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女性作家不仅参与了中国乡土文学的整个发生、发展过程，而且以其独特的创作题材、独特的思想内涵、独特的文化想象、独特的叙事风格和独特的言说方式，展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期乡村的政治经济变迁和农民的精神文化裂变，提供了拓展乡土文学创作空间和叙事方式的有效途径。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对乡村女性而言一直是一个奢侈的话题。五四时期，“人”的解放使包括女性作家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第一次用“人”的视点去发现女性“非人”的处境，争取的是“男女平权”，而不是基于性别差异上的平等。在当下，女性自身现代性的问题仍然被其他话语所制约、所遮蔽。因此，女性作家对女性现代化的探索无疑是极其艰难因而也更显珍贵。综合而言，这种探索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乡村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乡村女性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她们生活艰难、处境悲苦，加上男性对她们的束缚和控制，注定了她们命运的不幸。虽然乡村女性淳朴美丽、吃苦耐劳，但在女性作家那里，显示的往往是乡村女性被欺凌、被侮辱的弱势处境。对乡村女性而言，现代性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不仅如此，她们还往往是被现代性牺牲的对象。二是对女性性别体验的揭示。中国女性社会解放在前，自我意识觉醒滞后，女性的生理、心理经验，以及独特的性别生存境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几乎是乡土文学的盲点。丁玲、萧红的小说文本填补了这一空白。在她们的笔下，乡村女性有了朦胧的性意识的觉醒，有了对爱情的渴望，体现出一种切身的身体关怀和自我文化想象。这种女性对于身体苦难的真实体验，不是抽象的描写，而是来自于女性真切的生命经验、生育体验，体现了作家对女性身体的人文关怀。三是对乡村女性精神困境的忧思。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活了乡村女性对生活的美好想象，却并没有给乡村女性指出一条通向光明的康庄大道。欲望使得留守在乡村或从农耕文明走进城市的善良淳朴的乡村女性变得复杂而矛盾，经历着从精神到＊＊的双重痛苦。孙惠芬、铁凝、葛水平、鞠慧等的一系列乡土小说充分表现了乡村社会的经济、文化结构在时代潮流冲击下的嬗变，精细分析了这种变化对乡村女性心灵的影响和她们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夹缝中的苦苦挣扎。

　　女性作家的乡土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文体模式，闲散的结构、从容舒缓的语调，梦幻般的联想、纯净而又空灵的叙述，使小说“翱翔于散文和诗的天地”，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女性乡土小说浓郁的诗情不仅仅来自这种独特的叙事文体和语言，而且来自于创作者对叙事内容和叙事风格的独特理解和把握，表现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诗意向往，以及有别于古典人文情感的浓郁的悲悯情怀和对人间现实的温情观照。以这样一种接近“本真”的温情、宽容和博爱营造一种人性的自然之爱，这种或可以称之为“女性诗学”的写作态度，使她们创作的乡土小说蕴含着女性作家特有的审美情趣。

　　迟子建曾说：“我对文学和人生的思考，与我的故乡，与我的童年，与我所热爱的大自然是紧密相连的。”回到童年、回归自然、回归母性正是女性作家构建诗性叙事空间的共同路径。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童年的后花园是一处爱和温暖的所在，童年的“我”、年迈而慈祥的祖父，以及被赋予了情感的花草、小虫，构成了一个诗意空间。迟子建笔下的“北极村”，是一个童话的世界，菜园、大黄狗、火焰、月光，这些普普通通的自然景物，在小女孩“我”的眼中奇异而神奇，充满了灵动飞扬、无拘无束的生命活力。“童年”作为一种意义的负载，表现了作者对自然质朴、原始安宁的乡村生活的怀念和一种诗意的向往。

　　女性作家笔下的“自然”既包含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也指人性的自然。迟子建、葛水平、魏微等的乡土小说展现了人与自然之间亲近和谐的共存关系，萧红、铁凝、孙惠芬的作品则更多地揭示了生存于自然怀抱的乡土大众所具有的鲜活的、原始的乡野生命活力。在这个意义上，乡土作家对自然充满诗意的赞美涉及了人与自然和人自身生命存在和生成的最本真、最深层的奥秘，体现出一种对人的生命的终极关怀，以及在人与自然充满诗意的灵性谐振中所内蕴的一种逼近哲学的诗性精神。

　　女性作家的“母性”体现在她们“一种充满温厚、宽容与混沌的女＊＊自然流露的社会氛围”。或者说，她们希望以这种最能体现女性与“存在”、“本真”关系的审美方式来建构人生的价值取向。她们更多地以一种悲悯之情、宽容之情对待笔下的人物，更多地关注那些在历史上悄然无语、被怠慢、被忽略的生活在乡村底层的弱势人物。在一种简单的人际关系和美丽的自然描写中，你可以感受到淳朴的民心、美好的乡情，可以感受到一种构建在母性精神之上的温情的批判力量，她们以一种至善的心境和母性的温情展开了一个博爱的空间，从中生发出一种超越文本的诗性意味。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乡村经历着历史与文化的深刻裂变。面对复杂多变的生活世界，传统的乡土叙事及其经验方式显得力不从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作家在创新乡土小说的叙事方式、呈现乡土世界的生活原态、建构新的社会想象和价值认同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在铁凝、王安忆、迟子建、严歌苓、孙惠芬、林白、魏微等一大批女性作家那里，日常生活构成了乡村生活的全部，她们不再虚构历史，不再叙述宏大的合乎历史目的论的故事，而是努力呈现新农村新乡土的本真性的生存镜像，并以女性特有的语言修辞手段和叙述方法共同构建了乡村的日常生活的美学，展示了日常生活美学自我生成的合理性。

　　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关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乡土小说中就一直存在，但往往只是一种为主题服务的辅助性手段，将日常生活本身作为叙述目的的新乡土小说是在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这类小说不再以宏大叙事为目的，也很少具有历史的深度关怀和文化价值评判。当然并不是说这类小说不再描写乡村历史，恰恰相反，它们往往以乡村历史作为切入口，还原乡土生活的本原与质朴，以返回历史的追溯方法，回到民间，回归生活的源头，在日常、琐碎、平凡的生活里逼近乡村的真实，揭示生活的底蕴。乡土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打破了主流叙事的一统天下，填补了日常生活在美学领域里的空缺。虽然这种叙事方法还在探索和创新之中，但它预示着一种新的叙事和话语方式的强大生命力。

　　此外，在文体结构的创新方面，女性乡土小说也在多方面表现出对传统小说的“离经叛道”。她们尝试用“村志”、“风俗志”的形式来结构小说，以片段化、拼贴式的短小篇章甚至“实录”式的口语来完成长篇书写。这样的写法不同于传统长篇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叙事策略，也不同于“个人化”写作作者自己从头到尾不厌其烦的长篇叙说，成为一种“反小说”尝试。可以说，这样的叙事方法和文体结构显示了对中国主流乡土叙事的拒绝和逃离，也突破了经典性的乡土叙事的藩篱，提供了一种新的独特的视野和新的乡土美学生成的新元素。(李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