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物华天宝人文荟萃的江苏，是公认的文学大省。当代江苏文坛，活跃着一支老中青布局合理的散文梯队，与实力雄厚的小说军团悄然并行，享誉四方。

　　新世纪江苏散文创作队伍，总体看主要由小说家散文、诗人散文、学者散文这三个板块构成，从事专职创作者较少。小说家散文和诗人散文，以其特有的灵动飞扬活色生香，惊人的事象捕捉能力，异乎寻常的艺术感觉，让那些读惯了一本正经的“职业散文家”作品的读者大为惊奇。而学者散文的文化影响力和思想冲击力，则有目共睹。

　　江苏作家群直接推动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热”，对于当代文化散文、小说家散文的贡献不容忽视。《雨花》杂志作为文化散文和大散文的力倡者，推出了夏坚勇等散文名家，功不可没。《钟山》杂志长期开辟“非虚构文本”“江南风流”等专栏，持续刊发王彬彬、诸荣会等作家的历史随笔类文字，2012年1、2期则重点推出刘剑波的《疼痛》（即《姥娘》）、范培松的《南溪水》两部长篇散文，成为近年江苏散文的重大收获。“‘文如其人’这句话一点也不错。散文有散文的作风，各人有各人的特点，那是掩饰不了的，并且亦无庸掩饰。”[1]夏坚勇以其不凡的散文创作成就，一度与余秋雨齐名；黑陶、庞培等的“新散文”影响一时；车前子、费振钟、叶兆言、黄蓓佳、苏童、范小青、朱苏进、赵本夫、毕飞宇等小说家或诗人、评论家尽兴挥洒的散文作品，显示出独特风貌。其他如董健、丁帆、王彬彬、王尧、汪政等学者的随笔，贾梦玮、姜琍敏、斯妤、山谷、薛冰、赵践、韩东、徐风、麦阁、苏宁、赵恺、梁晴、唐炳良、储福金、沈乔生、陆建华、诸荣会、王慧骐、吕锦华、陶文瑜、王建、赵翼如、傅晓红、晓华、胡弦、李风宇、胡竞舟、刘春龙、吴功正、吴光辉、韩开春、杜怀超、周荣池、张震、海波等的散文，以及金陵客、吴非、刘根生等的杂文，均各具特色，可圈可点。

　　黄蓓佳的散文恬静清新，寄意遥深，发散着朝露般的气息和少女般的情怀；范小青的散文大气敞亮，人如其文，粗服乱头而风华自具，不假雕琢而楚楚动人；苏童的散文绵密通透，细腻优美；毕飞宇的散文大气锐利，显示出良好的语言质感、出色的文化感悟和独特的思想深度；赵本夫的散文朴素俏皮，充满哲理，体现出特有的乡村智慧；赵恺的散文随物赋形，联类譬喻，深得骈赋风致；夏坚勇散文追求黄钟大吕之响与惊涛裂岸之势，既具宏大气象，也重审美灵性的张扬；朱苏进的散文精心结撰，严丝合缝，蕴含着不动声色的爆发力，表现出强悍生命个性的奔突和对人类孤独本质的清醒认同；费振钟的散文随笔洋溢着现实关怀与人文追问，呈现出淡雅清丽亲切柔美的风格，凡叙事、写景、抒情均细腻到位，质地纯粹，堪称“江南散文”的典范，对于他，从评论到创作，这种高难度的跨越和转换犹如＊＊无痕，令人惊奇。黑陶的散文浪漫奇异，惊采绝艳，暗合楚骚传统；其他如车前子散文的烂漫多趣、庞培散文的独抒性灵、苏宁散文的纯洁静美、麦阁散文的诗性忧伤等，均新人耳目。至于董健、丁帆、王彬彬、王尧、汪政等以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见长的随笔文字，则清通畅达，见性见情，重在普世价值的传播，不以文采见长，却蕴含着遒劲的思想冲击力。如是种种，营构出一幅纵横阔大的江苏散文长卷。

　　与一代散文圣手汪曾祺的情形相似，部分籍贯江苏但居于京沪或外省的散文家，如学者散文的代表人物杨绛、林非、卞毓方，艺术家散文的代表人物范曾，知名随笔作家李国文，军旅散文名家朱增泉等，皆可纳入新世纪江苏散文的考察视阈。

　　近十余年，小说家叶兆言表现出对非虚构类文本的钟爱，先后出版《杂花生树》等20多种散文随笔集，得专营“散文专卖店”之誉。身为中国文坛为数不多的高学历作家，叶兆言有着良好的杂学基础和国学根柢，其行文取材广泛，侃侃而谈，不为知识、史料和经验、定见所奴役，娓娓道来，自在亲和，幽默、戏谑与悲悯兼备，具明清文人趣味，得英法散文美质。诚如丁帆所言：“所谓散文，乃作者信马由缰地去表现心灵自由的一种独特方式。思到、笔到、神到，随心所欲，让思想放浪于自由的表达中，而非考虑什么现在的‘形散而神不散’的形式。”[2]现实世界里的憨呆书生叶兆言，一俟行文，其神韵遂如风行水上，缥缈奇变，彰显地道的文章家风范。叶氏散文不拘一格，博采众长，充分打通明清小品、五四风尚、现代主义，成就跨文体写作的奇景。“林琴南翻译的速度很快，颇有些像今日的东方快车软件。”（《林琴南》）“他是文学界的成吉思汗，指挥着他的蒙古大军，在小说领域所向披靡。”（《想起了老巴尔扎克》）“做＊＊好比淫妇＊＊，小偷偷东西，无论什么充足的理由，别人都不会同情。”“仕途这剂****，对知识分子的诱惑实在太大，一旦沾上，和吸毒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周氏兄弟》）这样的行文，一似＊＊无痕，不着气力，又如剥皮抽筋，不遗余力。尤其以某种拟市井口吻道出，显得张力十足，绰具格言警句特色。

　　“陈旧人物”系列文本是叶兆言散文中的精华。这类文字，似野史而非野史，似信史又多传奇，简约处一笔带过，丰富处不吝笔墨，力求还原现代知识者和文化人的人格、心灵与性情，藉此呼吁良好的人文生态。《吴宓》结尾写暮年吴宓在1978年被遣送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可谓英雄失路，万绪悲凉。《朱偰》写朱偰被打成“右派”前享受着高级知识分子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打成“右派”后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1968年7月，学究天人的朱偰因不堪受辱上吊＊＊，他在遗书中写道：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这样的伤感，分明裹挟着黄钟大吕般的抗争之音。要之，叶兆言的散文自由穿越于现实和历史，将学养注入饱满结实的文字肌理，秉持文化与平民的双重视角，呈现出独有的节奏、弹性和语感，既有意思，更有意义。叶兆言的成功个案充分验证了，小说家致力于散文随笔并非不务正业，做得好，同样能够别铸辉煌，衣锦还乡。

　　董健教授的“跬步斋”系列文化随笔，犹如暮鼓晨钟，直逼灵魂，堪称江苏学者散文中的上品。《“读图时代”要读书》指出，文化传播中的图像化现象直接导致大众文化生活方式的畸变，尤其是读写能力的衰退、人文精神的式微、思考力与联想力的萎缩等，所以应警惕“图像霸权”，对媒体保持必要的距离。《“人文”不可无“文”》谈及当今人文学科精神萎缩的不良风气，斥责了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艺学领域的造假现象，深切缅怀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等前辈学人风范。《21世纪的“读书人”》呼吁读书人摆脱“工具的工具”的命运，努力建构自身的人文主体性，远离政治实用主义、经济实用主义和文化市侩主义。《告别“花瓶”情结》说：“花瓶是阔人的摆设，它是不懂真美的有钱人和权势者用来装潢门面的。……花瓶存在的惟一依靠就是‘主子’的赏识。”指出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当花瓶的传统，“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进而无情揭穿了时下某类作家的庐山真面目——他们戴着华丽桂冠，写着漂亮文章，自鸣清高，却以被赏识为荣；满嘴文化，可惜灵魂鄙俗。人格与文格的分裂，使其始终不可能拥有恢弘博大的气度，产生不了震聋发聩的力作。这种以被赏识为荣的心理，就是“花瓶”情结的典型表现。《何为大学之魂》探讨了大学之魂的生成和维系必需的一系列条件：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超越的精神、探求的精神，提请人们时时警惕新蒙昧主义、新＊＊主义、新奴才主义的死灰复燃。“散文对自由精神的依赖超过所有文体。”[3]董健的随笔文字内容丰厚，包罗百态，质朴本色，洋溢着不枯的激情。作者健笔一枝，爽如哀梨，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仿佛汉廷老吏，又如百战健儿，通过对知识者透骨入髓的观照，对诸多文化现象鞭辟入里的解剖，体现出不俗的人文意识和卓立于当代文化潮流前沿的气魄。面对世风、士风、学风的＊＊，品读这些饱蘸人文激情写下的文字，实不啻于一次精神的洗澡。

　　刘剑波的长篇纪实散文《姥娘》，文气充盈，笔力酣畅，再现了一位中国老人在时代裹挟下颠沛流离的身影，因其题材的普遍性和独特性而具备了惊心动魄的力量，引发读者对家庭、社会的一系列＊＊思考。作者将小说技法适度植入散文创作，表达能力出众，艺术感觉不凡。全书以剖肝沥胆抉心自食般的巨大勇气，直面种种人性的冷漠、阴暗和自私，通过审丑意识、审父情结和审母情结，传达出生命不可承受之痛，凸显至真至纯至孝的情怀，并指涉了人性的种种微妙。评论家肖云儒说得好：“散文大约是最真态的文体了。小说家的心，常常躲在人物和情节浓重的云霓后面，诗人的心又多少被文字精致地装饰着。真正的散文作者，却得裸身子站在审美的旷野上，让生命的光柱通体无遗地照射着自己。”[4]作者写及自己的父母和亲人都在有意无意地盼望90岁的姥娘快死，以获取某种轻松，本是血浓于水的家庭成员，关系竟变得如萨特笔下的地狱鬼魂般纠结如斯，这样怵目惊心的人性本真，彰显安特列夫、鲁迅式的阴郁。“孝道”的本义是各安本位，不必一定要突出哪一方；当某些程序出现差失时，孝道也便悄然背离了原意，成为一种重负。与此相关的，对于“养老”问题，国人向来缺乏通脱旷达的理念和规则，凡事喜欢在爱、义气、情分的名义下一锅烩，由是引发一系列人际冲突，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缺了一种真正的理性精神的引导。《姥娘》于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外，更有助于促进人伦关系的探讨。毋庸讳言，“姥娘”们的过去式，正是我们的现在式；而我们的现在式，则是他（她）们的过去式。都说长辈眼中的晚辈永远像孩子，晚辈眼里风烛残年的长辈们，又何尝不是孩子？不过已经是不那么“讨喜”的孩子了。《姥娘》启示出，“厌老爱幼”是人类的天性，“尊老爱幼”则是＊＊道德层面的必然诉求和必定要求。“爱幼”是一种顺流而下的爱，自然而然，容易；“尊老”则是一种逆流而上的爱，要想做到并做好，不易。在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我们尤应克己复礼，遏制天性中的功利与自私，成全人伦和孝道，让长辈们有尊严地度过此生。

　　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范培松教授暮年发飙，推出自传体长篇散文《南溪水》，爆出猛料若干。作品以近于魔幻的手法，驱使天、地、人神四维互动，彰显时代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完成了对荒诞岁月的控诉。《南溪水》从长辈口中真实讲述的“长毛”造反说起，到改天换地的剧变，一直写到“文革”武斗的惨烈、身陷缧绁的困厄，对革命与杀戮予以大胆反思。读到这样的作品，首先应该感谢大历史的丰富馈赠。《南溪水》行文看似随意草率，实则浑然天成，耐人寻味。作品的妙处在于以局部照亮全部，彰显细节的魅力，一些精彩句式随时可见。如，跛脚的乡间配猪老头，脸圆头也圆，长得很像公猪，“似乎那公猪是他的儿子似的”；跳大神的乡村巫婆张莲英则“活像一只啄木鸟”。这样瘦硬精警的比喻，这样奇特而有力的修辞，直追北宋“江西诗派”宗师黄庭坚。而巫婆张莲英跳大神时的唱调，竟与国学大师钱仲联上课时吟诵古诗的腔调十分相似，如此反诗性的突兀比较，生成奇异的阅读效果。作者写自己课间向钱仲联教授请教问题时，钱回答“我说是香草就是香草！”这种可爱的霸道中所发散出的自负自信与真性情，令人难忘。《南溪水》移步换景，举重若轻，在对一己心路历程的剖析中，发散着独特个性。

　　女作家麦阁的散文主要收录于《再见，少女时光》一书。其文本沉静而热烈，内敛而奔放，感觉的变异与放大，意识流、蒙太奇等手法的植入，让人想起杜拉斯与伍尔芙。生活给了麦阁一颗慧敏的心，文学则赋予她明澈的性灵、向上的翅膀。她以清冽的语言，良好的语感，述说着喜悦与神秘，蜕变与成长，总体上呈现出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情怀。麦阁笔下的春潮与夏昼，秋晚与冬夜，蓝炊烟、白太阳与青石板，河岸的空宅，树杈间的河流，梦中的父亲，黄昏的叹息，以及忧郁困顿而叛逆的青春期，总也走不出的青春阴影，内心深处排遣不开的孤独、恐惧、失落、悲伤、寂寞，至为动人。麦阁以女性所特有的感知方式，执着书写爱与痛、梦与醒、生与死，如杜鹃啼血，声声压抑，却也不乏粉墙黛瓦式的明朗。麦阁的文字充分印证了，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压抑的结晶，写作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倾诉，一种依托，一种灵魂寄存的方式。在她那里，苦难闪耀着诗性的光泽，每一个字都是她内心气质在纸上的延伸，都是从心底真正流淌出来的。

　　要之，新世纪江苏散文创作题材广泛，手法多元，姚黄魏紫，各擅胜场。其不足和局限则在于尚缺乏自觉的文体意识、足够的创新动力与大无畏的形式探索勇气，表现于具体创作，往往呈现出不自觉的跟风倾向，鲜有能够自立门户、独成一体、金鸡独唱者。江苏散文创作总体上多的是纤细、婉约、清丽的笔触，少的是黄钟大吕般的史诗气魄和崇高之美，在思想深度和人文厚度方面不免有所欠缺，因之也便缺乏韩少功、史铁生、张承志、贾平凹、周涛、张炜、潘旭澜、南帆、余秋雨式的散文重镇，亦缺乏王小波、筱敏、朱学勤、刘亮程、陈丹青、陈凯歌、章诒和等风格鲜明、绰具另类之美的散文名家，更未涌现出与朱自清、叶圣陶、瞿秋白等前辈江苏散文大家相比肩的人物。一些散文作家的可持续写作能力不强，亦令人遗憾。如上世纪90年代名动一时的夏坚勇，行文苍茫雄健，元气淋漓，注重在以古比今、托古讽今中渲泄激情，寄托心音，突显散文强大恣肆的本体，取得了预期的文化穿透效应；遗憾的是夏坚勇的总体散文创作量欠丰，近年尤其难以为继，表现方式也偏于直白袒露，往往理胜于情，质胜于文，以致搁浅了文本意蕴，影响了文本美感。他在当代散文领域的相对落寞和渐渐淡出，与此不无关系。

　　毋庸讳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江苏作家身上总有一股割舍不断的雅气、名士气、中产阶级气，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散文创作成就，致使文本的气象、格局有欠阔大，形成丘陵多而高峰少的散文创作生态。凡江河湖海中走得太快的船，因其载重量少，吃水必然不深。江苏散文创作如何突破细腻幽微抒写自我的躯壳，以天问般的胆识，以直面现实拷打灵魂的惨烈，昂然彰显正大庄严的王者气象，体现崇高美的要义，成为值得探讨的重要一维。相信对于卓富实力的江苏散文创作来说，要想达到一个理想高度，并非难事。

　　另外，由于散文这一文体本身概念的含混，分类的模糊，内涵与外延的不确定，兼以创作面目的驳杂不一，先天性地决定了散文理论建构和言说的难度，涉足者往往不得要领，仿佛陷身无物之阵。尤其在学风浮躁的当下，种种原因，致使散文研究青黄不接，散文批评积弱积贫。难怪有些多年从事散文研究的学者感慨不已：“尽管什么什么研究会布满各个角落，尽管什么什么研讨会一直在开，但又有几人把他的精力真正投入到散文理论研究之中？”[5]我们平时读到的很多散文评论都是感想式、印象式、片断式的，篇幅上难得写长，质量上更难得写好。在国内散文研究和批评的力量总体较为薄弱的大前提下，关于新世纪江苏散文的研究和批评同样少之又少，与蓬蓬勃勃的散文创作颇不成比例。上世纪80年代以来，江苏文坛陆续涌现出吴周文（代表作《杨朔散文的艺术》《散文艺术美》）、范培松（代表作《中国现代散文史》《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史》）、张王飞（代表作《朱自清散文艺术论》）、王尧（代表作《中国当代散文史》《询问美文》《乡关何处》）、沈义贞（代表作《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演变史》）等一批有成就的散文研究和批评学者，但遗憾的是未能进一步做大做强。这种情状倘不改观，势必影响到江苏散文的繁荣。

　　需要提及的是，江苏一批为数不少的散文写手，专意炮制温情脉脉的“心灵鸡汤”体文本，颇为一些面向市民的晚报小报类媒体副刊所青睐。若干年来，此类以赚取读者的廉价泪水为目的的垃圾小品一直不见衰势，几成一种散文公害。其所显示的，更多的是非文学的品质、亚文学的特色，恰印证了鲁迅当年的预言：这类文学上的“小摆设”，“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但其实是正如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6]此种流水线、格式化、快餐化写作，客观上也把文字当成了媚俗和谋利的手段，值得警惕。

注释：

[1] 《梁实秋批评文集》，徐静波编，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238页。

[2] 丁帆：《当代散文写作随访》，《散文研究》，贾平凹主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2页。

[3] 林贤治：《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自制的海图》，林贤治著，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4] 肖云儒：《散淡小利》，《散文研究》，贾平凹主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5] 范培松：《中国散文批评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8页。

[6] 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5、5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