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良瑛先生是当代著名作家，不仅在省内、国内文坛享有崇高盛誉，更是“文学鲁军”重要的骨干作家之一，可谓业界翘楚。王良瑛先生的文学成就丰厚，作品甚多，其造诣之精深，德望之兼备，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他数十年笔耕不辍，佳作频出，获奖无数，是山东省内文学界的“标杆式”人物。最为突出的是，在山东省诸城市的当代文学高地上，王良瑛先生又是不可多得的无可比拟的具有前瞻性、引领性、推动性、权威性、唯一性的“珠穆朗玛”。

王良瑛，山东省诸城（县）市人，生于1942年。

1963年毕业于诸城师范学校，先后在诸城县石门公社中心学校和诸城第五中学任教，从事教学工作15年。任教期间，始终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1978年调入诸城县文化馆，任文学创作辅导员。

1985年调入潍坊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市文联），任文学创作室副主任（时创作室未设主任）。

1988年，调入山东省作家协会，从事专职文学创作。

1991年任职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山东文学》杂志社，先后担任小说组组长、杂志副主编、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专业技术职务为文学创作一级。

（二）

王良瑛先生是我的老师，是将我引入文学殿堂、扶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导师。

我与良瑛老师之间的师生之缘之情，早已超越了寻常的师生范畴。作为老师，他于我，既是手把手的技艺相传，又是精神上的薪火接续；既是照亮我文学创作乃至我整个人生旅途的一盏明灯，又是一条跨越时光岁月，沉淀于心底的师道长河。

师生关系，是世间最温润、最厚重的人与人的情感联结之一。王良瑛老师于我的那条跨越时光岁月，沉淀于心底的师道长河，不仅传递着知识的火种，更浸润着品德的滋养与人格的塑造，是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在漫长岁月中的相互映照与共同生长。从韩愈老先生所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到良瑛老师在诸城当代文学上一直倡导遵循的亦师亦友、教学相长，其形式虽有流变，内核却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脉，并在时光淬炼中显得愈发真诚与醇厚。

传统的师生之情，往往带着一份庄严而纯粹的敬畏。求学者常怀“程门立雪”般的赤诚，奉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信念；为师者则不仅是知识的布道者，更是德行的楷模，常以“视如己出”之心倾囊相授。在这样的关系里，师长是灯塔，学生是虔敬的追随者。孔子老先生周游列国，有教无类，以言行立教，以仁德化人，弟子们尊之敬之、学之传之，终使儒家思想蔚然成宗。这种传统的师生之情，自带一种仪式感与使命感，师长的教诲犹如金石镌刻，成为学生一生的精神底色。良瑛老师亦如此，在诸城文学这片沃土上，他既在深耕，力荐那些有潜力、有前途的可塑之才，又有教无类，以言行立教，以仁德化人，以全面推动诸城文学向前发展。

（三）

毋庸讳言，现代的师生之情，应该是在承继传统中多了几分平等与灵动。师长可走下讲台，以坦诚姿态与学生对话；学生亦敢于质疑师长，师生间乐于相互探讨，时常碰撞出新的思想的“火花”。学生从师长那里得到知识，师长从学生新鲜视角中汲取活力，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

王良瑛老师与我之间的情谊，既超越了传统师生间那种带距离的庄重和敬畏，又不同于现代师生中那种略微趋于平等的伙伴模式，它是在二者基础上生长出的一种独有的个性化，更深层次地融入我的生命底色，成为一种特殊的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师生关系。

良瑛老师从未以权威者姿态凌驾于我之上，而是始终以朋友般的温和与师长特有的耐心，搀扶我走过文学路上的泥泞、坎坷与崎岖。他尊重我笔下稚嫩却带有鲜活因子的灵感，从不强加意志，而是以巧妙的点拨，让我在摸索中自寻方向，渐成风格。他为我点滴的进步由衷地欣喜，也会一针见血地对我指陈错误弊端；他甚至近乎手把手教我谋篇习作，也鼓励我大胆书写属于自己的生活感悟和生命体验。在他面前，我感到全身心地放松与信任。这份既具引导性又充满包容的关系，让我得到了扎实的不断行进的文学思路和实践，更使我收获了千金难换的创作自信与勇气。

传统课堂上的师生之情，是为自己奠定打造文化知识的基座，而良瑛老师与我聚焦于文学创作的师生之情之缘，则是在文学这片沃土上生长出的独具姿态的花草与树木。它既承载着传统师生关系的庄重，又注入了更多个性化的理解与无声的同行默契。它不仅教会我一种基于专业的平等交流之道，更赐予我一份可安身立命的生存技能——文学创作的水平和能力。

我常常想，倘若没有王良瑛老师的悉心“教”与耐心地“引”，我的作家之梦和文学之路，或许终将是飘荡在风中的一缕柳絮，无法落地生根发芽。正是他的出现，将我从“无门无径”的盲目摸索，引上了一条虽有荆棘却方向明晰的正途；正因他的扶持与帮助，我方能主持潍坊市文联全面工作长达八年之久；正因他的扶持与帮助，我方能发表出版七百余万字的文学作品，有的还被改编拍摄为电影电视剧；正因他的扶持与帮助，我方能创办了潍坊市文联的《风筝都》文艺双月刊和《鸢都报》；正因他的扶持与帮助，我方能获得“文学创作一级”的专业技术职务。这些外在的看见或看不见的文学事业与个人的创作成果，其根源皆在于良瑛老师为我点亮的那盏文学之灯，皆在于良瑛老师为我推开的那扇文学创作之门。

无论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赤诚感恩感念，还是“亦师亦友”默契的心心相印，我与良瑛老师这种师生之情的本质，终究是师长毫无保留的付出与殷切期许，学生铭记于心的感恩与不懈的奋进。从良瑛老师的身上，我深深感到，师者如灯，并非一定耀眼夺目，而有那么不显山不露水的哪怕微弱的恒久温暖光泽足矣，那光泽会默默照亮学生前行的长路。我与良瑛老师这种跨越时光的师生情长，串联起的是两个人之间特有的不可复制的精神谱系，托举起的是我一个个平凡的文学梦想。

与良瑛老师结下的这种惺惺相惜的师生之情，是我一生的幸运，也是命运的馈赠。如今，我所能做到的，便是加倍珍惜这份馈赠，将良瑛老师的教诲化作骨血里的养分，并努力将这份师道情怀传递下去——既做一名永不倦怠的学习者，也愿意成为能够照亮他人的一盏灯，让那束始于王良瑛老师的光芒，得以延续，永照前路。

（四）

毫不夸张地说，那颗名为“文学”的种子，早在我的童年与少年时期便已悄然在心底扎根。然而多年间，它只是沉睡，缺乏破土而出的力量。后来我调入中共诸城县委办公室工作，承担起为领导起草讲话、撰写报告的秘书职责，但那份对文学创作的隐秘渴望和当一名作家的梦想非但未被熄灭，反而如同一道地火，越烧越旺。可彼时的尝试，往往如风雪中的独行，文字散乱，笔下无章，不知如何结构故事，也不知如何锤炼语言。那个作家之梦，看似浪漫，实则缥缈无依，仿佛随时会在现实的严冬寒风中结冰、消融、殆尽。直到王良瑛老师走入我的文学视界，一切才得以悄然改变。王良瑛老师如同一束坚定而柔和、明亮而清晰的光，照进了我那时而灰暗、时而焦灼的创作迷雾之中。王良瑛老师其人，若以星辰作比，他并非转瞬即逝的银梭，而是悬挂于文学天际的一颗恒定之星，清亮而璀璨；若以山岳为喻，他则是一座沉静而丰饶的高峰，给我以可靠的倚仗与仰望的坐标。良瑛老师的出现，让我散乱的文学尝试，开始有了方向，也有了靠山，有了可步步向上的阶梯。

初识王良瑛老师时，我心中是带着几分怯懦的。当我将那些稚嫩的文字呈现在他面前，请他批评指导时，那种既期待又惶恐的心情可想而知。可良瑛老师没有不负责任的敷衍，没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否定甚至不屑一顾的摈弃。他拿着我的手稿，都是逐字逐句地品读，眼神里满是专注与温和。最让我感动的是，我写中篇小说《“酒家协会”的兴衰》时，人物干瘪，情节生硬。良瑛老师却耐下心来，在初稿上细细批注：哪里需要增加细节，哪里需要调整节奏，哪里的语言过于直白……紧要处，他亲自动笔修改，寥寥数笔，便让平淡的文字散发出动人的光彩。最终，《“酒家协会”的兴衰》以中篇小说的篇幅在《当代小说》1986年第1期头题发表，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即改革开放以来，潍坊市作者发表或出版的第一部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中篇小说，并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更名为《相忘江湖》纳入当年的电影拍摄计划。

说实话，即便在潍坊市文联主持全面工作期间，我因事务缠身，也曾多次想放弃文学创作。但良瑛老师的关心与支持一直如春雨般滋润着我即将干涸的心田，才使我在文学创作路上坚持了下来。他不仅传授技巧，更像是一位园丁，悉心浇灌着我对文学热爱的秧苗。在我遇到瓶颈而沮丧时，他向我分享自己的创作体会：“每一位作家都曾在黑暗中独行，坚持下去，才会遇见光明。”在我因工作繁杂而想放弃文学创作时，他以亲身的经历和名家的经验给我启迪。当我因小小成绩而沾沾自喜时，他又温和地提醒：“文学之路漫漫，唯有沉淀与坚持，才能走得更远。”良瑛老师的话，没有华丽辞藻，却如春雨润物，又如暖阳驱散阴霾。

于我而言，良瑛老师远远地超越了普通师长的范畴。他不仅是我文学创作的靠山，更让我明白：在这条充满未知与挑战的路上，有人为你倾注心血，有人为你指点不足，有人为你解惑释疑，有人为你撑腰鼓劲，这便是我拥有的最珍贵的文学创作底气！

（五）

多年以后，当我的文字渐渐有了些许温度与长进，那些曾经的迷茫与怯懦，也在王良瑛老师的谆谆教诲中逐渐烟消云散，但我并未感到轻松，反而越发沉重——对自己的作品越发看不中，当然也越想把它写得越好更好。因为我十分清楚，在我的前边，站着一个人，我要对得起那个人。那个人，就是王良瑛！

每当我把稿纸铺开，拿起笔，趴在桌子上爬格子，后来有了电脑，坐在电脑前敲下一段段文字时，眼前总会浮现出良瑛老师伏案修改我手稿时的身影，耳边总会响起他温和而肯定的话语。这份师恩，如涓涓细流滋养着我的心，更如璀璨明灯照亮我前行的路。我深知，没有良瑛老师的无私奉献与悉心指导，便没有今天的我。这份师生情谊，早已深深镌刻在我的生命里，成为我文学创作之路上最宝贵的底气与财富。

我和良瑛老师的师生之情，当然从来不止于知识的传递和文学水平的提升，而是像一场灵魂与灵魂的相遇，一次精神与精神的碰撞，一次生命与生命的共鸣。说到家，是良瑛老师懂我。他懂我为作品中一个人物命运辗转反侧的纠结，懂我为一句话一段文字反复推敲的偏执，懂我在遇到创作瓶颈时的自我怀疑，更懂我突破困境后的热泪盈眶。这种懂，源于对文学的热爱和深深地师生之情，如同冬日的暖阳，驱散了我创作路上的迷茫、孤独与寒凉，也让我从心里明白：即便道路漫漫，时有风雨，但我前边那个人，定会替我挡风遮雨，定会将文学创作的真谛传授于我，也定会将文学创作的长路奉献给远方。那个人不是别人，还是王良瑛！

师生关系中最动人的，是莫过于“双向成长”的默契。我说这话似乎很不自量，大有将学生和老师“划等号”之嫌。在这里，我说的“双向成长”并非是学生与老师的水平“划等号”，我是说，学生和老师在各自原有基础上的共同进步与成长。事实正是如此，在我与良瑛老师从相识开始之日直至今天相处的日子里，我不仅在他的教导下逐渐成熟，也亲眼目睹了老师对文学的热忱从未消减。为了帮我打磨细节，他会重新研读经典著作，会与我探讨当下的文学趋势，会为一个新颖的叙事角度而欣喜不已。我的每一次进步，都能让他露出欣慰的笑容。而他这种永葆初心的治学态度，又深深地感染我，激励我不断精进。

真正的师生情，是一种无声的传承。它不是简单的复制，也不是刻意的模仿，而是将师长的品格、精神、信念乃至知识，潜移默化地融入自己的生命。良瑛老师对文学的严谨与执着，对生活的热爱与通透，对我的无私与宽厚，都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催促着我。如今的我，在创作中会自觉追求细节的完美，会耐心对待每一个文字；在与文友相处时，会学着像他那样真诚对待文学创作者；在面对困难时，会想起他的鼓励，重拾勇气。当然与良瑛老师的要求、与他的言行相差甚远，但我毕竟是在努力做努力学。良瑛老师对我的这种传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却不知在什么时候不知在什么节点上，早已渗透在我的言语行动中。我知道，我永远无法也不可能成为第二个王良瑛，永远达不到他的高度与水平，但我可以带着他给予我的激情、热爱与力量，写出自己的作品，写出自己作品的精彩，并将这份珍贵的师生之情传递下去。

师生情，是跨越时空的一种牵挂，是与血缘无关的一种亲情。它比爱情更纯粹，比友情更厚重，比有血缘关系的亲情更多了一份精神上的契合。王良瑛老师于我，既是师长，又是兄弟，既是知己，又是朋友，更是家人。他用知识为我搭建了通往文学殿堂的阶梯，用关爱为我撑起了一片晴朗的文学天空，用行动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坚守梦想，如何钟情于文学。这份情谊，恰似一坛陈年老酒，越存越香，越品越香；又如璀璨星辰，在我生命里永远闪烁。无论路有多长我走多远，良瑛老师的教诲与关爱都将是我最坚强的后劲与力量，是我文学的海洋里最温暖的港湾。

（六）

王良瑛老师的文学语言，精准而深邃，且极富哲理，总如深秋屋顶上集聚的雨滴，颗颗清圆凝重，自屋檐落下，又深深渗入大地之中。他不仅在其作品中用字精省如金，就连平素说话闲谈，也是能用两个字说清的事，决不用三个字，且精准无比。这既是他为人处事的风格，也是他作品的风格，更是他水平自带的风格。良瑛老师的文学作品，无论长篇、中篇、短篇，还是散文、序评、短章，都带着一种不急不躁、娓娓道来的润泽。初读似无惊人之处，且略显日月平常，再品却顿觉山河涌动，岁月幽深。他的笔调、语言、文字，皆如褪尽火（湿）气的沉香木，质地坚实坚硬，纹理细腻，于平朴中暗藏丰厚的文学底色，于沉静里透出一种撼动山河的力量。

我的长篇报告文学《都吉台背影》，良瑛老师给予了诸多中肯而正确的修改意见，特别是一些我认为不甚紧要的地方，他却尖锐地坚定地说：“改，必须改！”单就书名，他从内容认真分析，将原书名改为《都吉台的背影》，后又反复推敲，把书名中的那个“的”字也力主删去，定名为《都吉台背影》。他不仅将书名力主改了，还讲了为什么改、怎么改等一系列道理，让我心悦诚服。良瑛老师对《都吉台背影》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亲自题写了书名。从一本书名的字斟句酌，也足见他的认真与严谨，足见他对文学的虔诚与敬畏。

良瑛老师的叙述功夫尤为精湛，他的小说，特别擅用白描，看似刻意求简，实则是多年磨练出的硬功夫，是一种大师级的自然流露。于紧要处，他还往往以一句半句文言文点睛，使文气顿时脱却平白，风骨立现。这也并非刻意古雅，而是一种语言的血脉喷张与自觉，仿佛在现代白话的川流中，自然显露出古典河床的底蕴。那些看似平常的语言、词汇所生成的句子，经他的铺排，便有了音律与呼吸。良瑛老师叙事从来不急不躁，都是徐徐展开，缓缓而行，如一位阅历丰富的长者围炉夜话，不渲染，不惊乍，只将人间悲欢化作温厚醇和的声腔。他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不靠奇诡取胜，而凭内在功力与真实情感抓住人心，令读者不知不觉间走入故事深处，与作品中的人物同悲共喜。

良瑛老师的小说语言，可谓到达炉火纯青之境，多一字嫌凸，少一字又凹。它又仿佛一盏清茶，初入口淡，继而回甘满颊，余韵泉涌，滋味绵长。以我浅见，那是良瑛老师经过锤炼后的“拙”与“淡”的表达，他避开了浮华的修饰，直抵物象与情节的本真。读他的文字，需慢，需静，需嚼，需品。匆匆掠过，只能拾得故事的轮廓，唯有细细品读与思量，方能察觉并品出那字句缝隙里透出的光——那是老师思想的锋芒，是老师情感的厚度，也是老师实实在在的水平与高度。

良瑛老师曾经说过：“小说的情节和故事可以编，但任何艺术家也无法凭想象编出人们想象之外的细节。小说的魅力，说到底，就是细节的魅力”。有一次闲谈，我无意中说起一件事。那是我给县委副书记（原诸城县委书记）亓廉芳当秘书时，公安机关给书记秘书配枪。我去公安机关拿回枪，县委办公室毕玉泽主任正召集县委机关各部门相关同志在秘书室开座谈会，当着参加座谈会的八九个同志的面，还有两三位女同志，毕主任叫我把枪挂腰上看看。那时我连根正经腰带都没有，是用布条扭成的很细的布绳子扎腰的。当时给我的配枪是“二八匣子”，“二八匣子”枪身本就很沉，加上枪里装有20发子弹，往细布绳的腰带上一挂，布绳是软胎，承受不住，枪挂着布绳往下坠，“出溜”一下连裤子也坠到了地上。我的裤子里边没穿内裤，不是不穿，是没有内裤可穿。裤子掉地下后，我的下半身全部裸露在众人面前，惹得大家一阵哄堂大笑。那一刻，我羞得无地自容，赶紧往上提裤子。我是在跟良瑛老师说，那么多人都在看我的笑话，只有王治中同志没笑，他朝众人大声呵斥了一声“笑什么笑，不就是枪掉地下了吗？”接着治中同志就喊我出了办公室，和我一起先去了百货大楼买皮带，百货大楼没有，又去西关大街邮电局南边的鞋匠摊，买了一条汽车内胎割的皮带。买皮带的一块钱，也是治中同志给付的。我跟良瑛老师说，就那一件事，说明治中同志境界之高，为人厚道，不看别人笑话的品质，给我解了围，也成为我和治中同志一生同事之缘深深的重要一环。良瑛老师听完这个故事，当即就说：“这件事好，真好！这件事不仅说明了王治中同志的人品之好，更重要的是，你把它写进作品里，就是很感动人的一个细节，是别人想象不出来的细节！”

王良瑛老师作品中那些生动传神的细节，丰富深厚的生活积累，敏锐细微的洞察力，宏阔深邃的知识架构，为普通人悲悯而鼓与呼的情怀，特别是他扎实成熟的语言功力，共同构成了他文学作品的底色、风骨与品质。他的那些作品，无不闪耀着对社会对民众的理想光芒，更重要的是，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处处深蕴又透露出无比高超审美的曼妙与浓郁的艺术魅力，那就是他对细节的把握与运用，既是作品的闪光点，又是人们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

（七）

王良瑛老师个人的文学成就与作品高度，已经达到了令人仰慕的程度，而他对诸城文学事业的发展与贡献，对诸城文学新人的培养与扶持，对诸城文学爱好者的标杆与典范，以及他对诸城文学事业未来发展的推动与影响……这一切，是功不可没的，更是不可估量的。

但是，恰恰相反——我必须坦率、真诚、又直接地指出并呼吁：王良瑛个人的文学创作成就及其作品的数量、水平与高度，对诸城当代文学事业发展的贡献与影响，对诸城文学新人无私帮助、培养与扶持，对诸城文学爱好者所起到的标杆与典范意义，对诸城文学事业在当下和未来的拉动与推进作用，都被当代诸城人低估了，不是一般地低估，是严重地低估，是令人扼腕地低估！

在这里，我首先声明，我说当代诸城对王良瑛先生严重低估的话，是呼吁也好，是鸣不平也好，这里边我没有掺进王良瑛老师与我的半点师生之情，没有掺进他对我文学创作的帮助与扶持等任何因素，更没有我对王良瑛老师蓄意的谄媚与吹捧。而我，是站在客观的公正的角度进行客观分析公正对比而得出的结论。我认为，对王良瑛的低估，这是一种不应该发生的、带有某种集体的无意识的轻视与认知的浮浅。诸城这片文学沃土，古代的暂且不说，侨居诸城的文豪也不论，仅就现、当代而言，就诞生了王统照、臧克家、陶钝、孟超、王愿坚、王希坚、李新民等熠熠生辉的文学巨星，诸城人以此为傲，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然而，当一位健在的仍然活跃在当今文坛上、而且就在我们身边、同样达到文学高峰的作家王良瑛，我们反而因了距离太近而失去了重视的焦距，因了王良瑛的平日近人而感到习以为常平凡无奇，从而钝化了对他的感知与认识的敏锐。我想，这不仅是诸城当代文学界的遗憾，也是当代诸城人的遗憾，再进一步说，这是在诸城当代文学版图上自我认知的一处盲区，甚至是深潜的诸城文学将来的一大悲哀。

我之所以这样说，理由有四：

第一，我有资格说这话，或者说我对这话有发言权。我主政潍坊市文联时，潍坊市文联下设潍坊市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音乐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曲艺家协会、摄影家协会、电影艺术家协会、电视艺术家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十大协会。在十大协会中，根据外地市文联所下设协会不成文的排序，作家协会大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因山东省作家协会已经独立，并成为与省文联同级的正厅级群众团体组织。加上我的专业又是文学，不管我的文学作品多与少，水平高与低，但我毕竟爱好文学，对文学、对作协、对文学作品便格外重视甚至偏爱，况且，我又主持潍坊市文联全面工作长达八年之久，期间，我不仅对潍坊市直、包括对各县市区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创作状况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尤其对诸城历史上和当代发展起来的文学新秀更是了然于胸。所以，我对潍坊市对诸城市的文学创作及发展状况有着比他人更多的发言权。不可否认，诸城和从诸城走出去的文学大家不胜枚举，他们的影响之大不言而喻，他们是诸城的骄傲，是诸城文学新人的仰慕，也是我高不可攀的巨星。但令我深感自豪并敢于直言的是，就诸城当代文学而论——注意，我说的是“当代”诸城文学，现在健在的，仍然在诸城这片土地上持续耕耘，影响最大的是王良瑛先生。王良瑛先生文学作品的数量、高度，他对诸城文学事业发展所做的工作与贡献，他与诸城这片文学沃土的无缝对接，以及诸城文学新人从他身上得到的实实在在的教益与实惠，实事求是的说，堪称无人可比。那些先贤前辈，固然光芒万丈，但他们大多年少时就离开诸城，有的早已离世，他们的创作题材和对家乡的关切，与诸城当代文学的土壤和新人之间，终究隔了一段时空的距离，对诸城当代文学的发展提升，对诸城文学新人的帮助与扶持，可以说，他们有劲使不上，爱莫能助，或者说是有劲没使上，鞭长莫及。而王良瑛先生则不然，他生于诸城，长于诸城，未曾间断地书写诸城的山山水水和人物，他的根深深扎在诸城这片土地里，他的每一滴笔墨每一部作品都饱含着诸城的晨露与夜雾。完全可以说，王良瑛先生是健在的，仍然在诸城大地上创造着属于诸城文学新奇迹的一座高峰，最高峰！

第二，诸城现当代最为有名且脍炙人口的文学大家王统照、臧克家、陶钝、孟超、王愿坚、王希坚、李新民等，除王统照、陶钝、孟超先生去世早我未能与他谋面之外，其余我都拜访过，并且有着不同形式的接触。当然，也有目的，而且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他们对潍坊，特别是对诸城的文学给予帮助、扶持，那种明确的、较具体的、针对性较强的帮助与扶持。

王统照先生，我虽未能与其谋面，但因他是诸城人，又是自诸城走出去的文学大家，便格外崇拜。他的《一叶》《黄昏》等小说，是开现代白话小说先河之作品，其代表作《山雨》，被称为和茅盾先生的《子夜》是双峰并峙的两部经典长篇小说，被誉为新文学奠基人和现实主义先驱的人物。为了更好地了解王统照先生，我还专门购买了他的长篇小说《山雨》捧读学习。

陶钝先生受李大钊先生影响，1931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代表作有鼓词《杨桂香鼓词》以及长篇小说《为了革命的后代》等，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首届主席。

孟超先生，左翼作家，代表作有历史剧《李慧娘》，杂文集《长夜集》等，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臧克家先生，拥有“世纪诗翁”之美誉，是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为了拜访这位诗坛泰斗，在先生长子乐源教授引领下，我曾走进北京赵堂子胡同先生宅第，当面聆听过先生的教诲，先生还为我和孙茂梓兄所著《诸城名人传略》一书题写了书名。臧克家先生著述甚丰，他的诗歌、书信、散文、评论、回忆录等汇集为《臧克家全集》12卷，总字数达650万之巨，可谓之洋洋大观，卷轶浩繁，著作等身。2004年2月5日，也就是臧克家先生逝世的当天晚上，我就含泪写下了《永远的战士》悼念文章，第二天（2月6日）便分别刊登在《大众日报》和《潍坊晚报》上。近些年，我一有机会，便去拜谒臧克家先生在诸城的故居，去体验“耳畔犹闻《有的人》之铿锵”，感悟先生“笔下长留人间冷暖之胸襟”，继承先生“诗句如潍水长流之豪情”，虽相距先生文海十万八千里，也不乏有试图学诗写诗之心。

王愿坚先生，是当代著名红色短篇小说巨匠，也是军旅文学的代表之一。他的短篇小说《党费》《七根火柴》《三人行》等，曾入选中小学教材，影响深远。我曾两次到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南楼（我方向感太差，我认为是南楼，就像觉着解放军艺术学院大门口朝西一样，不知是否正确）拜访过王愿坚先生，两次都见到了王愿坚先生。第一次几分钟，他很客气地说有会，明天吧。第二天我又去时，他还是太忙，就没过多耽误他的时间，只是口头诚恳而热情地邀请他回诸城老家看看。那时没有照相机，与王愿坚先生连张合影都没留下。最为遗憾的是，王愿坚先生逝世，开追悼会时，我因故不能参加，便专门安排与王愿坚先生曾有过接触、我的朋友潍坊市文化局文艺创作室原党支部书记马新义同志代我参加，并以潍坊市文联的名义代表先生家乡敬献了花圈。潍坊市文联敬献的花圈在追悼大厅摆放的位置非常靠前，与国家主席杨尚昆所送花圈分列在王愿坚先生遗像两边，结果马新义悲痛至极只顾了哭，带着照相机也忘了拍照，回来被我好一顿批评。

王希坚先生，因他在济南居住，又担任过早期的省文联副主席，我到省文联开会次数较多，曾几次去拜访过他。希坚先生清瘦整洁，精神矍铄，不善言谈，但对人特别热情。我也再三邀请过他回诸城老家看看，他也答应过，但一直未能成行。王希坚先生曾有“解放区乡土文学代表”之称号，他的《变工组》《迎春曲》等民歌体作品，和解放区生产与后来的合作化紧密相联，广为流传。他的长篇小说《地覆天翻记》，是1947年代唯一 一部以“减租减息”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李新民先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诸城走出去的当代作家，也是诸城当代文学重要的开拓者。他1957 年出版长篇小说《第一个春天》，后陆续发表《黄金梦》《绿牡丹和张圆圆》《初春》等中短篇小说及出版短篇小说集《秋收时节》，先调入山东人民出版社，历任文艺编辑室编辑、小说组长、副主任等职，后调任山东文艺出版社，先后担任副社长、总编辑等职，获评“编审”技术职称，1999年去世。我与新民先生很熟，他回潍坊、诸城时，都是我接待与陪同。

我说这些的目的，决没有半点不尊重或有意缩小这几位文学大家对社会对国家对诸城的影响与贡献之意，我也不敢，并且，他们的影响与贡献是无可否认的。但就诸城当代文学及文学界来讲，王良瑛先生作品的高度与社会影响，对诸城文学事业所做的工作与贡献，与诸城文学沃土的无缝对接，诸城文学新人从王良瑛身上得到的实惠，实事求是而论，堪称无人可比。

第三，王良瑛先生培养、帮助、扶持诸城文学新人的持续性、恒久性和实在、热情以及培养帮助扶持的成果，也是前所未有的。诸城当代文学新人得到王良瑛先生帮助与扶持的不胜枚举，在此我不一 一列举，各人心中自有明镜。具体到某一个人，得到良瑛老师的帮助有的会多，有的会少，甚至有人与王良瑛老师缘悭一面，未曾得到具体的指点与教诲，这些也均属情理之中，在所难免。但无可否认，在培养、帮助和扶持文学新人上，王良瑛老师所做到的，是诸城籍包括侨居诸城的古代（1840年前）、近代（1840年—1919年）、现代（1919年—1949年）、当代（1949年—至今）文学大师们的无人可及。王良瑛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甘为人梯，默默托举，不知有多少诸城文学青年从他的书房、他的桌前、他的身边带着感激、带着信心、带着希望和方向走出去，走出诸城，走出潍坊，走出山东，走向全国乃至世界。这种具体的、切身的、实在的、毫无保留的师者风范，是任何一位早已离开故土的先贤前辈们无法替代的。

第四，王良瑛先生的文学作品，其数量、质量、水平、高度、发表的层次，是当代诸城文学界一座毋庸置疑的高峰，是最高峰，是无人能超越的最高峰。这是摆在明面上的事实，不是任何谦虚可以掩饰，也不是任何理由可以贬低，更不是任何不服或轻视可以诋毁的。首先是其数量。良瑛老师已发表、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长篇报告文学、中短篇报告文学(集)、电影电视剧本等等近千万字，并且依然在陆陆续续地发表着新作大作，去年（202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观灯》 ，影响巨大。

“千万字”是什么概念？如果说，“千万字”是个级别的话，我敢说，诸城自古代、近代到现代、当代尚没有谁的作品达到“千万字”的级别。

再是质量。文学作品的质量高低，不是谁说好就好，谁说不好就不好，而是有个标准。标准就是在什么级别报刊上发表，又是被什么级别报刊转载。良瑛老师的作品，多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等数十种省内、国内最顶级的文学期刊，并有多部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散文海外版》等权威期刊转载和推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