病逝，这一切最终成为文学史上一桩惹人怅惘的传闻。

沈从文从湘西边城的野孩子，到北平城挣扎谋生的青年作者，再到名满天下的作家，最后埋首文物研究半个世纪，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86年的人生。他自诩为“乡下人”，穷其一生都在“为侨居都市的乡下人”写传，也始终没有丢掉那份来自湘西的纯粹与韧性，哪怕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也没有停下手里的笔，守住了一个读书人、一个写作者的底线与初心。他留下的逾千万文字的作品给这个身后的世界，无论是灵动的湘西故事，还是厚重的文物研究，抑或是藏着半个世纪心事的书信，都早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给无数读者和研究者带来温暖与启示，未来也将一直被人翻阅、被人铭记。

沈从文的一生正如张充和为沈从文撰写的挽辞：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这是张充和以嵌字格的形式，对沈从文一生为人与为文的高度概括，后来被镌刻在沈从文位于湖南凤凰听涛山墓地的墓碑背面。

他最后长眠于家乡的怀抱，正如在凤凰听涛山腰，沈从文墓碑石上刻的：

照我思索。可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这就是作为文学家沈从文一生的自我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