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激起了本土电影市场又一波观影热潮，从11月22日内地上映以来，《少年派》票房持续走高，现已突破5亿元。很多观者认为，电影结尾最后几分钟，剧中人物的对话发人深省，引发了观众持续的解读热情。口语的文字表达点出了影片的叙事性、象征性和隐喻功能，提高了整个电影的格调。而这并不是电影场景的功劳，却恰恰是来自文学的力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提升电影艺术的思想高度和文化魅力，但如何吸收运用、成功融合却值得深思。12月16日，在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作家文摘》报共同主办的“2012·文学与影视高峰论坛”上，50余位专家、学者、编剧、导演、制片人齐聚一堂，就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展开了热烈讨论。

　　文学是影视的重要源泉，很多优秀的影视剧都是改编自文学作品。然而，现在很多影视剧的改编却没能继承作品的文学性。编剧全勇先称其创作电视剧《悬崖》的过程就是坚守文学性的过程。从最初的剧本创作到拍摄完毕，“节奏太慢、太文艺、不够激烈”就一直成为制片方和审片专家的担忧。全勇先坚定地认为文学是影视的灵魂。在他看来，中国的影视剧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影视剧相比，艺术水准上有不小差距，最主要的就是文学性的缺席及人文关怀的缺失。“比如当下的一些宫斗剧，展现的都是争宠、勾心斗角、人和人之间没有尊严的生活，这类影视作品是很难走向世界的，影视需要传达正确的价值观。”

　　好的电影一定要有好的文学基础，但好的文学基础不一定能转换为好的电影。饶曙光认为，文学向电影转化的时候，涉及到多种力量的博弈，在现代电影工业体系中，编剧处于弱势，“谁给钱谁说了算”，导致许多编剧不得不偏离自己的原意去创作，把好故事写成了烂剧本，这样直接导致了电影创作质量的下降。

　　缺乏人文关怀和精神高度的好故事，是国产电影一再为人诟病的重要原因。评论家李建军认为，当下不少影视作品呈现了一种弱智化趋势。从客观方面说，浮躁的社会风气使一些作品不关心价值领域、意义领域，不关注人的痛苦和人的生存，从而导致影视作品缺乏现实指向、缺乏历史深度。从主观上来讲，某些文学素养不高、美学价值低俗的从业人员也给影视创作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对此，北京大学教授李道新提出了争鸣性的观点。他认为文学和影视是两种行当和两种媒体。他们应该有各自的美学、各自的时空观念和评价标准。毋庸置疑，大量影视作品来自于杰出文学的创作，但我们也会发现卓别林、卡梅隆等导演的作品不是来自于文学，甚至文学性的东西。“我们现在热衷于对电影的故事以及文本内涵的深度理解，实际上是在脱离电影画面、声音、技术层面上的艺术创造和影像探索。仅仅用文学的标准来解读电影是不全面的。很多时候，电影的时空创造不仅改变、影响了文学，也改变了人类的认知。”

　　《中国作家》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则认为，影视与文学在语言、传播媒介、思维方式等方面均有差异，但两者有着艺术精神上的相通之处：都需要讲述一个好故事，都要传达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故事能够让人去关注生命、思考社会、认识自己；这个故事能给人以关爱，给人以温暖，给人以希望；这个故事能够撒播真善美的情怀，让人类在共同的生存危机面前携起手来。

　　回顾我们的文学史，有大批的优秀作品可为影视提供滋养，可谓是一剂良药，但如何咽下，也是一大考验。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认为，好小说很难改出好电影，反而是一些中等偏下的文学作品，容易改编成好的影视作品。“因为里面存在着认同的障碍，要跟所有观众的想象去竞争，是很艰难甚至悲惨的状态。”来自中国制片人协会的张明智一直致力于搭建文学与影视之间的桥梁工作，从实际操作中，他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有些剧本文学性过强，忽视了画面语言的转换问题，虽然大家都很喜欢，但是因为呈现难度比较大，无奈只好放弃。反而一些文学功底并不那么优秀、扎实，但恰恰因语言比较简练、叙事比较明朗，能给二度创作留下很大空间的作品很受欢迎。

　　面对好莱坞大片的强势进攻，戴锦华认为中国电影赖以生存的根本是故事、文化和价值观，而价值的多元性和文化的自觉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美国电影越来越游戏化，他们放弃和忽视的可能正是中国电影的增长点或者中国电影生存发展有效的空间。”饶曙光认为，我们不能简单追捧好莱坞，重视文学和编剧仍是中国电影的生存和发展的重点。

　　随着文学改编影视作品的不断增多，对原创作品的体制机制保障也被提上议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提到，国内对改编的重视程度不够，而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都对此十分重视，如奥斯卡奖、金球奖等都设置了最佳编剧奖和最佳改编剧本奖。“要从具体体制机制来保障编剧环节，给予其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给中国电影提供强大的文学智慧。”(任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