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一个村庄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文学记忆中，那就是梁鸿的梁庄。我们跟随梁鸿踏上了返乡的火车，来到梁庄，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从家族与人口构成、地理环境，孩子、青年、成年的生存状态、乡村政治、道德、梦想等多个方面的状况，“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在梁鸿满怀乡愁的抒情语调中，我们真实触摸到了一个乡村内在的灵魂——贫穷，荒败，却浸满了情感和回忆的汁液。这已然空心的乡村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宿命，我们无法切断的根，在告别的那一刹那，我们和梁鸿都知道，这远远不是结束。于是就有了《中国在梁庄》的续曲——《梁庄在中国》(载《人民文学》，2012年第12期)。

　　这一次，梁鸿不是返乡，而是出发，从梁庄出发，寻找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乡亲们，探访他们务工、生活的真实状态。这理想不可谓不大。既然构成村庄的人们都已经去乡，要了解今天的村庄，只能通过那些在城市里奔波的务工者们。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就是村庄本身。然而，调查采访的难度也不可谓不大，正如梁鸿自己说，“我没有想到，梁庄在外的打工者，他们和家人、村庄的联系，如此之少，彼此之间竟然如此的隔膜。”另一方面，是地域的广阔。“在将近三十年中，梁庄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他们宛如梁庄放飞的风筝，飘落在不同的地方，渐渐杳不可见。”不管怎么说，梁鸿出发了。所以，这部作品就以她的足迹为线索，从南阳、内蒙古、北京、郑州到南方(深圳)、青岛，然后返回到梁庄。显然，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这漫长不仅是时间上的，更是心理上的。

　　大致说来，在《梁庄在中国》里，梁鸿触及到了外出务工者的这样一些生存状态：打工、传销、相亲、做生意、打官司、恋爱等，几乎囊括了生活的各个侧面。这些方面主要是通过两套话语体系传达出来的：主要话语属于务工者，主要采用了口述实录的形式，由外出务工者本人将自己的主要生活经历一一道来，其中，自然而然掺杂了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另外一套话语体系属于叙述者。她采用“自然主义”的手法，仿佛一家精准的摄影机，将目之所见描绘下来，试图将我们带入到打工者的真实处境中。我理解，之所以如此，实在是作者为了建立现场感，从而让作为读者的我们深深浸入打工者的生活之河。

　　由于中心的缺乏，群像人物未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反而是作为贯穿线索的“我”因其连续性吸引了我的目光。显然，“我”是一个行动者，坦白说，在偌大的疆域里锲而不舍地搜寻乡亲们的下落，长途跋涉去采访、去调查，对一个惯于坐在书斋的人来说，需要多大的勇气与决心，是不难想象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梁鸿为我们上了结实的一课。 “我”这样一个行动者形象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诚恳地面对自己。从理智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面对底层民众时，不自觉地充当了启蒙者的角色。“我不关心他，我对他没有了感情。他十几岁出去打工，我十几岁出去上学，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也越来越有差距。想起他时，只是故乡回忆中的美好风景，至于那风景中真实的人及其人生，我其实是不关心的。是的，很多时候，当风景中的人走出来，向你伸出求援之手，或者，只是到你的家里坐一坐，你真的如你想象中的那么热情吗？”作者这般严苛地对待自己，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抉心而食”，无疑也让每一个阅读者深深地反省自己。我们都将离梁庄而去，那么，在离去之前，我们能不能给每个平凡甚至卑微的生命以关切，因为，他们是我们血肉相连的亲人呐，更因为，每一个“他”都构成“我”。理解他们，是在理解我们自己，理解中国。行动者、启蒙者、反思者汇聚起来，构成了闪耀着不同棱面的“我”的形象，或许，这才是《中国在梁庄》对当下写作的重要贡献吧，虽然，这也许并不是梁鸿所刻意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