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暮霭从她的肩头渐渐消逝，天上最后一丝晚霞也从她那件自制的、有些偏大的洗得发白的军绿色上衣慢慢滑落。我和她一块走进了第十六生产队“队屋”（生产队办公室），十六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保管员、民兵排长、妇女队长等“队委会”成员们早已到齐，等待着我去宣布大队党支部关于她到第十六生产队任职的决定。她原来是第十三生产队社员，经大队（村）党支部研究决定，调她到第十六生产队担任副队长，以加强第十六生产队“队委会”的领导力量。

会议主题明确而单一，时间很短，便在原“队委会”成员们发自内心的一片“呱唧呱唧”表示热烈欢迎的掌声中结束。

我和她从第十六生产队的“队屋”（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暮霭与晚霞均悄无声息地坠入了都吉台村的夜空里，整个村庄便缓缓地沉浸到了一种比夜色还深的寂静之中。我和她并肩走在村里最宽敞笔直的东西大街上，脚下是白日里马车、地排子车和手推车碾出的道道或深或浅的辙印。此刻，也都被黑黝黝的暗影填满，软软地承载着我们的身体和不缓不急的脚步。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近处也不知谁家的后窗透出了听不清楚大人“嫌吼”孩子的呵斥声，给都吉台静谧的夜晚增加了一份神秘。

她叫法忻，是从青岛到都吉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调她到第十六生产队担任副队长，充分说明她到了都吉台后在半年的时间表现良好，并且有一定的领导能力；也充分说明了大队党支部对她的高度信任和肯定。我是作为大队党支部的文书，代表党支部去第十六生产队宣布这一决定的。

散会后，我去大队办公室，她回“知青组”，正好一路。

“街上没有路灯，村里也没有电，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不过，很快会有的！”

法忻说话的声音很轻，轻到只有我能听见，仿佛担心惊扰了村人所住的那些蹲在黑暗里旧的新的土的砖的草坯的瓦挂的房屋。

“在青岛，我家门口就有一排路灯。街很长，那排路灯也很长。”

她的声音大了些，忽然说。我看不清，感觉中，她的脸是朝着正东方向，望着大街前面看不见的远方。走了十多步，她又继续说她家门口的路灯：“从南头往北数是第七盏，从北头往南数，也是第七盏，那排路灯一共13盏，我家门口的那盏正是第七盏。”

她那不带青岛腔，而是有着轻微南方口音的标准普通话，清晰地像贴在我的耳朵上。我回应了一声，大概就是一个“嗯”字，很不在焉。

她没在乎我的在焉与不在焉，继续说：“我家门前的那排路灯，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或几个待讲的故事，现在也许有人在讲也许尚未讲完或者已经讲完。那些故事，对你都是新鲜的，将来我讲给你听哈！那排路灯，第七盏最亮，就是在我家门口的那盏，亮得能看见柏油路面的反光与倒影，雨后更亮，亮的像碎了一地的月亮。等你以后到青岛……”       她侧过脸，黑暗里，我感觉到她是在朝我笑着真诚地邀请我：“顺年，等以后有机会你到青岛，我就在第七盏路灯下，把十三盏路灯的故事都讲给你听，尤其是第七盏。”

我又“嗯”了一声，一句话也没说，更没有说句“谢谢”或者“那太好了”的客气话。那时，我就是不会也没有意识说“谢谢”她邀请之类的客气话。

实际上我是不懂，从根本上不懂，在人与人之间，有些邀请，本身就是告别，甚至是永别！

（二）

她是乘着大客棚轿车来的。其实，我没看见她是坐着什么车来的，是后来她跟我说的。我只知道她和她们是坐着马车到都吉台的，但我很清楚，马车是不可能到青岛拉她们的。记得我还曾问她：“什么样的车是大客棚轿车？”

她说：“在公路上跑的那种长途公共汽车，就是大客棚轿车。青岛市里不仅有有轨电车，也有公共交通车，都是大客棚轿车。”

我点头答应着，但对大客棚轿车的概念还是模模糊糊的。我没看见拉她的大客棚轿车，大客棚轿车成了我的好奇和心中的想象，尤其“轿车”二字。我想象着她和其他那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乘着大客棚轿车，一起穿过了1968年6月1日的晨雾，把整个“青岛”折叠起来，塞进了一个个也是军绿颜色都印着“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红字的挎包，到达了石桥子公社驻地石桥子村之后，在石桥子公社党委那个坐西朝东的大门口外边下车，认真地听完公社民政助理老金宣读完了分配方案，她和她的另外两女八男共11名“同学”又爬上了两辆马车。那两辆马车是都吉台大队（村）的，两辆马车很早就到了公社党委大院门口外边与其它村的马车排好队，等候她们到来，然后接她们分别去设“知青点”的村。

都吉台的马车拉着她们没进村我就见到了她们，特别是看见了她。

那天，晴空万里，微风习习，朵朵白云似动不动，悠悠闲闲地飘着，都吉台村的麦田正值青青一色，呈现着丰收在望的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麦穗已经抽齐，一波一波的麦浪争着涌到路边，又怯怯地退回；然后又涌到路边，再怯怯地退回，如同大海的波涛，反反复复，后浪推前浪，波波叠加，像是要接住这11位忽然闯入的陌生客人，却又不知该如何伸手。

都吉台村西是2000多亩肥沃的平原土地，又有水浇条件，有着多条纵横交错的排水沟渠，是旱涝保丰收的良田。按诸城当地农时计算，一般是“‘芒种’三日见麦茬”，那是指南部山区和丘陵地带，但像都吉台以及附近的村庄等小麦高产区来讲，“芒种”三日不但见不到麦茬，就是“芒种”半月甚至更多的时日才能进入小麦收割期。而这段时间，正是给小麦浇“灌浆水”的关键时间段，既为了小麦的籽粒饱满，又为了玉米套种造墒。那年的阳历6月1号，是农历的五月初六日，距离“芒种”还有5天，大队党支部作出决定，所有机井要歇人不歇机器，必须在“芒种”前，给全村小麦普浇一遍“灌浆水”。

拉着11名“知青”一前一后同向而行的两辆马车突然一块停下，两匹拉车的马都看见了流淌在渠道里清清亮亮的井水，它们要喝水。马车停下的地方，正是我和赵树森开着柴油机从机井里抽水浇小麦的渠道旁。那条渠道不仅流淌着清清的机井水，也流淌着社员群众对小麦丰收的殷殷希望。拉着车的马看见了渠道里流淌的清水，不让它们停下脚步也止不住它们要停，两匹马像是同时接到了命令，都偏着头把马车拉到了路边，嘴伸到了水渠里。

她们11名“同学”有的下了马车有的还坐在马车上，都兴致勃勃地看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大片大片麦浪和喝水的两匹大马。那时，我就看见了她，她就站在麦田边，看着喝水的高头大马，又看着那大片麦田，惊奇而稀罕。她看麦田时的那双大眼睛和白皙漂亮的面容，被我一下子全部看进了眼里，从此成为我永远的记忆。她的双眸是那么纯净，纯净得一点不像刚刚经历了长途颠簸的风尘，倒像是两汪被小心翼翼从青岛携带来的港城清澈的自来水，就要存放在都吉台这片十年九旱的土地上。

（三）

都吉台“知青点”的房子是村里最好的房子，房子宽敞，高大、明亮且坚固无比，是方圆百里甚至更远所有村庄不曾有的房子，就是诸城、安丘两座县城城里也没有如此高大的房子。房子地基宽厚，是不易风化的大青石（石灰石），然后是青砖到顶的屋墙，整个房子从地基到房顶，总高度在四层楼房之上，被村人誉为“高房”。

“高房”共有5间，在“高房”前后左右又有若干辅房，那最为矮小的辅房，也超出了其他村人所住房屋的两三倍。这是都吉台村最大地主的宽敞宅院，宅院四四方方，东西长300 米，南北也是300 米，是一座真正的“城中之城”。

说都吉台村是一座城，不但毫无夸张之意，而是实话实说。史料记载，西汉初年，“七王之乱”被当朝击败，胶西王刘卬兵败至此，建“平昌国”。“平昌国”就建在都吉台现在的村址之上，四周均修筑城墙，城墙既高又宽厚，均为土筑，城墙外挖有3米深20米宽的护城河，又分东西南北和东南、西南、东北、西北8个方向建有8座砖砌或石垒的大城门。城内（村内）分四纵四横8条大街，为棋盘式。“高房”就在城中央，“高房”四周是高高的院墙，那院墙也比民宅的院墙高出半截，村人以“高房”为坐标，称该院为“高房院”，院正中有口水井，人们称为“高房井”，井深水旺，清冽甘甜，大旱之年村内其它水井干枯，“高房井”却水旺如初，不曾受干旱半点影响。“高房井”正南方向靠院墙处，长着三棵有着20多年树龄的洋槐树，亦为“高房槐”。

都吉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如同一位历经沧桑的慈祥老人，对村人百般呵护，对外来人尊若上宾，“知青”到这里下乡，都吉台的村民无不把她们视若客人，视若亲人，她们在都吉台经历过劳动的艰辛，经历过生活的困苦，经历过岁月的蹉跎，那是农村的客观条件和无法改变的现实。但是，她们从没经历过村民加在她们精神上的负担与重荷，她们和都吉台的干部、村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都吉台成为她们高度认可的第二故乡，成为她们终生不忘的泼洒过青春、汗水与激情的一片热土。她们也给予了村民丰厚的精神回报，那就是城市的信息和空气，还有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理念与梦想，尤其是时常响彻在都吉台上空的嘹亮歌声和新的希望，给这座古城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从1968年6月1日那天开始，村里的大街小巷与田间地头，都不时响起“知青”们嘹亮的歌声。到过年时，即1969年的春节，她们全组11人没有一人回青岛，而是和都吉台的贫下中农社员群众一起，过了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革命化春节，她们给村里的社员群众表演了很多村人不曾见过的文艺节目，以此奠定了都吉台多年延续的“村春晚”。

法忻她们来到都吉台的第一个春天，“高房院”里那三棵“高房槐”仿佛有意识地在一夜之间全白了，那不是雪，那是洋槐花的盛开，是为了欢迎她和她们的特别绽放。

后来，我跟法忻说：“那年的洋槐花开得特别热烈，特别繁华、特别盛大，都是在欢迎你们，感谢你们在都吉台过春节，办‘春晚’。”

她点头笑着说：“是的。”

她笑时微露的两颗小“虎牙”，是她具有格外亲和力的特别的被人喜欢的亮点。

那洋槐花一缕缕一串串，累累叠叠，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空气里那股洋槐花甜腻的清香，浓得化不开，久久不肯散去，扑在衣服上，钻进头发里，在“高房院”里弥漫，知青们朗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声音和歌唱，都沾染着洋槐花那诱人的清香。

那时，我已成为都吉台大队（村）党支部的文书，大队办公室也在“高房院”里。大队办公室在院东头，她们知青居住的“高房”在院西头。我在进出“高房院”和大队办公室时，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从东往西看一会，想看见她们“知青组”的人们，更想看见她。

她就喜欢在清晨或傍晚两个时间点，一个人，静静地站在三棵洋槐树中间那一棵树下，看那一穗穗的洋槐花随微风轻轻摇曳和不时落下的几许花瓣。在那棵槐树下，还总爱仰着头，看村人屋顶的炊烟慢慢升起来，袅袅地、徐徐地、缓缓地，在空中迟疑、盘桓，变幻出各种形状。她说：“社员们屋顶升起的炊烟，像我写信的姿势，在天空这张无边的信纸上，练习一种谁也没见过，甚至是尚未诞生的字体。”

其实，那时我和她都不明白，她说的字体是谁也不曾见过的字体，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字体？

（四）

法忻的名字，在都吉台村里是从来没有过的姓氏和人名。我跟她开玩笑说：“法忻，你是为填补都吉台的一项姓氏空白而‘上山下乡’来到这里的。”

她不言不语，只是以笑作答，微微闪露一下那两颗小“虎牙”。

村里没有电，但煤油灯大概是特别认识她的。

每个夜晚，她都是在昏黄的煤油罩子灯下，温柔地匍匐下来，舔食着蓝黑墨水洇开的纸张，以给爸爸妈妈、亲戚和同学写信的名义给我抄稿子。那是我当了大队文书之后的事情。

我曾不无担心地问她：“法忻，你把给我抄稿子说成是写信，你们‘知青组’的其他人不怀疑吗？你怎么有那么多信要写？”

她说：“不会的，我们小组的11个人，来都吉台之前，不是一个学校的学生，其中还有4名刚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华侨学生，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尤其是我。我外婆家在上海，外婆特别宠我，让我在宋庆龄基金会的幼儿园受到了当时最好的幼儿教育，1958年，我从上海带着户口和城镇口粮供应证明到青岛投奔父母，结果正逢全国城市户籍新政实施，青岛暂不迁入外地户口，想再返回上海，上海也不再接收，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去了父亲的老家江苏省镇江市。镇江市原是江苏省的省会，自1953年就开始往南京迁移，城市居民大幅度减少，对外地迁入者无接纳门槛。这样，我就落户于镇江，到了爷爷奶奶家。我在镇江读完了小学，又顺利进入了江苏省重点中学——镇江一中。我在镇江一中读完了初中一年级，正值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青岛市的公安机关对户口迁入已经不严，我便又从镇江将户口迁到了青岛父母处，并插班青岛三中初中二年级。在青岛三中实际没上几天课，就赶上了全国学校停课闹革命，1968年开始复课闹革命尚未转入正常，6月1号就作为第二批到诸城的青岛下乡知青到了都吉台。在都吉台，我们‘知青组’的同学相互之间都还没有熟悉过来，所以各人写什么也没有人会注意的。”

那是她跟我说话比较多的一次。她跟我说那些话的时候，情绪一直很高，对“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干革命”始终是发自内心的积极与热情。她的积极与热情也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禁不住问了她一句：“你在青岛的时间这不是很短吗？算总的时间仅仅一年多就来了咱都吉台，在都吉台的时间肯定要比在青岛的时间长了！你小的时候为什么没在父母身边呢？”

她依然笑着说：“这话题很长，等以后，我慢慢告诉你，现在还不能说。”

我便没再问。过了没几天，可能是她觉着没回答我的提问显得很不实在，便跟我隐隐约约透露，她爸爸被造反派作为走资派和反动技术权威打倒，那时还没“站”起来。

请她给我抄文章最多的时候是1969年的整年里，那时的我并不会写什么文章，也正因为不会写，才有胆量写，并且写很多，写完一篇就找她抄，有时也找刘爱华抄。刘爱华年龄比法忻大，是高中学生上山下乡的，又是“知青组”的副组长，但我总觉着刘爱华的字不如她的字好，所以，找她给我抄文章比找刘爱华给我抄的多很多。

在那段时间里，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她年龄那么小，到都吉台那年15岁，1969年才16岁，白天要到生产队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晚上还要给我抄文章，那洇开在一张张稿纸上的水渍，是她劳累一天之后又额外“加班”的汗水，但我却很不近人情，偏偏去找她给我抄文章。实际上我是在蓄意地有目的的“卖弄”自己，想在她面前炫耀我会写文章，并且写那么多。

法忻给我抄的所谓文章，实际上都是新闻报道的稿子，主攻方向是诸城县广播站。我写的那些稿子有长有短，只要让她抄，她都热情而认真，从来没有厌烦之意，而是高兴地说：“又写了一篇呀？”她的表情，她的语气包含着对我的鼓励与表扬。我找她抄稿子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那时不论是谁，在所有报刊以及广播媒体发表的稿子，都不署个人的名字，都是署单位或大队（村）报道组。我是担心我的文章被上级媒体采用了发表了，而法忻还不知道，甚至会误认为是别人写的。让她抄稿子，就是让她知道我写的稿子被采用了。每当听到她抄的稿子被县广播站采用播出后，她谁都不告诉，而是瞅个时间找我，悄悄地很平淡地说：“那篇稿子县广播站又给广播了。”

简短的一句话，是从她的心里说出，我分明感到了她的激动与高兴，她的激动与高兴比写稿子的我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每次她都给我加油：“顺年，你要好好写，多写，写多，不管你写多少，我都给你抄。”

（五）

都吉台大队办公室距离“知青组”住的“高房”大概在200米左右，都是在“高房院”里边，办公室在东，“知青组”在西，中间是“高房井”。为了保证“知青组”的安全，在他们住的“高房”周围，大队党支部又专门安排瓦匠用砖垒墙，圈了一个独立的小院，小院开了一个东门，以方便知青们进出方便和到“高房井”打水吃用。法忻有时到井上打水，有时在井台上洗衣，顺便也到大队办公室找我，问我写没写出新的稿子。实际上是在督促我，使我倍受感动，我便越发努力。不过，她给我抄了那么多稿子，我一句“谢谢”她的话都没说过。后来她离开了都吉台，返城回了青岛，每次和她见面，也仍没说过一句“谢谢”，她也从没提起过让我谢谢，包括刘爱华，我也没有说过谢谢。

一个下雨天，是个漫阴天“麻杆子”雨，坡里没法干活，法忻就没去生产队。她打着一把雨伞，到大队办公室给她爸爸要电话。要这个电话的时候，她爸爸已被“解放”刚刚“站起来”了，并且被“吐故纳新”进了厂革命委员会，恢复了青岛国棉七厂主要领导兼总工程师职务。 打完电话，说了几句闲话，问我写没写新稿子，我说没写。她就嗔怪地说了句“真懒”，我没反驳她，只是朝她笑了笑。

她也笑着，随手拿起了办公桌上我的笔和纸，像是无意却是有意，写下了“永远”两个字，然后也让我写，说看谁写得好。我也顺手写了“永远”二字，然后互评。她的字很有力，但我写的字像要钉进纸里那样，似乎比她的字还有力。我便说：“我赢了。”

她却不服，指着自己写的两个字的最后一捺，朝我笑着说：“你看，我这一笔‘捺’，像不像海鸥的翅膀？像不像海鸥掠过海面，快要飞起来时展开的翅膀？”

我凑近看，那墨迹与笔划在窗子透进的明光下微微发亮，是有点像海鸥振翅的意思，可我不服，指着她写的“永远”二字前面的笔画说：“你写的‘捺’像海鸥的翅膀，但前边的笔画太沉重，整个字被拖拽着，那海鸥肯定飞不高，也肯定飞不远。”

她朝我笑了，那笑很灿烂，她没再说话，而是拿起伞就走出了办公室门。我正莫名其妙，不一会她又回来了。她手里拿着一个手提包，是我从没见过的手提包，小巧而秀气。她将手提包敞开，拿出了厚厚的一叠纸，纸上写着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字，向我一张一张的展示。

后来她被正式招工返城回青岛，到诸城城里坐长途公共汽车时，她找到了我，向我告别。那时我早已参加了工作，在诸城县委办公室工作，她跟我说了些告别的话，最后说：“我把所有练字的纸和练的字都带来了，还有一面小圆镜，你不嫌弃的话，全都留给你，作个纪念。”

我欣然接受了她的馈赠。我知道，她是到都吉台下乡的11名青岛知青中最后一位离开都吉台的。我看着她说“你的这些字，我一定好好保存，留作纪念。那面小圆镜？”

她说：“我所有练的字，都带来了。我练字是为了更好地给你抄稿子，以后大概没机会了，但我还想给你抄。不管有没有机会给你抄，你可都要努力写，还是那句话，多写，写多。小圆镜是让你天天照照，在县委机关工作了，你还给县委书记当秘书，不像在村里干活，你要注意个人形象，时时照照镜子，打扮的有模有样，你要知道，秘书的形象，从某个方面说是代表着领导形象的！”

我点着头，什么话也没说，只感到她说的话很有道理。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看了一会，她又很神秘地对我说：“顺年，有个秘密，我要告诉你。”

我说：“什么秘密？”

她说：“咱俩人年龄一样大，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你知道吗？”

我禁不住愕然！

她淡淡一笑说：“是真的。是你参加了工作之后不在家了，我在你家住，你家大爷告诉我的。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跟你说一声，咱俩都想着这个事吧！”

我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因为是给县委书记当秘书，工作特别忙，一年到头不回家，她在我家住，同时照顾着我的两位老人。对此我也没向她说声“谢谢”。但从那以后，每到生日那天，我们便互祝生日快乐，有时她先，有时我先，没有手机之前用信，有了手机，开始发信息，后来发微信，就那么一句：生日快乐！

最后，她就要往车站走了，又对我说：“顺年，在都吉台，我还留下了半瓶蓝黑墨水，瓶盖大概没盖紧，就放在了知青点“高房”我们住的那间屋的窗台上，你如果有机会回村里，可以去拿着用。”

我又朝她点着头，什么话也没说。其实，她和我都知道，我已经是不缺少墨水的了，在县委办公室工作，什么样的墨水都有，她的那半瓶墨水，我想并不单单是半瓶墨水。可是，我再没找到机会去拿那半瓶蓝黑墨水。从那之后，每到雨天，我都在想，都吉台的“知青点”已经空出来的“高房”大屋里，都会弥漫着挥之不去的那半瓶蓝黑墨水的墨香，还有又潮又湿的叹息。

（六）

尽管都吉台的那10名知青都比她都提前返城，但她接到返城的通知对我来说还是太突然，以至于我事先一点点信息都不知道，那通知如同一道不容分说的命令，硬生生截断了她在都吉台尚未练习好正在练习的字，还有被迫中断的她在都吉台每天都写的日记。

她曾经把她的日记拿给我看，还有她极其珍贵的影集。有她的“全家福”照片，也有她小时候的个人照片，以及她妹妹她弟弟的个人照片。她的妈妈是那么美，她和她妹妹是那么漂亮。她的那本影集是我见到的第一本影集，在此之前，我不但不知道影集是什么，我连照片都没照过。

我清楚地记得，就是她们在第一年到了都吉台参加麦收时，她学着和生产队的社员一样，在休息时，也将麦穗在掌心揉碎，双手来回倒着，将麦糠轻轻吹去，很舍不得很心痛或惋惜地将那粒粒金黄填进嘴里咀嚼。

那年我和我太太一起去看她，她已是青岛最高星级酒店——“海天大酒店”的高管，我还跟她开玩笑说：“什么时候给我讲那第七盏路灯的故事？”

她笑了笑说：“家早不在那个地方了，因城市的发展，那排路灯也已不复存在，路灯下的故事，也没有了！”

未能给我讲那盏路灯的故事，在她的笑容里，我却看见了里面藏着一种深深地遗憾。城市的发展，毫无疑问会对旧的进行重新规划与建设，她家门口的那排路灯，也许变成了青岛夜幕下迷离的霓虹，也许建成了新的居民小区，而她，尽管被青岛这座港城再次收留了她鬈曲的美丽头发与面容，但她略微带有都吉台乡音的动人普通话，并未被日新月异的城市捋直，最突出的是，她的心里和身上那被岁月刻上了都吉台印痕的那道深深地无法抚平的皱褶。

在和她的谈笑中，我太太提出：“法忻，我给你和顺年拍一张合影吧！”

她欣然同意，就在“海天大酒店”的正门外，我和她留下了一张合影，是一生唯一的一张我和她二人的合影。

病房的窗帘仿佛只是拉开一半，悬在那里，像法官桌子上那份迟迟未落的判决书，只将光线与窗影劈成两半。她躺在白的床单与白的墙壁之间，她美丽的双眼，依然很大，但却不再盛着那汪清水，而是深不见底的两个深潭和静止的疲倦。时间被稀释成输液管里不情愿的嘀嗒，她数着点滴，数着窗外偶尔飞过的海鸥，想着和我比赛时指着自己写的最后一捺说的“你看，这一笔，像不像海鸥的翅膀？多么像海鸥掠过海面，快要飞起来似的”的话。直到那一天，海鸥翅膀扑棱的声音，和着点滴坠落的节奏，都渐渐模糊，最终融成她病历上那些迅速扩散、无法辨认的一行行字迹。

那是我的想象！

殡仪馆的烟囱，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其它烟筒没有的笔直，刺入灰蒙蒙的天空。我站在那里，看一缕极淡极淡的白烟也许是青烟慢慢逸出、散开、了无痕迹。我忽然想起，她和我比赛写的那“永远”二字的一“捺”，原来是“永字八法”里最难的一笔，不是任何能看得见的点画，而是那个看不见的，凌空收回的笔锋。我仿佛看见，她最后的一笔，就永远悬在了天地之间，没有落下。

那也是我的想象！

（七）

知道她病重住院的消息到她离开这个世界，我曾三次提出去青岛，一是给在病中的她送去点滴安慰，二是跟她说说话，当面向她说一声，她给我抄了那么多稿子的“谢谢”，三是最后送她一程，但都被刘爱华和她弟弟沛然婉拒，那个时候，正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特殊”管控时期，她弟弟说，我去了医院，也见不到她。那些天，我只有遥望着300华里路程的青岛方向，在住宅小区的院子里寻找洋槐花，洋槐花早已凋谢，但我记住了那个日子——2022年6月8日，我更记住了和她比赛看谁写得好的“永远”二字。

从此，我好像成了都吉台、青岛和世界这三个地方的异乡人。

每年的“五·一”或“十·一”，她都是和她们同在都吉台下乡的知青结伴到都吉台看望她们的第二故乡的，但是，从那个日子开始，都吉台因她的缺席而仿佛变得空旷了；田野的麦浪依旧年年返青，年年金黄，可在那一片绿色与金黄里总缺了一位当年与生产队社员一样搓麦粒填到嘴里咀嚼的新社员的生涩与悸动；都吉台的洋槐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香气依旧浓郁，那三棵“高房槐”也不见了踪影，更没有了仰头看那微微细风摇曳着穗穗洁白，以及村人屋顶上袅袅炊烟的那双大眼睛；她说她在练习一种新的字体，我仍然在锲而不舍地天天写文章写稿子，但再也找不到她给我抄稿子了！

青岛作为一座美丽的港城，因为她的不辞而别在我的心里已显得过于寂寞。我在她走后的两年间几次去过青岛，总是在晚上特意去走有着路灯的街道，心里在不自觉地去数，去寻找一排排路灯中“第七盏”的位置。现在青岛的路灯和霓虹都很亮，把柏油路一概照成能看清倒影的白昼，却再也映不出她要讲给我听而始终未讲的故事了；她曾经用过的印着“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字样的挎包，也再也难以寻觅了，而从她内心深处和身体渗透出的无法言说的疼痛，却没给这座美丽的港城留下任何负担。

世界，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竟因她的不在了，仿佛显得不再完整而零零碎碎。日升月落，车水马龙，她在这个世界上的来去，如同她写“永远”的那一“捺”，真的像海鸥在海面上拂过水面的展翅飞过，我想，大海的波涛与涟漪，都欠着她的一份清纯和深情！

法忻返城前跟我的话别，连同她送给我的她在都吉台练的字和那面圆圆的小镜，都成了我的珍藏。她练的那些字，我总想找个时间拿到她面前，不管她忙与闲，我要和她再搞一次比赛甚至争个谁输谁赢；我更想找个时间，不管她忙与闲，再给她几篇我写的文章让她抄。可是，她没给我机会。她送我的那面小圆镜，至今还搁在我的书橱里，我用它不知照了多少次自己或瘦或胖的脸，每次照，我和她好像同时都在镜子里。如今，那个小圆镜背面的水银已经起了皱纹，有的地方开始脱落，从小圆镜的边缘开始，慢慢蚕食镜面，照进去的人影，已是模模糊糊。可有的时候，在某个特定的角度，光线好时，我仿佛还能看见1968年6月1日第一次看见她时模样；我放佛还能看见她冒雨到都吉台大队办公室借着给她爸爸要电话跟我论谁写“永远”二字好与不好时的模样，还有那把雨伞；我仿佛还能看见她在诸城城里与我告别时的模样和朝长途汽车站走时的背影。其实，我的心里是始终存念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等待，我在等待，深深地等待，等待小圆镜背面那水银的波纹在某一天恢复功能，等待着那个美丽的倩影能在那枚小圆镜中调准焦距，她在里面浅浅地对我笑一笑，不用说话，就笑一笑！

（八）

梧桐叶黄了又绿，洋槐花落了又开，而她，在照顾和服侍她97岁的父亲去世之后不到五个月，也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15岁那年下乡到都吉台，19岁时返回青岛，一生未婚。

她写的最多的“永远”二字，并不跟我解释是什么意思，多年之后，才跟我说：“开始的‘永远’是扎根都吉台；后来返城了，是‘永远’忘不了都吉台；再以后，就是真的‘永远’了！”

一个未能抵达的永远的‘永远’！

她去世之后直至今日，不论我站在什么地方，只要能看见街道上的人流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只要能看见洋槐树，哪怕是还没开花的洋槐树，我就会想起她。还有，每当黄昏的暮霭升起时，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种幻觉，幻觉中，我看她缓慢地挥着手向这个世界告别，还专门向我告别。我非常恨那黄昏，我认为黄昏是谋害她的罪魁，毫不留情地将光线调成了一种令我无限思念无限心疼的色调，那色调残酷地夺走了她的生命。我也恨我自己，那天，我太太跟我说，一定要无论如何给她邮寄一本我23年3月刚出版的散文集《最美的背影》。长时间没用钢笔写字了，钢笔里边的墨水早已干枯，我便拿着墨水瓶往钢笔里打墨水，突然，墨水瓶竟毫无征兆地微微晃了两晃，半瓶墨水竟泼洒在了桌子上，我的眼前一下子就出现了她在都吉台“知青点”的土炕上，不小心打翻了墨水瓶情形，那浓稠的蓝黑色液体，在粗糙的炕席上惊慌失措地蔓延，渗透，最终凝固成一幅复杂难解的地图，地图中间有一条尚未干涸的蓝黑色细细的河床。那河床里，沉淀着她未写完的信和没给我抄的许多手稿，还有没来得及和我比赛的她新练的“永远”二字和她所有未曾启齿的要说的话。然而，我那本《最美的背影》一书里不仅没写她，也没有在合适的地方印上她正面的或侧面的图像轮廓或她的背影。我觉着对不起她。正在犹豫和等待中，我突然意识到，《最美的背影》一书尚未来到，她就走了，即便寄给她，她也收不到了！她没见到我的《最美的背影》，而是给我留下一个步履匆匆的我也没见到的她最后离开这个世界时的最美的背影。我蓄意找到了形状酷似都吉台“高房院”南墙根那样的一棵洋槐树。那棵洋槐树就伫立在我住处不远的路旁。于是，那棵洋槐树便成了我聊以慰藉的陪伴，只要有空，哪怕是10分钟，我也要到那棵洋槐树下走一走，站一站。我感觉，那棵洋槐树也是在蓄意找我，它要陪伴我那终生的无法挽回的思念与遗憾！

直到有一天，邮政快递给我送来一封信，信封上没有寄信人，也没有寄信人地址，信封上的字我也认不出是谁的笔迹，待我敞开信封时，一张洁白的16开打印纸上，只写着两个字：“永远”！

我看见了那熟悉的两笔“捺”，我看见了那熟悉的两个字，我突然控制不住，泪如雨下，万分悲痛。那一刻，我真的实实在在的完成了整个世界在我精神上的一个"闭环"，一个“永远”的"闭环"。我还想起了她曾经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

顺年你好！天地浩荡，山河恒常，我们皆是怀抱烟火，寄身于世的行人。岁月川流不息，不曾为谁永远驻足。我们踏晨露而来，披暮色而去，与人相识，与草木相逢，与尘风相伴。来时赤手空拳，去时孑然一身，世间万千繁华、悲欢离合，都不过是寄世途中的一程风景、一段过往。不必执着于久留，不必贪恋于不舍，不必计较于谁先谁后，只需心怀感恩，认真走过这一趟人间，便不负这短暂的相逢，不负这匆匆的岁月时光。顺年，能和你相识相逢，是我一生最难得最宝贵的珍藏，请你记住，我给你留下的那两个字吧——“永远”！

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开始没意识到她是已经生病了，并且她也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但她没说，我也没往她生病上想，一忙，也就忘记了！

这段时间，我正忙于《关于“缘分”的随笔》一书书稿的撰写，因其量大，又需单人成篇，便不顾了其它，但“清明节”我是牢记在心的。“清明节”是一个特殊的节日，在几千年中华文明的长河中，一年有诸多个传统的或现代的重要节日，“清明节”就是诸多节日中的其中之一；在全世界独有的并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清明”又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并且，在诸多个传统或现代重要节日与“二十四节气”中，只有“清明”既是节日又是节气，二者重叠为一天。再是，“清明”又是具有追思悼念已故亲人和踏青赏花两重意义的节日。所以，“清明”是我牢记于心的一个日子。而今年的“清明”，是法忻去世三周年之后的第一个“清明”，于是，我便写下了这些文字，权当对她的悼念与追思，并将其辑录到我的《关于“缘分”的随笔》一书中，作为永久的纪念。

我国北方的“清明”，实际上是一处时光分配的焦点，一半浸着初春的微寒，一半映着春日的暖阳，“‘清明’断雪，‘谷雨’断霜”的俗语，是对“清明”最好的写照。在“清明”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以泪水为墨，在花开花落的轮回中去寻找法忻生命本真的模样，去怀念那棵被风不停地撕扯着却仍要挺立的，被雨滴击打着却仍要绽放的“高房槐”和洋槐树花的模样。

我知道，“清明”过后，洋槐花才能绽放，那是春的雨滴与温热共振的心跳，到那时，我一定要找一棵盛开的洋槐树，远远地看着，静静地看着，我一定能看着她仰望洋槐花时的眼神、看着她摘下一穗洋槐花时的笑靥，看着她闻着洋槐花的馨香微微露出的那两颗“小虎牙”，看着她那清纯的、热情的、温柔的无与伦比的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