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我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所在的城市，开始随机接触一些当地作者，颇积攒了些校园里见不到的体验。比方有的资深作者，比我也就大上个十来岁，但感觉与当代生活的隔膜，近乎脱节的地步。有一次，也许因为我刚步出校园的缘故，对方很严肃地询问我：“现在外面读诗的人还多吗？”我当时的感觉有些瞠目结舌——这样一种带有明显社会人性质，而非创作者性质的问话，出自一个诗人之口，实在容易让我这个被询问者感到尴尬。毕竟这是一个纯诗歌外部的疑问，而非创作本体话题。它很像两个鞋匠见面，甲鞋匠问乙鞋匠：“现在街上那些走路的人，脚上还穿鞋吗？”一个合格的鞋匠，他需要关心的，应该是怎样做出舒适、而价位又为更多人接受的款式，而不是人们上街还需不需要穿鞋。一个合格的诗人需要关心的，自然是如何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而不是他所在的社会，人们还需不需要诗歌、有多少人需要？我遇到的那位作者，显然还更多沉浸在诗歌本体之外的疑惑。很遗憾，据我所知，后来这些年，他依然沉浸于这种疑惑而无法自拔。
　　创作者必须时刻关注和研究他眼前的这个世界，但他不能（也不可以）将灵魂从自身抽离，彻底跳到外部，以一个外行的姿态去想问题。“现在外面读诗的人还多吗”——这类疑问的背后，更多是营销者式的好奇和焦虑，而不是艺术家的本格追问所在。对于写作者而言，“有没有人读”不构成问题，“读者阅读一首诗的时候，是否容易进入创造者构建的世界”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所在。与此相近的情况则是：“当代诗歌向何处去”——这一类话题，与其说是业界的困惑，还不如说是更容易受媒体或某个文青宣传干事关心。诗歌不是田径比赛，也不是一个包工头旗下的任务分派。“诗歌向何处去”、“小说向何处去”、“电影向何处去”……这种暗含了茫然和紧张的疑问句式，可以无限铺排到所有艺术门类身上。但真正的答案是：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伟大的艺术，是在现世或冥冥的某种旨意之下，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傻跑的。
　　诗歌向何处去？不知道，它爱向哪儿去就向哪儿去。毕竟在所有健康的时代，“多元”是艺术不朽的主旋律。唐诗可以由狂人李白来书写，也可以由满脸苦相的小吏杜甫来写，可以由和尚中的两极——寒山与王梵志来写，同样也可以由生前文名得意的王维和历经千年冷漠的张若虚来写，当然同时还可以由豪放道姑鱼玄机和艺妓薛涛来写……这些作者精神面貌各不相同，如果非要给他们找一个“向何处去”的路标，恐怕就只有“诗歌”本身。无独有偶，20世纪前半叶处于盛世的美国现代诗，它的作者群落里，也同样充斥了罗宾森、庞德、弗罗斯特、桑德堡、麦凯、杜利达尔、艾略特、休斯、威廉斯、斯蒂文斯、摩尔、蒂斯代尔、麦克利许、奥登这一系列前赴后继的名字，这些人不要说审美和价值观，有的连性取向都是不同的，为他们寻找一个殊途同归的方向实在太难，即便有，命起名来恐怕也很空泛——无非是：“英语及美国诗的繁荣”。
　　艺术繁荣的标志，在不同的文明阶段、在具备不同文字书写能力的各个历史年代之间，都是不一样的。在蒸汽机文明出现以前，繁荣的标志是“可命名性”；在计算机文明出现以前，繁荣的标志是各种主义的消长或群雄并起；而在我们眼前这个“意义”被“信息”，和苦中作乐、不无乐不思蜀寓意的“娱乐化”无限稀释的年代，繁荣的标志，可能恰恰是“无可命名”与“遗忘”——毕竟，被那些无价值、无意义的话题缠住不放，对诗歌和任何艺术恐怕都是一种灾难。虽然在任何时代，都拥有一些聪明人打着借助无聊推销自己的算盘，但这种推广本身，终归是以媚从于尘世规则，放弃心灵的决绝为大前提的。它们可能会提供给外界以“诗歌在向此处去”的假象，却终归会回复到自身作为俗世喧哗中一个泡沫的本来面目。
　　所以说，当外界带着过往时代对诗歌的种种界定与记忆，面向当代发出“诗歌向何处去”的惶惑疑问之际，这个国家、这个语种的诗歌，很有可能正处在一个俯视惯了的人们，还没来得及调整到仰视角度去打量的高点上。这不是一个普通写作者坐在陋室里，一厢情愿地为自己钟爱的、貌似落伍的古老行业自吹自擂，而是一个早早脱离了对世俗主流趣味依附的艺术从业者，立足在当今世界人类矛盾最复杂、对文明理解的歧异最多样的环境之下，对汉语诗歌现状所作出的审慎评判。
　　而这种变化，除了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置身的这一隅世界经济、社会变迁的体验与痛感，更取决于一部分优秀作者（当然首先是我自己）在彻底屏蔽了“国家—市场—学院”这三合一“混搭”体制对创作的干扰后，对诗歌本身价值的端正体认。诗歌不应该是任何诗歌之外领域所可以搭载和利用的工具——哪怕是关于社会变革的。诗歌必须是关于想象力、和一个灵魂与它身边世界亲近乃至相互扭打的抒写，除此再无别的评价参照。在任何时代，好的诗歌都只会呆在它自己该呆的地方，漫不经心地回忆、打捞、沉湎或者忧伤，它拒绝被任何群体或私人的口号（不管是美学意义上的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指引和感召。否则，即便那些文字的形式再靠近诗歌，也已经沦为了诗歌的消解物，甚至诗歌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