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叫《给阿嬷的情书》的潮汕电影火了。火的有点突然，有些突兀，好像递给这炎夏的一块冰，慢慢地融化了许多观众干涸已久的心田，便化作了奔泻不止的眼泪，复活了埋藏在大家心底那颗善的种子。

对这部小制作的潮汕方言电影，豆瓣给出了9.3分，院线收入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9亿元。这是一波罕见的以朴素、平实、真挚的电影语言唤醒亿万观众内心真情回响的成功之作。有人评价此为“汉文化的回归”，似乎又有些过了。

今天打开“新浪财经网”，看到了证监会主席吴清给上市公司划出的一道红线：不敢作假，不能作假，不愿作假。联想到前些日子习总书记给军队高级干部开会提出的，大家要说真话。又联想到国家对党员干部的廉政要求：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可以看出当下：假话、假账、假货、假面，四假当道已成为社会的一个部分，成为覆盖在人们心头的一团乌云，人人日用而不知耻，人人厌恶而又挥之不去。

《给阿嬷的情书》恰似一条潺潺流出的山涧小溪，它通过潮汕“侨批”这一独特的历史存在，揭示出在国弱民贫的时代，在社会最底层汉文化承担的道义价值即重承诺、重信义、重家国、重担当的人性光辉-这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精神内核，这是真诚的力量。

汉文化的内敛、坚韧性格与孔子“克己复礼”的信念千年如一，在这部电影里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与呈现，它理应为青年观众所认识所回望，中华的传统美德也理应在当代以新的形式得到发扬，成为中华当代更高级文明的一部分。

那么，这种新形式是什么呢？它就是中国传统士人修身的法宝-克己复礼。

最近读周振鹤先生怀念恩师谭其骧的文章-《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怀念我的老师季龙先生》有如下文字：古人有名有字，名是让父母呼唤的，字是让他人称呼的。礼崩乐坏之后，字不见了，大家直呼其名，不过师母在世时称老师都是“季龙”、“季龙”，古意犹存，而老师与夏鼐先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通信时虽已互称同志，但“同志”前面仍以作铭、季龙相呼，绝不称名。

陈平原先生在《格外“讲礼”的吴宏聪老师》一文中，很怀念老师吴宏聪的“讲礼”：这既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工作策略，更是一种处世哲学。他写道：这位民国年间培养出来的“既传统，又西化”的大学教授，平日里西装革履，发型特别讲究，言谈举止中充满自信，可待人接物却又特别讲礼。所谓“礼”，指的不是繁文缛节，而是时时、事事、处处多为别人着想。不必引经据典，实际生活中，只要学会相互尊重，严于律己，人际交往中把握好分寸，不卑不亢，那就是“彬彬有礼”。这么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周作人称之为“生活之艺术”。且认定当务之急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同时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如此既新又旧、既中又西的生活态度就是当代的“克己复礼”，就是一种更高形式的文明生活。又说：当代中国，对上讲礼容易，对下讲礼难；策略性讲礼容易，习惯成自然地讲礼难；未出名时讲礼容易，德高望重还对年轻人讲礼，那就更难了。吴老师的可贵之处在于，其“讲礼”不分对象，且水到渠成，没有夸张或做作的成分。

易中天先生在《我的父亲易庭源》一文中，回忆自己家庭的礼教传统：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因为依照老规矩，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中国传统礼仪的“立法精神”，是“扬人抑己”。对别人的称呼，要“就高不就低”。

易中天先生又回忆道：父亲与他的老师刘炳炎先生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到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在他们的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

以上我所列举的三篇文章均来自一本怀人的书-《平生风义兼师友》中的文字。从中可以看出易中天、陈平原、周振鹤等文化名人对自己的亲人、老师最深切、最质朴的爱，和对那个渐行渐远却依然闪烁着礼教光芒的人的教育的深切怀念。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打击最烈的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礼教传统。经此一役，封建宗法制度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分崩瓦解，但保持读书人尊严的表面的“礼数”尚存。既使在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中间，大家初期还是保持着这种礼数（如朱敏的回忆文章，见到毛主席、周总理一律称“伯伯”，并不似当今把比自己父亲年龄小的同辈称叔叔）。

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再一次洗礼和锻造改型，读书人最后的这一点礼数也被剥蚀殆尽，只剩下“小王、小李”和“老王、老李”的称谓了，现代人更是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了。

不禁又想起一部与大投入、大场面、大制作迥异的抗战影片-《我的上高》。在南昌城破，大敌当前的危难时刻，临危受命的小小上高县县长黄清谷居然能以一己之力为学童找校舍，为寡妇鸣冤情，为百姓口粮抗权贵，终于赢得驻军的尊重和百姓的爱戴。从而为军民同心抵御外侮奠定了民意基础。

其中的最感人之处在于城破即投河殉职的决绝和夫人同样决心随夫殉国的大义，这不仅感动了罗总司令，也保住了上高。正如新华网的评论：该片气质含蓄内敛，亦如该片主人公的文人风骨--高贵而沉静。电影的镜头语言极为朴实却用意考究、饱含诗意，犹如一幅中国山水画，笔法简洁却意蕴万千。

这高贵而沉静的文人风骨正是当下中国最稀缺的资源。这资源需要用“克己复礼”去向内挖掘，这需要用真性情、真语言、真故事去在时间的忘川里拣选。

不禁又联想到去日本、台湾、港澳和东南亚旅行中的见闻，感受到的民众间的温柔敦厚之风，人与人之间的礼貌与尊重。这原来竟是孔夫子未到之地，但却是儒风泽被的美好遗存，是人间本该具有的被我们“以革命的名义”弄丢了的人情味。

《给阿嬷的情书》为什么会诞生在潮汕，因为这里还倔强地保留着中国文化的根脉，这根脉并没有死，它已经破土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