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对郭文斌的创作可以作阶段性的总结评价了，但怎样的定性式的概括才准确呢？我想起在前不久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青年学者说她推崇“建构性”的写作，并且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真正的“建构性”的作家并不多。由于论题的限制，她没有做具体的阐述，我想所谓“建构性”的写作的内涵是非?

　　价值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关系，它关系到主客体方方面面许多要素。因为社会在变，人在变，人们的实践活动也在变，所以价值也在变。特别是在社会发展迅速的时期，价值的变化也更为剧烈。说到价值的变化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大概没有哪个时代比得上中国这几十年了。这几十年，中国创造了多少价值，又激发了多少需求，相对这些需求，又需要创造更多的价值。过去，人们对价值认识很单纯，不管是物质与精神都是如此。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将人放到了主体的位置，人的需要与发展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个人的需求也被赋予了从未有过的合法性。在上世纪80年代，人的价值，包括个人价值的实现几乎成为流行的口号。所以，为什么说这几十年是中国生产力的大解放，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对这几十年的历史从价值哲学的角度进行反思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不管是从社会还是从个体来说，物质价值的创造与拥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压倒了精神价值的创造与实现。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占据了主流。这必然导致价值与价值观的复杂和混乱，一些社会与个体发展的根本性的价值被悬置了，碎片化了，空心化了。社会的建设、连续与进步被畸形地理解和推进，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人类生命与文化共同体面临分化和解体，个体的物质与欲望被开发和放大，而精神与心灵的完善则弃之如敝履……这些发展中出现的现象与问题正考验着一个民族的道德与＊＊智慧。

　　如此的价值失衡特别是负面价值与伪价值的生成已经近乎成了一场人文灾难。大概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它开始引起人们的警觉，并且成为许多人文工作者包括作家们工作的逻辑起点。这样的工作有两个向度，一是对现实的否定与批判，一是从历史、现实与理想中寻找与构建正面的价值观念。其实，这两个向度是一枚分币的两面，并不可以分开，但是对于个体来说，却由于环境、心性、认知等方面的原因而有所侧重与选择。在我看来，郭文斌选择的是第二个向度。

　　我不知道郭文斌这种面向价值的写作的自觉意识起于何时，从他的早期作品来说，虽然题材广泛，视野遍及城乡，但他的触须似乎都伸向生活中那些向善的人与事。像《玉米》《剪刀》《水随天去》等，已经算是有些寒冷的作品了。《玉米》中红红的不幸，《剪刀》里无名夫妻生活的艰难，《水随天去》中父亲对平庸和世俗名利生活的厌倦都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了生活中的杂色，写出了人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困境。但就是这样的作品，郭文斌也是有所保留的，有所控制的，并没有写成不幸的控诉、仇恨的集聚，他寻找的是人们对这些不尽如意的生活的态度，他在探讨我们还有没有力量去应对，特别是在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已经丧失了应对苦难的能力，宽容、善良、忍耐、牺牲等等还在不在。所以，《剪刀》中的女人决绝地以自己的结束为家庭和亲人获得新的开始，而《水随天去》不但用童年的视角化解了形而上的沉重，而且将生活方式的冲突作了诗意的浪漫化的处理。系列短篇《小城故事》也是类似的作品，只不过更轻松，甚至有些喜剧的味道。这些作品体现了郭文斌对社会风潮起于青萍之末的敏感。小城虽小，但是同样被社会的变革所冲击，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同样在发生变化，许多的社会病也同样侵蚀着人们。从外部讲，体制的变化使作品中不少角色的生活陷入了困顿，社会的矛盾与问题让小城的人们应对失措，举止狼狈，更重要的是内部，是社会的转型搅动了人们的内心，＊＊、堕落、纵欲、冷漠、失望，都是渐成风气的精神生态。不过，这只是郭文斌叙述的起点、背景和故事的表层，作者的目的并不止于此，他在寻找，通过一个个小故事在找人们内心的底色，而正是这些底色，人的基本的道德、良心与人伦使得许多人物与故事得以曲中奏雅，竟然能够让郭文斌的叙述也变得轻灵甚至欢快。

　　这样简单的回顾已经显示，虽然郭文斌与我们面对着同样的社会状况与精神生态，但是他作了不同的选择。这些作品的主题还不统一，作者对正面力量的寻找的方向也是犹疑的，不一致的，而且，郭文斌还没有完全调整好自己的写作目标，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郭文斌显然认为隳败与沉沦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批判、怨怼与绝望也不是我们全部的态度。我们还应该有更为积极的方式，那就是探讨或肯定理想与价值。郭文斌的写作＊＊显然基于这样的思考和判断，人与社会都是自觉的生活主体，他们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来设计和规约自己的生活，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所以，人们对生活的权衡，也必定从这意义和价值出发。也正因为此，我们当下生活所出现的问题并不在现象与问题本身，而在于意义与价值出现了偏差。当人与社会在意义与价值这些根本性的基准出现偏差以后，个体的生活方式、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的结构与动作模式，一直到人与社会形而下的技术层面都随之发生变化。所以，不少学者与社会管理者都在呼吁重建社会，不是说社会不存在了，而是说这个社会不是原先的社会，也不是理想的或好的社会。所以，郭文斌的写作方式完全可以转换成社会建设的一个思路，那就是寻找或建设社会的意义与价值。

　　这样的方式实际上是基本的和朴素的，也是历史上每个社会动荡与下坠的时候都必然启动的拯救模式。困难不在于启动这一模式，而在于对价值与意义的正面解释的倡导。郭文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经过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从上面早期的作品来看，郭文斌的想法还比较宽泛，但是到后来，他就越来越集中，目光也越来越坚定了。他做的是减法，他主张回到历史、回到经典、回到传统、回到生命的原点，用郭文斌的话说就是“寻找我们本有的”。在他看来，传统就是“本有的光明”，是能够“让每个人点亮那盏永远不灭的，能够照亮他一生的心灯的方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郭文斌后来做减法，价值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们并不是创造不出价值，而是在无数的“价值”中迷失了。因此应该删繁就简，回到起点，回到那不变的上面去。有时，回撤可能是一种进步，因为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传统恰恰是最时尚的。当所有人都在兜圈子的时候，你站在原地不动，也许是最好的抵达方式，因为当人们兜了一圈回来，发现你已经早在目的地了。你原地不动，但你却成了最先到达的。……这就是先锋。”只不过人们回不去了，我们“是一群试图还乡者，却总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于是，重新言说和阐释传统价值就有了路标式的意义。这样的想法不是突然的，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也有，比如《大生产》《开花的牙》等等，但是《大年》显然是一个标志，而长篇《农历》则是一个总结或集大成。

　　因为是回到传统，在中国，就是回到古典，回到乡村。在郭文斌的价值谱系里，中国的农业文明和乡土文化依然是重中之重。乡村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的延续或成长的因素是复杂的，有横向的水平影响，更有垂直的线性伸展。因此，对乡村的传统价值观，郭文斌并不是静态的展示，而是动态地揭示其功能。书写传统与乡村，节令与风俗自然地成为郭文斌作品的叙述内容和叙事线索。汪曾祺说：“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的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他们把生活中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相互交流，溶为一体。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风俗的这些内涵与功能在郭文斌小说中都得到了体现，风俗实际上以生活的具体方式参与了乡村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的培育、塑造、修复甚至重建。这是乡村地域文化中蕴藏着的教育资源和生活规范。所以，我们不难发现，郭文斌的这些作品都是童年视角，都有一个父母与孩子的对话或教诲结构，都有一个感悟的语义模式。孩子们从中汲取着乡村社会世代相传的生活的方式、禁忌与文化理念。从本质上说，风俗就是一种仪式，是一种文化记忆，是我们集体记忆的重要途径之一，相对于其他形式，仪式的记忆更加经典化。郭文斌笔下的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仪规、礼俗与程序实际上都是一些特殊的文化文本，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虽然五里不同语、十里不同风，但在一定区域与社群范围内，通行的礼俗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通过外在的符号、工具、程序以及组织者的权威而具有强制性，会营造出特殊的氛围，而使参与者在哀伤、敬畏、狂欢与审美的不同情境中获得行为规范、道德训诫与心灵净化，从而上升为价值哲学。

　　毫无疑问，长篇小说《农历》在这方面更集中，也更全面。作品中的人物用一年的时间为我们演示了中国农村原汁原味的日常生活，给现代化中的人们讲述他们生命的节奏，生活的原则，感情的寄托，他们的价值和他们的根。

　　这部长篇从“元宵”开篇，到“上九”结煞，刚好一个轮回。中间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年、中秋，但也有我们非常陌生的龙节、中元，有的是农历的节气，有的是农历的节日。农历是中国古人发明的，农事的安排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古人据此设置二十四节气以指导农业生产。农历文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话语系统，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表，而是包含着天文、地理、宗教、习俗、生产、生活等许多方面。在古代，二十四节气对农业生产具有强制性指导意义，而每一次生产行为都包含祭祀、禁忌、庆祝、劝勉以及实际生产行为等许多程序和仪式，每一道程序又都包含着它的起源、沿革、传统等文化增殖。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笔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郭文斌说得很明白，“十五个传统节日，就是十五个不同的意象。它事实上是传统留给后人的十五种精神营养。”

　　如果郭文斌关于价值的寻找或重建的书写只到这里，那还是传统的狭义的文学层面的，但是，他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这就有了文化随笔集《寻找安详》《〈弟子规〉到底说什么》和散文集《守岁》。这时，郭文斌的价值观已经很明确了，就是“农历精神”和“安详”。这两者其实在内存是统一的，农历精神就是传统的文化，而传统文化按郭文斌的说法就是安详的宝藏。“安详是一种不需要条件作保障的快乐，这个条件，也包括时间。这种快乐是以一种绵延不绝的整体性为源泉的。因此，安详提供给人们的是一种根本快乐，他区别于那种由对象物带来的短暂快乐。具体来讲，它是一种稳定的现场感，正是这种现场感，让我们不念已往，不思将来，只是安处于当下”。郭文斌虽然将价值的源头认定在传统，实际上他对中外生活、道德、＊＊与审美等价值还是作了比较和研究的，上述对安详的描写就既有中国传统哲学，也有西方的古希腊的生活哲学和现代简朴主义与生态思想。当然，我看重的并不是郭文斌有关安详的倡导有多切实而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文学与社会的管理与建设是有区别的，与人文工作者的研究也是有区别的。文学可能免不了书生的坐而论道，但它可以理想，可以唯美，可以超越，甚至可以幻想、天真和不切实际，它的以虚务实，恰恰可以打开思路，提供愿景，营造氛围。因此，我觉得有意义的是郭文斌对自身文学的超越，一种将自己和自己的工作介入当下的强烈的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需要复兴的文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我们不能不看到，许多年来，一方面是文学自觉地向内转，大踏步地从社会生活的现场撤退或者加入到欲望化的消费狂欢，一方面是社会的转型将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主义思想行为边缘化。而郭文斌对价值的宣示，特别是近期对安详的书写，尤其是通过对《弟子规》等传统经典的解读和倡导，极富个性地凸显了一个作家的现实情怀，这是不是文学和作家在现实逼迫下的新的转型？

　　郭文斌的探索还没有停止，他对现实的解剖越来越深，问题意识也越来越自觉，对价值的理解也越来越明晰和具体。不过，这个领域显然是没有止境的，也不可能是封闭的，真的希望更多的作家进行这样的探索，来寻找和传播价值，这是文学面对人的困境时应有的担当。(汪政 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