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语的时候，有一次和我们的外教聊天。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含蓄绅士，一个走路的时候永远像在跳舞。他们讲对于中国学生和教育的直觉，说中国学生比较难教，一堂课总是坐在那里听，也不说话，也不沟通，等下课铃响了，直接就说再见。

　　我笑了笑。我知道，外教通常会期望学生问他们问题，这是西方的教育传统。学生们积极提问、沟通、争执、挑战权威，是他们所乐意看到的。惟一让他们觉得茫然无措的是，学生们不说话，只是眼睛、耳朵敞开在那里，等着他们来“教育”。

　　“中国学生真的很奇怪，”外教眨巴着眼睛说，“平时坐在那里不说话，但一讲到考试，突然每个人都开始说话。叽叽喳喳，每个人都在讲。完全停不下来。”还说：“有时候呢，有些问题他们想问但是不敢问，年轻人就这样，很可怕，有些学生二十几岁，仿佛比我还要老。”他们还疑惑：“为什么在中国，很少看到孩子们自己去博物馆，去艺术画廊？他们好像一直都在学习，或者只能看到他们和父母在一起。”

　　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于是跟他们讲起“赢在起跑线”之类的话。但是他们好像完全不明白什么叫起跑线，而且为什么还要赢在起跑线上。

　　北语有一半以上都是留学生，大家都叫它“小联合国”，我们住在校内的会议中心，是“小联合国”里的“小联合国”。中国学生在学校里很受欢迎，因为老外想学汉语，每个人都想找“语伴”。性别意识在这里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总会有金发碧眼的帅哥远远地站在那里，拉着门，等你出来或进去了，才关上，还会送上迷人的微笑。

　　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也有微妙的区别。日本人最容易认出来，因为他们动不动就会说“对不起”。后来我们也意识到了，有时候日本人的“对不起”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几乎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你好”、“你吃饭了吗”。这在我读过的《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一书里得到了证明。书里说，日本人觉得“对不起”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哪怕自己没错，说声“对不起”也是非常必要的。老师也就这么教：为了保持圆滑的人际关系，“对不起”这句话很重要。

　　有一段时间，我早上醒来，就听到走廊里有人在说英语。我不知道是不是幻觉。因为有人告诉我，语言的强化阶段会出现一种幻听。大家都很勤奋，很多人竟然五六点钟就起床去操场上跑步，健康的身体对于作家写作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学习语言也很重要。有时候我们会交流对于语言的感受。我说，我有一位德国作家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作家只掌握自己的母语，就等于什么语言都不会，因为他不能从外部来看自己的母语有什么特色。而另一位能用双语写作的中国诗人则说，一部作品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过一次翻译就知道了。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虽然语种不同，但语言的核心部分一定是一致的，汉语充满了微妙和不确定的部分，相比较而言，英语更像一颗颗钉子，确凿而准确。有时候，我拿着字典翻看自己作品的英文译本，有些部分总是觉得别扭，仿佛不是原来我要说的意思，但还有些部分却顿时充满了完全没有料想到的有趣与旁枝。

　　吴虹飞来过几次短信。一次是告知我她的生日，她说，她的生日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同一天。她和她的幸福大街乐队很有名，后来我真去看了一次现场，是在“双井家乐福对面劲松口腔旁胡同内50米红点艺术工厂内的”麻雀瓦舍。好像是地下室，没有暖气，非常冷。吴虹飞穿着鲜红的薄纱裙登场，裙子很短，一坐下来就要走光。后来她要站起来的时候，全场灯就灭了，等她站好整好衣服再亮。她的粉丝们一直在叫：“阿飞，阿飞，左边拉拉好，右边拉拉好。”然后吴虹飞用她很不摇滚的声音说：“这条裙子是我的一位朋友给我设计的，设计得太短了，以致于我每次穿上它就会忘记歌词。”

　　吴虹飞是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中文系科技编辑双学士，现当代文学硕士。现在更重要的角色则是摇滚乐队“幸福大街”的女主唱，用10年经营一个乐队很不容易。吴虹飞小说写得也好，有一次她对我说，要是知道写小说能赚钱，我当年就坚持写小说了。我说，哪里，谁告诉你写小说可以赚钱，写小说也赚不了钱。

　　吴虹飞站在舞台上，问她的歌迷：“你们快乐吗？”有人说“快乐”，也有人高声说“不”。我听现场摇滚的机会不多，但能明显感到一种压抑和力量。这些年轻人，他们大多是独生子，从生下来那天就注定是孤独的，从小到大经受着应试教育，很少有人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们。好不容易毕业了，找工作非常之难，等找到了工作，紧接着就有买房子的压力。社会上的重要问题呢，要加入进去实在是太困难了……他们站在那里，有些茫然，也有些兴奋。但是很显然，他们喜欢吴虹飞和“幸福大街”乐队。那声音里一定有他们正在体验或者寻找的东西。我想起第一次听民谣歌手周云蓬的歌时，在他的声音和歌词里受到的惊吓。这个人在黑暗里拧出东西来了，包括力量。有一种力量可以帮助他抵挡。他活得很真实。而且我相信，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幸福的。听他的音乐，我特别相信有女孩会非常爱他，虽然他看不见。

　　在北语的时候，我和浙江的翻译家常常争执。他特有才华，特文艺，但我一直觉得他有点不接地气。我说：“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后来浙江翻译家就笑我，说我向别人介绍他的时候，一直就用几乎同样的开场白：“这个人不接地气，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我也笑，觉得这是件没有意识到的滑稽的事。但我又确实感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了解当下中国的复杂性实在是太重要了。有时我们会和另外几个朋友谈起彼得·海斯勒的书。他的中文名叫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在他的《寻路中国》里有这样的话：“他们同时过着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但他们同时抓住了这两种生活里最糟糕的部分。我并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摆脱贫困，也对这种适应变化的努力保持崇敬。但这个过程如果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觉得何伟说的话很对，而且一定有很多人觉得他说得很对，因为到处都有人在提起或者谈论《寻路中国》。在种种评论中，我喜欢《南方人物周刊》的这句推荐语——“何伟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这句话让我深思。

　　浙江翻译家也属于每天跑步的一类。他能在北语的大操场一下子跑十几圈。“我要保持体力，体力对于写作实在太重要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表情严肃而虔诚。后来北京的冬天风刮得紧，浙江翻译家就在北语附近的小摊上买了顶帽子，“这是在跑步的时候戴的。”他说。就凭这句话我就足够尊敬他。

　　浙江翻译家还有一点我很欣赏——他很自信。关于“自信”，作家格非有一个有趣的讲法。有一次网友问格非：“您说过搞文学的人都要狂，还举过很多例子。您年轻时狂吗？现在呢？”格非回答：“有一个学生准备去上海参加研究生面试，他问我，面试的时候是自信一点说话还是老老实实说话？我说，两个都可以，但是你不要唯唯诺诺，你哪怕得罪人，也要表现出自信，导师心里还是喜欢的。文学还是凭才华说话的，一个人干写作这样吃力不讨好、非常艰苦的事业，他要锻炼自己的品格，还要自信一点，一个人自信他就会狂一点，这个没有关系。如果一个人这一点劲头都没有，我觉得就不要去写作了，写作要有非常大的自信，百折不挠……”

　　我不知道浙江翻译家有没有看过格非的这段文字，但他无疑做到了，很牛。况且他还能写那么好的书评。关于《2666》的，浙江翻译家写了一篇书评，就是他的书评勾起了我阅读小说的兴趣。作家波拉尼奥提到这部小说有个“秘密中心”，它藏在整部作品的“有形中心”之下。

　　这个“有形中心”就是书中的重要地名——圣特莱莎。而波拉尼奥则借书中一个人物之口说，“那里藏着世界的秘密。”那个秘密是什么？是罪恶，是暴力，是杀戮，是最终要将一切光明和温暖吸入死亡和虚无的黑洞，是2666。这就是世界的秘密，或者说，真相。也就是：最终，不管怎么做，我们都会失败。“但我们依然要与之对抗。因为事实上，这是我们惟一的选择，也是我们生存的意义所在。”

　　有时候，我看着浙江翻译家在狂风里跑步的背影，无端会生出感慨……但是不管怎样，当浙江翻译家严肃地说，“我要保持体力，体力对于写作实在太重要了”，就凭这句话我就足够尊敬他。

　　北语的校园广播总是让我感觉温馨。中午有，傍晚也有。我早上属于起得晚的，常常来不及到餐厅吃早饭，就在房间喝咖啡吃面包，然后打开电脑。有一次，在看柴静博客时，听到了卢安克附的一首歌，他说那是板烈村的孩子们最喜欢的。

　　里面传出这样的歌声：“你们将要成为的人啊，要承担的事，我不知道。我无法给你定下一个目标路。我想做的只有陪伴着你一起在寻找的路上。”柴静说，这是首有点古怪的歌，听到后来，一遍一遍，就像细雨绵绵不尽。

　　“我真不想说服你，不想打掉你自己的心啊，更不想把你的心带走，所以我，只好把我的心都交给你。让我的生活属于你，还有一起做的事情，只属于你。”这样的歌孩子们当然喜欢，还有很多的人也会喜欢。有些时候，不确定、不强求也是一条通往真理的路径。

　　我一直还记得刚到北语的第二天，被朋友们邀去吃饭，回来时，已是晚上1点多。在北语南门有很多大排档，进门后，我发现一个黑人小伙一直跟着我，和我搭话。我和他疙疙瘩瘩地聊了几句。他说要在北语待20个月，还有，他今年28岁。我说，那我可以做你姐姐。他说，真的吗？他说你为什么要去睡觉呢，那边有那么多人在跳舞。他说，你喜欢跳舞吗？我说，我很忙，每周有5天课。我说，我已经60岁了。

　　月光下，黑人小伙的笑干净而明亮。

　　是的，我应该去跳舞。我为什么没有去跳舞呢？

　　或许，我们早就已经忘记了，究竟应该怎样去生活。(朱文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