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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敬洲:弄丢了 — 教养
    • 作者:商敬洲 更新时间:2026-03-02 09:39:05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4165


    出过国的朋友,无论是到美国、欧洲、日本,或者是台湾、香港、澳门,抑或是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无论贫富,发达与否,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好像接触的当地人都很有教养,很温良,让外人觉着舒服。

    记得2019年冬天,我和妻子去东京看女儿。从地铁口出来,已经是夜里12点了。站在人潮涌动的地铁口,女儿迷失了给我们预定的酒店的方位。于是,问一个路过的中年男人。那男人看了一眼女儿手机上的信息,小声嘟囔了几句,就引领着我们向酒店方向走去。约莫十多分钟,只见他用手一指,我们看到了酒店闪烁的霓虹灯。我们纷纷表示感谢,他哈了一下腰,转身走他的路。很真诚的样子,应该是一个加班很晚的上班族吧。这一刻我心底有说不出的温暖。

    还有一次应该是2018年,我推着轮椅上的父亲在南京鼓楼医院就医。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医院,每天十几部电梯上上下下,病患和家属川流不息,等一部电梯都很困难。置身其中,每一个人都成了沙漠中的一粒沙,成了工厂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都急冲冲地被带去下一站。直到我遇到一位印度留学生,我才看清:在陌生的人流之中,人原来也可以有感情,在医院里也是可以被感动的。那是一天早上,我推着父亲去食堂吃饭,等了两部电梯都没能挤上去。印度小伙子当时也在等电梯。一会儿,他过来拍了我一下,把我引向另一部电梯。我们简单交流了几句,他原来是来鼓楼医院的实习医生。我在这位印度青年医生的身上感受到了陌生人之间的温暖。

    几年来,这两件小事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为什么外国人这么善良,这么有教养呢?我们中国人的文明教养呢?孔夫子教我们的“温、良、恭、俭、让”呢?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国人的教养是啥时候被弄丢的呢?原来直到1949年之前,我们和他们并无二致。

    近日看过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的再发现》,陈丹青的《为什么我不是读书人》,又联想到陈忠实的《白鹿原》,王鼎均的回忆录等文章,才大概理清了中国人教养的来路和丢失的原由。

    中国经过唐末五代十国的大动乱,汉唐以来的贵族架构被彻底打乱,中华文化也下降到一个从未有过的低点。宋太祖赵匡胤确立了“以文治国”的国策,地主阶层的官员全面推行科举考试,确立了以非制度官僚群组成的中央集权制度,开创了新兴地主阶层掌握势力的新时代,成就了中国古代社会从未有过的文化鼎盛期。

    地主--作为与皇帝共同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阶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从此登上历史舞台,影响中国社会一千多年。

    在中央制度层面,王安石成功改革了科举制度,将考试科目由唐代视为主流的诗赋与注疏之学,引向重视经义及策略,即经世理念与方针的道路上。他废除了唐代以来的门阀制度,确立了以实力征用官员的方针,实施了以建立强力官僚体制、强有力的皇帝制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目标,对元明清后世国家体制整体框架的建立,发挥了很大的历史作用。

    在基层治理和文化层面,程朱理学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涵养人心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明代以后,随着明太祖颁布《教民榜文》和乡村规约《六谕》,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确立了官方体制教学的地位,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家规范逐渐向平民化、社会化、普及化方向拓展。以地主为代表的乡绅阶层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一极。

    地主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和鹿子霖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004年陕西“华山论剑”活动期间,香港的金庸和陈忠实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金庸说,《白鹿原》我读了两遍,您胆子很大,为地主阶级翻案。若放在五十年代,您会被杀头(金庸的父亲就是被镇压的地主)。陈忠实回答,查先生,您看懂了?他们(茅盾文学奖评委)没看懂!正是一部《白鹿原》还原了乡土中国的本质!正如该书的扉页上引用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白鹿原》揭示的正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典型样貌--地主及其文化是乡土中国的核心文明存在。

    陈丹青在《我们的童年更像童年》一文中,以古喻今,语气沉重地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革命歌曲比现在真诚,唱着唱着,小孩子真的相信长大后肯定是“革命接班人”。那时的大人常说这个孩子有志气,那个孩子没志气,这就是价值观,而且是传统的。那时的同学关系单纯,富孩子不炫耀,穷孩子不自卑。“十七年教育”其实蛮良性的,我们的童年更像童年--天真、活泼、朴实,那段光阴到“文革”,一夜就毁了。当年无数家庭,谈吐、衣着、待人接物,都还从前规矩,长辈的言行举止、德性做派,影响孩子。“文革”抄家、批斗,家庭结构毁了,尊严没了,传统人际关系永久结束,无可挽回。中国教育现在的状况,不仅仅是学校层面的问题,还因为家庭单位早就毁了--家长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

    传统文化的中断,一个亘古未有的巨大断层,是造成今天社会问题频出的一个主要内因。也是当今中国亟待建立文化自信的关键短板。

    这个巨大的断层就是从文革期间全国大规模的焚书开始的。五六十年代的人有许多亲眼见过当街焚书的惊心场面,当时稚嫩的面颊至今还感受到烈火炙烤的温度。

    陈丹青在《为什么我不是读书人》里写道:当你的面烧掉,我见过好几回。有点钱,有点家底的上海人,一箱一箱书被从楼上扔下来,堆在街上烧。

    一整代的教养就这样失去了。

    我们今天的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教养?那么,什么是教养呢?陈丹青举例说,国外很牛的人站你面前,害羞的要命,弄了四五十年,他拼命躲,不讲:原来教养是这个样子。傅雷夫妇上吊时还有教养,和太太一块商量,万一绳子断了,掉下去,惊动邻居,就垫了棉被--最后一分钟,还有教养,遗嘱呢,欠谁谁谁多少钱,嘱咐归还,佣人跟一辈子,留多少钱,存折在哪里......简直像苏格拉底。

    在《巨大的果实》一文中,陈丹青说:一个清末的乡下人成为日后的“齐白石”,靠什么?地主文化。这种文化在他四五十岁前原封未动,是两千多年未变的文化结构,他是这个结构的最后一代人。传统社会,文化在地主那里。齐白石幸运,前半生受惠于千年地主文化的最末一点余脉,后半生得助于中国文化转型的头牌精英。

    中国文人画有个简单的硬标准:诗、书、画一体。后世,今世,无数人学他,诗书画一体的显例,有吗?陈丹青又举台湾的老散文家王鼎均的例子,他十五岁起就跟着家乡一个地主学写律诗。木心和他的姐姐、表哥也是十来岁就做古诗。眼下多少画院名家,六七十岁做不了几句像样的古诗。不是才疏学浅,是文脉断了,大文化变了。

    这些话说的中肯。我们学会年前搞了十二期的诗词楹联教学,至今也没见谁能写出一首好诗。

    文化一旦断裂了,想再续上,难!

    承载中国传统文化文化的一代人--地主--永远不在了!

    为了实现国家富强,为了实现民族复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一代人接一代人,以革命的名义,一直在用斧头,用笔杆,砍杀、污损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直要割断我们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从打倒孔家店,到狠批封资修,从打倒旧世界,到建设新世界。

    我们不仅从物理上消灭地主阶层,还要从精神上抹去地主文化,《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高玉宝》中的“周扒皮”,《收租院》中的刘文彩等等,这些恶霸地主的形象早已占据全中国一代又一代人的头脑,地主--在中国早已异化为人类文明的对立面,而不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承人。

    这真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未见的旷世奇观!

    我们一会学苏联,一会学美国。直到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商业经济的浪潮澎湃而来,“步子再快一些,胆子再大一些”,几经周折,几经磨难,中国经济终于大河入海,势不可挡。又加上过左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用四十几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二三百年的发展道路。

    我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成了世界最大的暴发户。

    忽然之间,我们感觉头晕目眩: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会选择躺平?精神病院为什么会有千万级别的抑郁症患者?社会上为什么会出现国学盛行?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只剩下短平快?只剩下赤裸裸的要权要利要名?为什么我的躯壳只剩下焦灼与竞争?为什么只看见白墙上走过一个虚空?

    我们成了无本之木!我们成了无头的苍蝇!

    原来我们弄丢了做人的教养!弄断了中国人的根!弄散了中国人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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