坟场上的微笑

在成千累万的纪念鲁迅文章中，林语堂的《鲁迅之死》是相当特别的一篇。

林语堂与鲁迅曾是“五四”挚友，相知相携。在鲁迅被北洋政府列入黑名单寻求生活新路的时候，是林语堂邀请鲁迅南赴厦门大学执教，从而开启了厦门、广州、上海的人生最后一段旅程。曾经的好友，终因性情、认知与文学趣味的迥异而分手，甚至因为误会而在饭局上恶言相向。一个在日记中写：“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一个记：“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至于林语堂创刊《论语》《人世间》提倡幽默与小品文为鲁迅所讽刺，鲁迅劝林语堂多做翻译而不被采纳说要等到年老时再做，真有点各走各路渐行渐远了。鲁迅深感以林语堂的英文程度，译些英国名著，于今于将来都有大用，且“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留在”。虽有深刻隔膜甚至冲突，但毕竟是真的朋友，两个人又都是真君子，心头都存着给予对方的尊重与往日友谊的温馨。鲁迅病逝，远在纽约的林语堂立即写下《鲁迅之死》，称其为有一副“大心肠”的圣贤与“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的战士。文章最后说到鲁迅的死因，一生眦裂须竖持宝剑叹天地刺世人，火发不已之下，便“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完全是金刚怒目也即大家心目中横眉冷对的形象。

读鲁迅五十年间，他的创作翻译、书信日记，尤其是读过多种关于鲁迅的画传、图传、像传、写真等，印象最为难忘与珍稀的，还是鲁迅的笑容。这是爱的笑，是倾心的笑，是天真烂漫的笑，也是勇敢的笑，明亮而暖融，仿佛一颗心向着世界热热地敞开着。在那样冷漠的世界，在那样虚伪的人间，在那样如漆的黑暗里，有鲁迅火苗一样的笑容燃着。

林语堂当然记得，1927年1月2日，就在鲁迅即将离开厦门大学去广州中山大学的时候，厦门大学“泱泱”文学社的几位同学邀请鲁迅与林语堂到南普陀寺西南小山岗的坟墓间照了珍贵的像。鲁迅坐着并用右胳膊揽压着一块写有“许”字的墓碑，林语堂则半躺在墓碑前，学生们散开或坐或卧在两边。此时鲁迅的脸上，正有淡淡的笑意，单独的那张留影，也定格着淡淡的笑意。被鲁迅称为“宝物”的龙舌兰（芦荟）在坟间疯长着，所选的那个“许”字正沐浴在阳光里——他就要给爱人的许广平写信，报告“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喜爱的青年们就在身旁，刚编好的杂文集也取了个特别的名字《坟》。爱人，好友，青年，还有自由的植物与煌亮的日光，心上怎能不泛起安详的笑意。

这种笑意，是御去铠甲后的休憩，是艰苦劳作后的满足。在厦门大学短短4个月又12天的时间里，鲁迅写下了《故事新编》中的部分小说、《朝花夕拾》中的部分散文、《两地书》中的部分书信、数篇杂文等17万字，重新编写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编辑了杂文集《华盖集续编》与论文随笔集《坟》。

捋着笑容的脉络，我似乎走进了鲁迅别样的生命里。

毛衣生暖笑容甜

如果选择一张鲁迅笑容最为甜蜜的照片，肯定是1933年5月1日下午在上海春阳馆拍摄下的这张毛衣照。大鸡心领的紫色毛背心，束进黑色孔扣皮带中，毛背心内着白色软质衬衫，毛背心外敞穿一件五扣开领浅灰毛衣；左手拇指抠住腰带，右手食指中指夹着许广平为其备下的黄色象牙烟嘴，半截烟还在隐约着弯曲的烟缕；重发浓眉墨须，柔和的光线映着素净而又棱角分明的脸庞，眼中唇上流溢着甜的微笑。尤其眼睛，纯净而泛着一丝丝浅蓝，无扉地敞开来。活脱脱一个老帅哥！

这是许广平最喜欢的一张鲁迅照片。不仅烟嘴是许广平给鲁迅买的，解决了鲁迅投入工作常常将烟吸到烧手的问题，那件他有意显露的毛背心，更是许广平新手为他织就的。7年之前的1926年11月13日，许广平写信告诉鲁迅，昨天游行，下午回校已经有了“疲倦，却还可以坐着织绒背心”，而今天“早间无事，坐在寝室继续做手织”，就是织的这件紫色毛背心。到11月17日，毛背心织好，连同为鲁迅做的一个图章一并寄出，还以情人的细心嘱咐鲁迅：“兹寄上图章一个，夹在绒背心内，但外面则写围巾一条。你打开时小心些，图章落地易碎的。”爱着，才会如此入微。12月2日鲁迅收到包裹，即便忙到半夜，也要写信汇报，说“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这样就可以过冬，无需棉袍了”，并表示为了配这方金星石的印章，已经写信去上海购买印泥。就为了毛背心是爱人一针一线织就的，竟暖和得无需棉袍就可以过冬，真和当下的恋爱脑有一拼。难怪惹得许广平一番嗔怪：“穿上背心，冷了还是要加棉袄，棉袍的。‘这样就可以过冬’么？傻子！一个新印章，何必特地向上海买印泥去呢，真是多事。”

鲁迅是如此喜欢这件毛背心，以至到了1933年的夏天，与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合影，还在穿着这件毛背心。

北新书局早在1934年4月便出版了他们的书信集《两地书》，这是他们相爱的最为坚实也充满浪漫的记录，也是“五四”新文学中书信体文学的一朵兼具情感与历史痕迹的奇葩。编辑成书后，鲁迅又选择最好的宣纸，用工笔楷体将这部16万多字的书稿抄录一遍，是抄写了550面宣纸的无价之宝。想想，世界上还有这样550张长的情书吗？这是纪念，也是重温，还是为爱情新的出发加油，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多少时光，多少时光里的细节，都如电影般重放，又是生命里相爱的重现。1926年3月6日日记有这样一句话：“夜为害马剪去鬃毛。”在女师大风潮中师徒二人并肩战斗，许广平便被当局视为“害群之马”，以至鲁迅的日记中便出现了“夜得害马信”的字样。理发师的鲁迅，多么可爱；有“鬃毛”的许广平，当然获得了一生所爱。这样的夜，是温柔而又美丽的。许广平的晚年固然有着她所无法控制的尴尬，但是能够得到鲁迅如此山高水长的爱，而且又能够用自已全心全意的爱去呼应、重生、丰富与创造，她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了。

1927年10月8日，鲁迅与许广平搬入上海景云里23号，终于有了他们共同的家。没有庆祝的婚宴，不叫祝贺的亲友，更不收一分一文的礼品，就两个人，在一起，一个46岁，一个29岁。

鲁迅有过很多精辟的关于爱情的论说，比如“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比如“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他们正是这样地相爱着、生活着。紧接着蜜月的，便开始了鲁迅一对一地教授日语，学生便是许广平。先教单字，鲁迅并不遵循日文教学所排列的字母顺序，而是自已精心编制了27课的讲义。一个月后，又因人施教，换了新的日文课本、浅明谈艺术的书《尼罗河之草》，包括埃及的人首狮身、罗马的维纳斯、欧洲文艺复兴，到近代各国的文学艺术，真可谓琳琅满目。等到学至一定程度，鲁迅又指导许广平试译妙伦与班台莱夫的《小彼得》。在批阅了许广平的译稿后，为了示范，鲁迅又不厌其烦地亲自翻译一遍，两相比较以让这唯一的学生快速提高。名师高徒，许广平不仅能写，还有朋友为她在学校谋得了教职，这位“娜拉”当然渴望着走出去拓出一番自已的天地。此时，轮到鲁迅忧愁与诉苦了：“你要出去，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回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了。”只这一句话，许广平便义无反顾地改变了自已的人生轨道，全身心地留在家里协助鲁迅，全部家务、迎来送往、购买书籍杂物、校对书刊、抄写稿件、查找资料，当然还有每晚入睡前鲁迅坐在床边的闲聊与抚慰的目光。当她将这一切都高效率地担在肩上时，可以说，上海10年鲁迅所做出的巨大创造里，无不浸染着许广平的心血与劳动。“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鲁迅是蘸着最真最实的情感，在《芥子园画谱》的扉页上，写下了给爱人许广的赠言。鲁迅逝世10年后的1946年10月，许广平写下《十周年祭》，里面有这样声泪俱下的文字：呜呼先生，十载恩情，毕生知遇，提携体贴，抚盲督注。有如慈母，或肖严父，师长丈夫，融而为一。呜呼先生，谁谓荼苦，或甘如饴，唯我寸心，先生庶知。

1928年3月16日，《良友》画报主编梁得为他们留下了难忘的摄影照片，许广平穿着方格棉袍，鲁迅穿着黑色棉袍，同依靠在书柜的前面，都（尤其是鲁迅）带着暖融融的笑容。这个笑容，我称之为“景云里笑容”。虽然在景云里的三年间，是鲁迅遭受文字“围剿”的艰难时日，创造社、太阳社，郭沫若、李初梨、钱杏邨、冯乃超以及后来的周扬，以“革命文学”的名义，对鲁迅进行了持续的攻击还有谩骂，使鲁迅只好侧身战斗，才能不致被两面的夹击所毁灭。还有景云里邻居们打麻将的喧嚣，竟夜听他们的“拍拍”之声，弄得鲁迅“苦不堪言”。但是即便如此，《良友》为鲁迅摄下的相片上，依然留下了瞬间而又永久的暖暖的笑容，因为他们有了一个安定而充满着知心与爱的家。

回眸时看小於菟

1930年1月4日，为海婴百岁留下的全家合影，是时间都无法磨灭的：中心是儿子，妈妈幸福洋溢的笑容，爸爸回眸的瞬间更将一种慈爱的笑全部地照耀着儿子。黑暗四笼，他们用爱筑起一个明暖的堡垒；白色恐怖与红色围剿，不谋而合地压迫着这个只有八十多斤的重病缠身者，他却只用轻蔑的一瞥便将这些拒之门外，而那纯质的慈笑就为爱人儿子撑起了一片遮风挡雨的天地。

海婴的孕育，也许在他们的计划之外。旷达的鲁迅，不仅不相信“死而魂存”，也无求于后嗣，甚至觉得没有子女，“后顾无忧，反以为快”。但是既来之则爱之养之，“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致李秉中信）。这犹如煤炭，埋在地底，可以千年万年不动声色，一旦开采点燃，便会不烧尽不算完。他会向母亲向朋友报怨这个叫“海婴”的男孩，如何如何地淘气，如何如何地扰人，甚至向日本朋友增田涉透露说，“海婴这家伙却非常顽皮，两三日前竟发表了颇为反动的宣言，说：‘这种爸爸，什么爸爸！’真难办”。这是苦恼吗？分明就是超级的喜悦与莫可名状的一种幸福的味道。

对于这样一个他们自已的孩子，曾经有过那样多的甜蜜与期待。1929年5月，鲁迅赴京看望已经3年没有见面的母亲。15日到达北京，见过母亲便上街给许广平发电报报平安。晚上与母亲聊天一直聊到深夜，回到自已“老虎尾巴”的房间，藤野先生的像下，就是他写《腊叶》的简朴的书桌，也是他为爱人许广平写下许多情书的书桌。这书桌的旁边，曾是她屡屡坐过的地方，也是他们定情的地方。初夏的夜，还是有些薄寒，可鲁迅的心里正腾着爱的热流。他想他的爱人与爱人腹中的婴儿，展墨流淌着缠绵的情话——抬头便是“乖姑！小刺猬！”，报告他的乖姑，母亲知道怀孕的信息后特别高兴，还说“这屋子里早应该有小孩子走来走去了”；我不知乖姑睡了没有？……我现在只望乖姑要乖，保养自己，我也当平心和气，度过预定的时光，不使小刺猬忧虑。而当许广平接到这封写于深夜中的情书、刚一拆封便被一种喜出望外的幸福感所淹没，并回信强调“你是十分精细的，那两张信纸必不是随手捡起就用的”。这是两张怎样的信笺？第一张上印有三个浅红的枇杷，第二张上是两个嫩绿的莲蓬，莲蓬中都含着饱满的莲子，有着莲蓬的信纸上还印着诗句：并头曾忆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窠。甘苦个中侬自解，西湖风月味还多。两人分开仅有22天，通信竟达21封，而鲁迅对许广平的抬头称呼，还有“乖而小的刺猬”“我的有莲子的小莲蓬”；许广平对鲁迅的称呼也有“小白象”“乖乖莲蓬”“姑哥”；两人称呼还在母腹中的孩子，就有了“小白象”“小小莲蓬”。

1929年9月27日，这“小小莲蓬”终于出生。私密的，又是隆重的，鲁迅是捧着一盆云一样崭新着翠绿的文竹赶到医院，并郑重地放在妻子的床头。两人的喜悦幸福交汇在一起，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让快乐的笑绽放着。“海婴”的名字，得到了许广平的认可，鲁迅又建议说：至于小名嘛，你叫我“小白象”，我看咱们就叫他“小红象”吧。生产后的许广平一进家门，又是一番新的气象，为了让吸烟不影响母子的健康，鲁迅从二楼搬到一楼，还将二楼收拾得面貌一新。每天夜间12点，在一楼紧张工作的鲁迅，就会轻轻上楼值班两个小时，儿子醒来，怕聒着妻子，就会又轻又快地抱起儿子，边晃边轻轻地哼着自编的摇篮曲：小红，小象，小红象/小象，红红，小象红……

他与许广平的婚姻，一直受到攻击与非议。而今有了他们共同的孩子，那些非议与攻击者，又将毒言祸及孩子，依鲁迅描述，这种攻击和那些“革命文学家”攻击他的方法相同，就是人身攻击，如说鲁迅领到了南京中央党部的文学奖金，大开筵宴，祝孩子的周年等。面对“连出世不过一年的婴儿，也和我一同被喷满了血污”的局面，也是回答朋友间讥笑他老年得子溺爱孩子的高诮，1932年12月31日，鲁迅写下了《答客诮》一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这是一个爱的宣言，豪杰情深，丈夫怜子，而且是一种老虎对小虎般的爱与怜。鲁迅对于抗日时期的奴化教育尤其不满，他说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甚至连跑也不能，只有被吃。

早在1919年10月，鲁迅曾写下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面有一段传世名言：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海婴越大越是淘气，对别人从来都没有屈服过的鲁迅，总是要在海婴的面前“屈服”，以“息事宁人”。洗澡、种痘、晒太阳、量体重、教文化、过生日，真可事无巨细，都做得兢兢业业。李文儒曾经做过一个统计，鲁迅日记中关于抱着儿子去医院或者请医生到家里来为海婴看病的记载，就有300余次。甚至还要在赠送朋友的海婴百日照上，为海婴代笔如下：“海婴敬赠，时在1930年1月4日，因生后只有一百日，不能写字，故由鲁迅代记。”

有一张全家福照于1931年7月30日的上海福井照相馆，三人都着夏季浅色袍衣，许广平左侧坐在一个木质圈椅里扶着海婴的腿臀，鲁迅右侧站立伸左臂揽着母子，海婴则背靠着爸爸站在母亲的腿上。许广平有些严肃，鲁迅则一副面对他们母子时惯有的坦静与微笑。因为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与“左联”，加上青年作家们的被捕与被杀，社会上盛传鲁迅已被捕或已被杀，致使北京的母亲十分不安。鲁迅携全家照下这样一张祥和的照片，也是为了寄给母亲以平复母亲的担惊受怕。1933年9月13日，海婴就要4周岁了，他们留下一张全家福，许广平花格布袍，鲁迅白色高领布袍，又是怡怡的浅笑如阳光般明媚。这是他们独有的节目，为自已的儿子留影，哪怕鲁迅在逃难躲捕的危险日子，也会让妻子抱上或领着海婴，一家人汇聚一起，去照相馆留下团聚的时刻。

“俯首甘为孺子牛”，便是对鲁迅笑容的经典概括。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1931年1月17日柔石等5位左翼作家被捕，2月7日被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区。许广平说此时的鲁迅，因为过度的愤怒与悲哀，会整天一声不响沉默如乌云。但此时，鲁迅有战友冯雪峰在他身旁，鲁迅悲愤地对雪峰说：“这样下去，中国是可以给他们弄完的。”

乌云中正酝酿着撕裂黑暗夜空的闪电与惊雷。

鲁迅迅速写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并于4月与冯雪峰商定秘密创刊发行左联机关刊物《前哨》，以回击与揭露。鲁迅的文章有这样的话：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鲁迅起名并题写了《前哨》二字，还补写了《柔石小传》。这期《前哨》，刊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等。前哨二字，用鲁迅的字迹镌成木刻，再一份份印到封面上；烈士们的照片，在别处印好后，再一张张地贴到刊物的空白处。9月，鲁迅为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精心挑选了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画面正是一个赤裸的母亲悲哀地闭了眼睛，将她的孩子交出去，并用这画契合了失明的母亲永远地失去了自已的儿子柔石。同时，鲁迅还为柔石的父母妻子子女两次捐款300元。

等到刊物完全编辑停当，已从深夜熬到黎明。望着隐约却不可阻挡的曙色，再看看身边的战友与妻子，鲁迅凝重的脸上露出着坚毅却又柔和的喜悦。他提议去照一张相留作纪念，妻子考虑到笼罩的白色恐怖，冯雪峰又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怕出去照相发生危险，就劝阻此事。鲁迅却有些无畏地坚持，还将许广平批评得落泪。就这样，鲁迅一家与冯雪峰一家，在1931年4月20日，于阳春照相馆留下了一张让后人展读不已的照片。鲁迅与冯雪峰盘腿坐于地下，海婴坐于鲁迅的腿上，许广平与冯雪峰的妻子何爱玉坐在后面，婴儿冯雪明则被母亲揽在怀中。他们笑着，她们也笑着（广平虽然刚落过泪，还低着头），鲁迅的笑容最为灿烂，眉与须、眼与唇，都沐着笑意，好美的图片！

冯雪峰与柔石是浙江第一师范的同学，又一起在北京大学听过鲁迅的课，也是鲁迅的学生。是柔石带着冯雪峰，于1928年12月9日认识了鲁迅，从此便开始了他们几乎长达10年的战友般的、至死不渝的友谊，而冯雪峰也便亲炙了鲁迅各种没有渣滓的笑容。

1931年“九·一八”至1932年“一二·八”之间，冯雪峰住在鲁迅公寓的最下一层，与鲁迅共同编辑《文学导报》（《前哨》被迫停办的后续）、《十字街头》。冯雪峰大多要在许广平睡下，才会上楼来与鲁迅一起工作到深夜，常常是先告诉鲁迅已经有了哪些文章，还缺少怎样的文章和需要补充多少字数。每到这样的时候，鲁迅就会说“我来凑一点”。编妥一期刊物，鲁迅便会拿出饼干之类点心，就在暗暗的台灯下与冯雪峰轻声地谈起来。冯雪峰忆述说，“在那些深夜中的他的兴奋愉快的神情”，“他的精神实在显得年轻和天真，话大半都是这样开头的‘我这样想……’”。冯雪峰清楚地记得，当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写好后交给冯去编进《萌芽月刊》的时候，“他自已高兴得笑起来”。这是满意的笑，也是知道打中了梁实秋的要害梁因此要难受一些时日的笑。鲁迅在左联被压迫得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几次说“越困难我们就越要坚持！”，而且总是微笑着说的，“那神情简直天真到有如一个好斗的儿童，好像对敌人说：‘咱们试一试吧！’”。冯雪峰更记得，往往要在夜里12点之后，谈起他们的创作、翻译或自已编辑的刊物出版，就会“时常夹着爽朗的出声的笑，有时还会大笑起来，表示他的胜利”。

1931年下半年瞿秋白与鲁迅的认识，也是通过冯雪峰的引荐。知道被排除在最领导层之外的瞿秋白已到上海，鲁迅急切地对冯雪峰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些作品”；在与冯谈论中，好几次微笑着评论瞿秋白：“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而瞿秋白更是对鲁迅有着十分的向往。真是人未见，心已通。因为鲁迅翻译的《毁灭》，瞿秋白给鲁迅写信倾诉：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和自已商量一样。这就是高山流水灵犀相通吧。性情，天赋，人格的高贵，他们在别人达不到的高处相遇相知相助相爱。在瞿秋白被国民党悬赏通缉的危难时刻，瞿秋白与妻子杨之华三次到鲁迅家里避难，短住或长住。为了瞿秋白的安全，鲁迅又通过内山完造夫人，在日本人居住区为秋白夫妇租到一间房子。杨之华曾幸福地记录鲁迅几乎每天都到他们的住处看望他们的情形：乐而忘返的鲁迅与秋白海阔天空地聊，“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冲破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的不自由的空气”。他们虽然相差18岁，却成为中国那个时代最为温暖最为无私的肝胆相照的挚友。

在鲁迅长时间遭受围攻与批判，特别是来自自已阵营中的诬陷与攻击的时候，瞿秋白以比他们都高的目光与宽阔的胸怀，理解鲁迅、学习鲁迅、支持鲁迅。他花费自已的生命，为鲁迅编辑出版了《鲁迅杂感选集》，选取了鲁迅1918——1932年的75篇杂文，并写下了15000多字的长序。这是一座丰碑，就立在那时的中国，让人无法回避，让一切攻击者胆寒与嫉恨。尤其是这篇长序，冯雪峰很早就看出了它的价值，其对于杂文的正确看法，对鲁迅杂文的战斗作用和社会价值都给以应有的历史性估计，关键是这样的看法和估价在那时的中国还是第一次。这部选集与长序，对于鲁迅也是一种巨大的安慰，难怪他们常常会“相视而笑”，难怪鲁迅会集清人何瓦琴的联句，用自已有着独特美的书法，为瞿秋白写下这样的条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但是，瞿秋白也被国民党枪杀了，枪杀在1935年6月18日晨的瑞金长汀罗汉岭。鲁迅的痛苦外人无法知晓。鲁迅曾急托蔡元培与许寿裳进行营救无果。6月24日鲁迅便写给曹靖华商量编辑出版遗稿的事，表示：“此事我在单独进行……我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紧接着鲁迅又联系同是瞿秋白好友的沈雁冰和郑振铎，商量编印遗著的事，并以“悬剑空垅”表达自已的决心。许广平回忆得更加具体：从编辑、校对、设计封面、装帧、题签、拟定广告及购买纸张、印刷、装订等项要作，都由鲁迅亲自经办，以便使书籍更臻于完美，可谓呕心沥血。直至他去世前17天才看上卷的出版，鲁迅称其为“殊漂亮”，感慨“倘其（瞿秋白）生存，见之当亦高兴，而今竟以归土，哀者”。鲁迅特别满意这本书，说“中国没有这样讲究的出过，虽则是纪念何苦（瞿秋白笔名），其实也是纪念我”，纪念他们相交融的生命，纪念他们的生与死。生命即将完结，竟又为该书的销售专门撰写了广告：“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

1933年冯雪峰离开上海去江西瑞金，曾应毛泽东要求，两人长谈了两个长夜，而且毛泽东还约法三章：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当1936年4月26日再赴上海见到鲁迅，想不到鲁迅第一句话竟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还发牢骚说要到什么富翁家里去做门房，省力又不会惹是生非。冯雪峰知道鲁迅又在说周扬们，但他深知中国鲁迅更会以中国为重，便半认真半玩笑地说，“鲁迅做门房，天天有人要来访问你了，比到动物园看动物的人还多”。于是，这对真朋友，就一起忘记一切似的高声哄笑起来。

最后的微笑与大笑

鲁迅将最后的微笑与大笑，给了青年们、一群热爱木刻艺术的青年们。

1936年10月，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在上海展出。8日是展出的最后一天，8日下午，离死亡只有11天的鲁迅，终于让热烈的爱鼓动起沉疴纠缠的病体，从那把创作时久坐、病来时久靠的藤椅上努力地站起来，从山阴路132弄9号的大陆新村，赶赴很远处的八仙桥青年会参观展览。他要去看看那些他心爱的作品，他要去见见那些心爱的青年。

鲁迅走进展览会的形象，永远地铭记在那些木刻青年们的生命里：早已褪色的哔叽蓝布长衫，压低着帽檐的很旧的咖啡色呢帽，陈嘉庚式珠帆布胶底鞋，还有那一抹浓墨般的胡子——才踏进来，便被青年们包围住了，目光与问候，都热烈地包围住这个即将离世的人。

顾不上落座，就在青年们的簇拥下，一幅一幅地看作品，边看边评边指导。这些青年与这些作品，都与他的对于中国木刻的开创、提倡、介绍、出版、办班、作序、办展，有着直接的关系。等到大家跟着鲁迅在一圈的藤椅上坐定，便开始了长时间的对话、研讨与批评。感谢沙飞将这些场景留下了无价的照片，让我们能够一再地见到鲁迅那温暖如春的笑容。他笑着，青年们也笑着，甚至忘掉了这个悲凉的世界。那幅著名的照片上，从左边鲁迅开始，依次围坐着黄新波、曹白、白危与陈烟桥，每个人的脸上都如阳光照临一般的笑着，还有鲁迅放在藤椅扶手上的右手与手中烟嘴上轻扬的烟篆。照片中的白危有着终生难忘的忆记：鲁迅在与青年们谈到翻印木刻画册时，非常兴奋，说话时两颊的筋肉都动了起来，笑得两眼成一条缝，下巴也颤动起来。鲁迅说起自已收藏的苏联木刻无法公开展览时，就介绍了一个巧妙躲避检查的办法：将苏联和法国的作品混在一起，蒙混了国民党的检察官，“说到这里，鲁迅大笑起来，笑声淹没了一切”。也许真的累了，鲁迅的面色发白，嘴唇颤抖。青年们心疼他，劝他早点回家。鲁迅不舍得与青年们分开，一直与他们在一起待了3个小时。

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看到这些照片，无限感慨，说“鲁迅先生在这里的笑容，正是昔日我在内山书店熟悉了的文静而和蔼的笑容”。这两位弟兄，因为鲁迅，一生都在从事中日友好的事情，并将鲁迅的文章、美术与精神不遗余力地介绍给日本的人民。鲁迅于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举办的木刻讲习会，就是请的内山嘉吉作为讲师。6天时间，13名青年学生，鲁迅生生地做了6天的讲课口译。几十年后，内山嘉吉还鲜明如初地记得，开学那天，鲁迅满脸喜气穿了一身崭新的雪白长衫，映得教室也光明了许多——只是内山嘉吉不知道，这长衫的布料竟是美国人史沫特莱送给鲁迅的。

为了青年，鲁迅竟然还有不笑装笑的时候。1929年5月27日夜，赴北京探母亲的鲁迅，在信中告诉爱人许广平“大后天拟赴西山看韦漱园”；29日夜，再次告诉许广平“即将睡觉了，因为明天早晨，须往西山看韦漱园去”。30日下午5时，鲁迅便一改往日夜里写信的习惯，向爱人“汇报”去见韦漱园的详细情况。是与李霁野等4个人一起去的西山，漱园还不能坐起，晒得很黑也很瘦，分别已久相谈甚欢，有些欢声笑语的快乐，漱园“很喜欢”。但是当鲁迅看到墙壁上挂着的陀斯妥夫斯基忧郁的画像，想到漱园的爱人因为他的病在漱园同意下也已与别人订婚，尤其是想到漱园的病已无法治愈终究就要死去，便“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出话来”，就要冷场又怕影响病着的漱园的情绪，终于“也只得立刻装出欢笑”。

韦漱园死在1932年8月1日晨5时30分，年仅30岁。鲁迅怎能忘记这位青年，便写下有3000字之长的《忆韦素园君》（因为憎恨带兵接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林素园，才改名韦漱园），说这个只知苦干实干的青年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这个“默默中泯没”的青年，当会因为鲁迅的这篇文章而在世上留下不朽的生动的模样。韦素园与鲁迅几乎都是在早晨5时30分左右永别了这个世界。韦素园离世的时候，当是会忆起西山与鲁迅的欢聚吧？

鲁迅并不只是横眉冷对的样子。我们不妨乘着他的笑之舟——对爱人的笑，对孩子的笑，对朋友与战友的笑，对青年的笑——划进他幽曲深邃却又遥长明亮的情感的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