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腊月二十三，鞭炮声就断断续续响起来了，混着大人孩子的笑闹，在村子上空荡来荡去。年的脚步，是真近了。

最念的还是小时候的年。那时候生活困难，但年却过得扎实、热闹。小孩盼穿新衣、放鞭炮，大人呢，则巴望着队里杀猪分肉--有了肉，才算有了过年的底气。

送走了灶王爷，家家就忙开了。队里照例要杀猪，给社员们分肉，添点油水，添点年味。老队长攥着他那杆不离手的旱烟袋，天天在饲养院子里转悠，圈里几头大黑猪，滚圆膘壮。他看看这头，摸摸那头，盘算来盘算去，总舍不得多杀。开春耕地、买种子，哪样不要钱？这些猪可是队里的“活钱罐”。可转念一想，社员们这一年没少出力，北坡挖渠，南洼翻地，汗珠子摔八瓣。过年了，让大伙多吃两口肉，也应该。队委会商量了几回，终于咬咬牙：今年多杀一头！每人多分一斤肉，猪下货也不卖了，煮熟了分给大家。

消息传开，整个村子都活泛了。大人们脸上带着笑，孩子们更是等不到天亮，就往生产队院子里钻——肉香可比鞭炮声更勾人啊。

老队长把日子定在腊月二十四，说这日子吉利。杀猪那天，天刚蒙蒙亮，杀猪匠就从圈里往外赶猪。老队长跟在后面，看着那头最壮的黑猪“八八”被撵出来，眼眶忽然就湿了。他哑着嗓子喊：“八八，猡猡，回家来啰——”说是这样能把魂喊回来，来年圈里的小猪崽，就能跟它一样肯长、一样壮实。

硬铮铮的年味，就在这场热气腾腾的忙活里开了场。几个壮汉把猪按住，杀猪匠嘴里叼着锃亮的尖刀，两手攥住猪头。待那扑腾的劲儿缓了些，他左手扳住猪耳，右手刀光一闪，直入脖颈。白刀进，红刀出，猪血“哗”地涌进早已备好的泥盆里，泛着厚厚的血沫子。猪的嘶叫渐渐弱下去，终于没了声息。

围观的男女老少，比赶年集还挤得紧。胆小的孩子捂着眼，却又从指缝里偷看；妇人侧过脸，怕那声惨叫夜里入了梦。接着，杀猪匠在猪后蹄上割个小口，用铁钎子贴着皮往里捅，然后鼓起腮帮子，对着口子使劲吹气。这个吹累了换那个，直到黑猪浑身鼓胀，滚圆溜胖，才用麻绳扎紧气口。众人合力，把它抬进雾气蒸腾的大锅，滚几个来回，捞上来，刨刀飞舞，黑毛褪尽，一身白净。

冲洗干净的猪被高高挂起。杀猪匠换了解骨尖刀，顺着关节骨缝，游走自如。只见他手起刀落，不消多时，一整头猪便按部位卸得清清楚楚，条是条，块是块，干净利落。

分肉是最热闹的。老队长站在肉案前，亮开嗓子：“今年大伙出了力，队里多杀一口猪，每人三斤肉！猪下货明儿来领，也按人头分！”人群里顿时漾开一片笑声。张家婶子喊：“队长，给俺搭俩礼条，走亲戚用！”李家嫂子接上：“俺要块肥的，炼油香！”老队长笑呵呵地应着，手起刀落，公平爽快。

第二天，日头暖洋洋的。我和弟弟一人端个泥盆，一人拎着高粱秆编的小筐，去领煮好的猪下货。队院里早已挤满了人，空气里弥漫着熟肉特有的、厚重的香。

杀猪匠把煮透的猪头、猪耳、心肝肚肺，一样样摆在案上，剔骨，切块，混在大泥盆里拌匀。我家五口人，分得一斤熟肉，外加一盆浓汤。往回走的路上，弟弟盯着筐里的肉，小声说：“哥，咱尝一块吧？”“不行，”我赶紧把筐举高，“这是过年待客的。”他踮着脚也够不着，只好撇撇嘴。

到家，母亲让我把肉藏到堂屋墙上的暗阁里。我摞起椅子凳子爬上去，弟弟在底下眼巴巴地望着。母亲摸摸他的头：“等过了年，待完客，剩下的都归你。今儿个先用肉汤炖白菜。”弟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那几斤生肉，母亲安排得仔细：先切出三块最好的，供在灶前，说是初一要给祖先上供；再留出几块整齐的，预备走亲戚；然后剁一碗肉馅，炸酥肉、包年三十的饺子。至于大年初一那顿炖菜，白菜、豆腐、粉条，都得配上肉片——白菜是“百财”，豆腐是“都富”，粉条缠着长长的福气。剩下的肉，便用粗盐细细腌了，挂在屋檐下，等开春后，切上薄薄几片，就能炒香一整锅青菜。

母亲总说：“等往后光景好了，让你们天天吃肉。”

天天吃肉的日子，后来真的来了。可父母却没等到。如今年夜饭桌上，鸡鸭鱼虾成了主角，猪肉反倒成了配角。但每年三十，我总会特意去买一块上好的黑猪肉，细细煮熟，供在父母的牌位前。

热气袅袅里，仿佛又看见那个端着盆、拎着筐、在冬日暖阳下往家跑的自己。而那股混合着牲口令、炊烟、期盼与抚慰的厚重香气，穿过几十年的光阴，依然滚烫、扎实，氤氲不散。

那就是年。那就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