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业余写诗，常有亲友笑我不务正业。而在我工作的科研单位，我发现一般科技工作者，尤其是来自台湾的同事们，往往自摒于艺术大门之外，不屑或不敢去接触文学艺术，不肯让文学艺术滋润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我常为此感到困惑。
         
　　日前碰巧在报上读到一篇有关这方面的报导，算是为我提供了一点答案。   
         
　　曾得一九八三年诺贝尔物理奖的芝加哥大学印度裔教授成都拉（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
昵称Chandra)，是本世纪天文学权威之一。他早年对星球死亡的研究导致了宇宙黑洞的发现。现年八十的他仍每天准时八点半到达办公室，然后关起门来，整个上午用一支老式的钢笔工整地写下一页又一页的文章。只是，他现在写的不是有长串方程式的天文学论文，而是分析艺术创作与科学发现的学术著作。
         
　　引起他对艺术与科学关系的探讨发生兴趣的，是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像贝多芬、莎士比亚这一类艺术家在晚年似乎都心境平和，而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在年轻时建立了良好的事业，却用余生去苦苦寻求答案？
         
　　成都拉教授说，表面上看起来，在科学家的自律与艺术家的感情之间似乎有光年的距离，但他越来越相信，使一个人把颜料涂在画布上同使另一个人透过显微镜去观察的，是同样的人类创造本能。
         
　　一般人都把科学家当成按部就班的研究者，小心翼翼地根据逻辑从一步走向下一步。但许多科学家在回顾他们的重大发现时，却都觉得经历了一种突发的创造力，几乎是像诗人或画家所常有的那种神秘而不合理性的洞察力。伟大的科学家常把自己当成同艺术家一样，是美的朝圣者。物理学家也如画家与建筑师对比例与优雅有天生的吸引力。但许多科学家的结局似乎指出了科学创造力的基本差异。在发现的瞬间，科学家往往为了自己能窥见大自然的奥秘而有一种超凡的感觉。在下意识里，他开始把自己当成大自然的主宰，而不是大自然的学徒。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感觉，导致了许多科学家在晚年停滞不前。
         
　　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斯诺（C．P．Snow）多年前曾对所谓「两种文化」的问题大加谴责。他说达文西是一个伟大的画家、发明家及科学家。但现代的科学家及艺术家们却躲在不同的知识小世界里，各自为政互不相涉。
         
　　成都拉教授认为斯诺的论调对文学艺术家来说也许并不正确；他们当中仍有不少人感到有向外发展并广泛吸收各种知识的需要。艺术家们因此常能在晚年达到一种成熟的宁谧，能够继续不断地创作出新的艺术并欣赏他们同侪的贡献。莎士比亚的最后剧本证明他晚年创作力并未减退。而贝多芬在临终时仍孜孜研读韩德尔的全集。
         
　　相反地，现代的科学家们却大多把自己关在小小的实验室里，埋头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他们很少关心别的领域，有时甚至连自己的研究动机都不去加以考察。
         
　　因为这个缘故，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发表相对论之后，直到他去世前漫长的四十年间，不曾对物理再作出重大的贡献。从他的传记里，我们可看到晚年的他一天到晚坐在那里，不搞任何实质的物理，只搬弄著他的数学方程式，徒然地寻求著一个新的、涵盖更广的物理定律。
         
　　成都拉教授说他常问自己，为什么科学家们不能像艺术家一样在他们的晚年展露出一种安详雍和的神情？他说，你能想像贝多芬或莎士比亚在他们临终时不快乐吗?
         
　　附带一提：作为诗人，我也常警问自己，写了大半辈子的诗，如果无法使自己的心灵恬淡安舒，甚或终日栖栖遑遑，像那些为名利而奔逐钻营的人一样，我是否有脸称自己为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