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忠与精忠

到河南汤阴岳庙，自然想到岳母“精忠报国”的刺字，进而想到岳飞“精忠”与“愚忠”的问题。
不知自何时起，人们对岳飞的忠心开始有了褒贬不同的看法，褒者认为他是精忠报国，贬者认为他是愚忠为君，我比较赞同后者的看法。
岳武穆之“愚”，不在于无辨是非，而在于不明事理，不通情理。如此之说，理由有四：
其一，宋高宗赵构为现任领导，身居龙位，大权在握，岳飞作为直接手下，不对其忠心耿耿，俯首帖耳，整日就想着那早已退居二线并已沦为阶下之囚的徽宗、钦宗二帝，怎不让高宗忧心。
其二，高宗胸无大志，只想偏安一隅，尽享奢华，所以其愿望是维持现状，不愿折腾，岳飞不知领导所思，整天跟着那些主战的文臣武将以及小老百姓们叫喊“还我河山”，日日不忘收复失地，岂不叫高宗烦心。
其三，战争会耗费大量资财，降低宫中享乐标准，岳飞不思和平，执意北伐，怎不叫高宗怨恨。
其四，岳飞能文能武，战功卓著，倘真收了失地，功高盖主，加之民心所向，高宗难免担心其逆反心起，取而代之。陈桥驿“杯酒释兵权”殷鉴不远，虽为高宗祖上杰作，还还是担心他人效仿，所以岳飞所为，怎叫高宗放心。
没准高宗时时暗想，岳飞你这家伙，仗着自己有点能力，就想着表现自己，丝毫不了解领导的心思，体会领导的难处，简直就是不懂政治！你这样的人还配在＊＊上混？看你那慷概激昂咄咄逼人的劲头，很有些借民意捆绑君意之嫌，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我是看你那点军事才能眼下尚无人可及，还需借以抵挡金人，以保偏安，姑且暂时容你，一旦秦桧与金人谈妥之日，便是你人间消失之时！
秦桧何等聪明之人，对领导的意图可谓百分之百地心领神会，他竭尽全部的智慧和精力，对内压制主战人士，对外穿梭宋、金之间，根据高宗的旨意将一切安排妥当，转手就拿岳飞开刀。至此，高宗对民意依然心有所虑，问秦丞相加以何罪为好，秦桧阴然媚然一笑：“莫须有。”一切责任尽由为臣担当。于是千古骂名多半落在他的身上。如此精明精细之人，在险恶的＊＊漩涡中，怎能不如鱼得水，怎会不随心所欲？尽管日后夫妇二人跪地承受了千年的唾沫，但那不过冰冷的铁象两具，唾又何妨？
如此看来，“报国”之名，赠与岳飞，理所当然；“精忠”之实，还得归之秦桧才是。




变革与保守



邯郸古老的丛台，雄峙大地，笑傲蓝天，一位同样气度的君王威风凛凛，端坐大殿，目光穿越两千多年，依旧炯炯有神，这是战国时代推行“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塑像。
赵武灵王即位时，赵国国势衰落，为抵御胡人和诸侯入侵，他弄了个“胡服骑射”的政治军事改革，大大提升了国力和军力，从而西退胡人，北灭中山，拓展北方千里疆域，跨入“战国七雄”的行列。“胡服骑射”创造的战法还成了中国军队冷兵器时代的典范。这可是够牛的，难怪时间过去了两千多年，这位君主还是那么威风和神气。
那时，汉军着长袍，驾兵车、持戈矛，战法机械呆板，而胡人使用骑兵、弓箭、弯刀，窄袖短袄，机动灵活，两军交锋，赵军屡遭败绩。不得已之下，赵武灵王灵机一动，干脆学习胡人那套，“师胡之所长以制胡”，借此强军强国。但政治军事变革却会触及到王公贵族那“一亩三分地”的利益，所以改革政令尚未颁布，上层人士的领头人物公子成便跳出来反对，他以维护传统和原则为借口，说：“易古之道，逆人之心”，意思是改变古之成规，有违人心，必须坚持老祖宗的传统，拒绝学习外来的东西。赵武灵王心知肚明，心想，看你那小样，谁不知你心中的小九九，还跟我谈大道理，且让我以其人之道还治你其人之身，于是争锋相对地说，有德有才的人往往根据实际情况行事，怎样于国家昌盛军队强大有利，就怎样去做，为什么非要拘泥于古人的旧法？一番软硬兼施之后，公子成等人终于就范。见时机成熟，赵武灵王毅然号令全国着胡服，习骑射，并率先垂范，坚决实施既定国策。不久，“胡服骑射”便在赵国蔚然成风，赵国的政治面貌为之一新，古老的赵地昌盛繁荣，赵军的铁骑所向披靡，而一代君主的政治风采也因此刻入青史。
其实，只要是旧的势力，无不趋向保守，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政治经济举措往往惠及多数而损及他们这一小撮，于是，他们便要不顾一切地去保，去守，保住自己的政治领地，守住自己的经济利益，但为了迷惑公众，遮掩目的，他们常常扯起传统和原则的大旗，美其名曰顾及政体，照顾民心。殊不知自古以来，在家天下的体制下，民心与这些保守的“官心”大相径庭。假天下民心，护一己私利，是历史上不断上演的强奸民意的把戏。这样的戏，在历史的舞台上，估计至少演了数千年之久，偶有人物出来稍作调整，便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便推动历史的发展，便得到百姓的拥护，得到后世的称颂。然而，这般顺应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物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实在稀少，赵武灵王算一个，其后还有李斯、唐太宗等等。而更多的政坛人物，因为自身利益或集团利益至上，视民众为草芥，结果使自己成为政治历史的垃圾。
这样的垃圾，在历史的长河中漂浮着，雍塞着，构成一道莫名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