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流行的小说评论，明显表现出一种标签化的不良倾向。为数不少的评论家，在评论一部具体的小说时，往往从既定的观念和现成的标准出发。他们一手拿着各种各样的尺子，一手捏着五花八门的标签，先用尺子把作品一量，再抽出一张标签往上一贴，就万事大吉了。有幸读到湖北青年评论家李遇春的小说评论专著《西部作家精神档案》，这部集中系统研究张贤亮、陈忠实、贾平凹、路遥、红柯和李锐六位西部小说家代表性小说的论著，让我眼前豁然一亮，心中咯噔一喜。

　　与标签化的小说评论不同，李遇春的小说评论有着自己纯粹的学术立场和多元的研究路径。他的评论是从作家和作品出发的，没有事先预设的观念和标准，种种理论都退隐到了幕后，概念和术语也被暂时搁置起来，关于小说的那些标签更是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他首先是一头扎进小说里去，在文本中徜徉，或缓行，或疾走，或狂奔，与细节碰撞，与情节共舞，与人物对话，与环境交融，一直要读到小说的最深处、最险处、最暗处，读到最神秘、最暧昧、最潮湿、最纠结的地带，才调头出来，对作家的创作背景与创作心理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考辨和梳理，然后才开始发表评论。

　　李遇春的小说评论，不仅出发点与标签化的评论不同，而且目的也迥然有别，甚至相反。在我看来，那些标签化的评论都属于求同性的评论，目的在于找出所评作品与其他作品的相同之处，即相似性，然后将其归类，要么从内容上归为这题材或那题材，要么从形式上归为此主义或彼主义。而李遇春的评论则属于求异性的评论，目的在于发现所评作品与其他作品的不同之处，即差异性，进而指出这部小说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为文学创作所提供的独特经验。比如对张贤亮小说的评论。在李遇春之前，评论家们早已为张贤亮的小说进行了归类，并贴上了诸如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和政治小说之类的标签。李遇春却另辟蹊径，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细读，对作家经历的详考，发现了潜伏在张贤亮小说之中的白日梦情结。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它不仅找到了张贤亮小说独特魅力的来路，而且还揭示了张贤亮小说开始大红大紫后来逐渐黯淡的经验与教训。

　　因为李遇春的小说评论是从作家和作品出发的，同时又以发现差异性为目的，所以他的评论是务实的，是客观有效的。关于小说评论的有效性，我的理解是，它一方面能够推动小说的学术研究，一方面能够促进小说的创作实践。比如对陈忠实《白鹿原》的研究，李遇春将这部长篇置于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各种文学思潮中进行全面考察，通过分析与比较，经过史证与心证，认为《白鹿原》汇聚了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和性文学三大文学思潮的精髓，并因此成为一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集大成之作。这个结论不仅使《白鹿原》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突破，而且一语道破了陈忠实此作获得巨大成功的秘诀，不论对小说研究还是对小说创作都具有重要启示。

　　李遇春的小说评论之所以有效，原因当然多方面，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他有自己的小说观，二是他有自己的方法论。李遇春认为，小说是由现实世界、技术世界和心灵世界构成的。现实世界属于形而下的物质世界，即俗界；心灵世界属于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即神界；技术世界依靠语言和结构等形式将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整合起来，即中界。正是因为有了如此独到的小说观，李遇春的小说评论才能切中小说的要害，进入小说的灵魂，从而有效地指导小说创作。同时，李遇春还倡导了一种名为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他以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为依据，以作家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状态和潜意识为突破口，将史证与心证结合起来研究小说。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评论风度，更是一种切合文学创作规律的评论策略，为李遇春小说评论的有效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