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用洋洋洒洒50万言，在作品中着力刻画了白嘉轩、朱先生、田小娥、黑娃、鹿子霖、白灵等经典人物形象。如果探究这些人物形象所代表的文化因子，不妨可用“士、农、工、商”等称谓指代他们。这些人物贯穿了从清王朝末代皇帝退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近半个世纪。作者以其巨大的包容性与吸附力，在作品中凸显了中国传统“士、农、工、商”的文化基因，将中国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下的社会万象表现出来。其涉及时空跨度之广，故事结构之庞大，人物数量、性格、命运之繁杂，要将其改编成不到三个小时的电影，势必需要通过高度集中的矛盾冲突和极具典型的人物性格来表达。

　　《白鹿原》被影像化的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仅就公映的版本看，影片最大限度地、相对忠实地保留了原著的叙事骨架，尤其选择了以田小娥为核心人物，串联起白鹿两家形形色色的人物：白嘉轩、鹿子霖、鹿三、白孝文、黑娃、鹿兆鹏。这些人物中携带了丰富海量的文化信息：自由、欲望、背叛、宗法、官僚、革命、保守……这绝不是一场凡夫俗子眼中仅仅有关＊＊的大戏，而是百年中国社会风云史的浓缩。

　　导演王全安将影片的时代背景定格在1912年-1938年之间，即清朝覆灭到抗日战争刚打响的这段历史。影片缩短了原著中的历史长度，以便更集中地叙述历史，其中，“烧粮”、“砸祠堂”等重要历史事件在影片中均有呈现。电影用镜头刻画出了有着中国丰满的传统文化因子的人物形象：白嘉轩、田小娥、黑娃、鹿子霖等人，其中白嘉轩、黑娃、鹿子霖三人可以分别作为农、工、商方面的表征性人物，但在原著中作者浓墨重彩描绘的“朱先生”却在电影中缺位了，电影忽略了原著中“士”这一重要因素。白嘉轩作为一个敬恭桑梓、服田力穑的农人，影片继承原著精神，将他的“农人族长”形象展现出来。影片通过对他坚决反对田小娥入祠堂这一场景的描述，展现了他对儒家“仁义”思想的崇敬，对自己是儒家文化守护者这种身份的找寻和建构。然而他又过于固守且全盘接受儒家文化，以致在时代转型时期逐渐迷失了自我，用落后的宗法＊＊秩序紧紧束缚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但他身上也保留着旧文化下农人的许多优良秉性和品质，如注重内省和自律，为人低调等。而当时，在这种矛盾挣扎下的农人又何止白嘉轩一个。黑娃作为一个无产者形象，是交夹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牺牲品。他在一个向麦垛小便的场景中出场，这奠定了他作为一位反抗者角色的基调：早年闹农协、最终落草为寇(原著中讲述了他的最后回归)，他不安于现状、不断与命运作斗争。一个为民族寻找出路的英雄形象在观众面前显现，但他始终没有走出中国时代发展的怪圈，直到影片最后也没有真正找到一条革命道路。他和中国历史上无数的改良者一样，一面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一面又难以接受新事物，认为只能从中国内在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出路，最终以悲剧收场。鹿子霖，从原著对他的描写来看，他的血统中流有商人的血液，鹿子霖和白嘉轩的对立掺杂了商业信念农业传统的竞争。影片中他想打破传统文化的禁锢，于是把辫子剪掉宣称革命，他与田福贤勾结鱼肉百姓，唆使田小娥诱骗白孝文，使族长白嘉轩丧失颜面和权威，又阳奉阴违地与白嘉轩称兄道弟，这些表现具有中国传统商人形象的典型特征。

　　导演在电影中展示给观众的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解读，仅从“农、工、商”三方面进行了深入挖掘，忽略了原著中关于“士”形象的表现。原著中，代表着“士”这一形象的便是“朱先生”。陈忠实说，他小说里的人物除了朱先生是有原型的，其他人纯属虚构。朱先生的原型是清末举人、关中大儒牛兆濂。无论“入世”或“出世”，他都以一颗平静的心处之，并散发出儒者的智慧和圣人的光辉，仿若白鹿原上百姓信仰的寄托——“白鹿”。以致当白嘉轩追忆此人时感叹“朱先生一生全都是与人为善，竟找不出一件害人利己的事情来”。他完美形象的塑造，正是一位不求回报的“士”者形象，正是陈忠实和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肯定。作为一部叙述“民族秘史”的改编电影，理应把原著中蕴含的中国时代的基本格局和价值定位展现在影片中，但导演忽视了这一点，将“士”这一基因舍弃。或许影片时长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但作为一种再创造的改编，最好还是不要流失了原著的思想内涵。在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下，“士、农、工、商”的结构始终保持着稳定性。原著《白鹿原》表达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农耕时代向现代文明转型期间各层文化因子的命运浮沉，展示了传统“士、农、工、商”内在的相互关系，让读者对这一时期有了整体感知。影片中没有了“朱先生”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解读，白嘉轩对于儒家传统的固守便显得生硬，没有了“朱先生”这一个始终保持着人格独立与完整的人物形象，这部“民族秘史”便丧失了厚重感。和“士”族承担的文化信仰一般，“朱先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刀枪折戟的力量，但就是因了这种信仰，民族便有了一个支撑点，国家便能在风雨飘摇中站稳脚跟。而现在，“朱先生”的消失，不仅在影片中消逝了那份人们对于“白鹿”的信仰，让乡土精神生态的平衡木失衡，让白鹿原失去了灵性，也打破了中国传统“士、农、工、商”这层稳定的结构，使影片终不够丰满，使观众体会不到传统“士”族隐现的精神力量，不免让影片留下很大的缺憾。(罗  璠  文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