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列传》作为《史记》中的经典篇目，不仅承载着司马迁对屈原的千古凭吊，更以春秋笔法勾勒出战国末期楚国的政治图景与人性百态。在教学实践中，以核心问题为锚点，能够有效打破文本的线性叙事局限，引导学生从人物形象切入，深入理解文章主旨与历史意蕴。设计“最可怜的人（ ）；最忠心的人（ ）；最卑鄙的人（ ）”这一统摄性问题，既符合“问题导向”的教学理念，又能以点带面，让学生在人物辨析中串联文本关键情节、体悟作者情感倾向、思考历史悲剧的深层成因。结合文本细析，怀王当属最可怜之人，屈原与张仪可归为最忠心之辈，而上官大夫、靳尚、郑袖则是最卑鄙的代表，三类人物的鲜明对比与互动，构成了《屈原列传》的核心叙事张力。

一、最可怜的人：楚怀王——昏聩误国的悲剧君主

楚怀王在文本中并非单纯的“反派”或“配角”，而是一个被命运与自身缺陷推向深渊的可怜者。其“可怜”首先体现在被蒙蔽的悲剧性：作为楚国君主，他本应具备明辨是非的政治智慧，却屡次被奸佞蒙蔽、被张仪欺骗。“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以“割商於之地六百里”为诱饵挑拨楚齐关系，怀王“大悦”而“绝齐”，最终“不得地”反遭羞辱；后续张仪再次赴楚，怀王虽“欲杀之”，却因“郑袖日夜言怀王曰‘人臣各为其主用’”而“释张仪”，将仇敌轻易放走。这种反复的蒙蔽并非源于他人手段的绝对高明，而是怀王自身“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的昏聩所致，他的可怜在于拥有最高权力却缺乏驾驭权力的智慧，沦为他人操纵的工具。

其次，怀王的可怜体现在众叛亲离的孤独与最终的悲惨结局。屈原作为楚国最忠诚的臣子，屡次“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竭尽所能劝谏怀王远离奸佞、亲贤远佞，却被怀王“怒而疏屈平”；而靳尚、郑袖之流则围绕其侧，只为谋取私利，绝非真心辅佐。当怀王“入武关”被秦国扣留，“楚大臣患之”，却并未设法营救，反而“乃相与谋曰：‘吾王在秦不得还，要以割地，而太子为质于齐，齐、秦合谋，则楚无国矣。’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将其弃之不顾。最终怀王“竟死于秦而归葬”，成为诸侯间的笑柄，其一生渴望强国却屡遭挫败，渴望忠诚却众叛亲离，最终客死他乡，其悲剧性远超一般臣子，堪称文本中最可怜之人。

二、最忠心的人：屈原与张仪——不同立场下的忠诚坚守

谈及“忠心”，多数读者会首先想到屈原，而将张仪归为“奸佞”，但结合文本语境与历史背景，二人虽立场不同、效忠对象各异，却均展现出极致的忠诚，只是忠诚的内涵与表现形式截然不同。

屈原的忠诚是对楚国与理想的绝对坚守，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壮。他“为楚怀王左徒”时，“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将全部才智奉献给楚国的强国事业。当“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遭诬陷而被怀王疏远后，他并未选择明哲保身或另投他国，而是“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坚守“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政治理想。即便被顷襄王流放，“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面对渔父“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的劝解，他仍坚守“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的气节，最终自投汨罗江，以生命践行了对楚国的忠诚。这种忠诚超越了个人荣辱，关乎家国命运与道德理想，是文本中最具感染力的精神内核。

张仪的忠诚则是对秦国与使命的极致践行，是“巧舌如簧却初心不改”的坚定。作为秦国的纵横家，张仪的使命是“连横”以瓦解六国合纵，为秦国统一六国扫清障碍。他两次赴楚，虽手段看似“狡诈”，但始终围绕秦国利益展开：第一次以商於之地诱骗怀王绝齐，成功破坏楚齐联盟；第二次身陷楚国险境，仍能凭借智谋说服郑袖、靳尚为其说情，最终安全返回秦国，完成使命。文本中虽未直接赞颂张仪，但通过“张仪既相秦，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的细节，展现出他对秦国的绝对忠诚——即便遭受楚国的羞辱，仍一心为秦国谋取利益，从未有过动摇或背叛。将张仪纳入“最忠心的人”范畴，并非否定屈原忠诚的崇高性，而是引导学生认识到“忠诚”的多元性，理解不同历史人物在特定立场下的价值选择，从而更全面地解读文本的历史维度。

三、最卑鄙的人：上官大夫、靳尚、郑袖——祸国殃民的奸佞群像

如果说怀王的昏聩是楚国衰亡的内因，那么上官大夫、靳尚、郑袖的卑鄙行径，则是加速楚国覆灭的直接推手。这三人虽身份各异——上官大夫为朝中重臣，靳尚为近臣，郑袖为王妃，但都具备“自私自利、谗言惑主、祸国殃民”的卑鄙特质，构成了文本中最令人不齿的奸佞群像。

上官大夫的卑鄙在于嫉贤妒能、诬陷忠良。他见屈原“属草稿未定”，便“欲夺之”，遭拒绝后便“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这番谗言精准击中了怀王的猜忌之心，直接导致屈原被疏远。他的行为并非出于对楚国利益的考量，而是源于对屈原才华的嫉妒，为了一己之私，不惜破坏楚国的政治生态，排挤真正有能力的忠臣，其卑鄙在于以个人恩怨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靳尚的卑鄙则体现在趋炎附势、贪生怕死、卖主求荣。作为怀王的近臣，他不仅不劝谏怀王远离张仪的欺骗，反而在张仪被扣留时，为了自身利益充当说客，“谓郑袖曰：‘子亦知子之贱于王乎？’”以“秦王甚爱张仪而不欲出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以美人聘楚，以宫中善歌讴者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相威胁，诱使郑袖向怀王求情释放张仪。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围绕个人安危与利益，毫无对楚国的忠诚可言，甚至为了讨好秦国，不惜牺牲楚国的土地与利益，其卑鄙在于丧失了作为臣子的基本操守。

郑袖的卑鄙在于工于心计、惑主乱国。她作为怀王的王妃，本应辅佐怀王治理国家，却“内惑于郑袖”，成为张仪欺骗怀王的帮凶。在靳尚的游说下，她“日夜言怀王”，编造“人臣各为其主用”的谎言，劝说怀王释放张仪；同时，她又以女性的柔情与算计迷惑怀王，使其沉溺于声色犬马，丧失了治国理政的锐气。她的卑鄙在于利用怀王的宠爱，干预朝政，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惜与外臣勾结，损害楚国的根本利益，成为导致怀王昏聩误国的重要推手。

此外，文本中顷襄王的“怒而迁之”，虽有其父昏聩的影子，但更多是对屈原忠诚劝谏的排斥，其懦弱与纵容奸佞的行为，也间接加剧了楚国的衰亡，可视为卑鄙群像的延伸。这些人物的存在，与屈原的忠诚、怀王的可怜形成鲜明对比，既凸显了屈原悲剧的必然性，也揭示了封建王朝中奸佞误国的普遍历史规律。

以“最可怜的人”“最忠心的人”“最卑鄙的人”为核心问题统摄《屈原列传》的教学，能够有效引导学生从人物形象入手，串联文本关键情节，深入理解文章的主旨与情感。怀王的可怜、屈原与张仪的忠诚、上官大夫等人的卑鄙，并非孤立的人物标签，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共同构成了楚国衰亡的历史图景与屈原悲剧的深层成因。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这样的问题设计，既能培养学生的文本分析能力与批判性思维，又能让学生在人物辨析中体悟忠诚、正直等美好品质的价值，认识到奸佞误国的危害，实现“以点带面、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这种问题导向的教学方式，不仅适用于《屈原列传》，也为古代散文的教学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以核心问题为锚，以人物分析为线，以文本解读为基，让学生在探究中感受经典文本的永恒魅力。

（本文作者系湖南宁乡玉潭高级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