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很多作家与我一样，初涉文坛，演练的是短篇。当代比较活跃的小说家的处女作，不是中篇长篇，而是短篇，便是明证。而以短篇雄踞文坛的中外名家也不胜枚举：契诃夫、马克·吐温、普宁、杰克·伦敦、欧·亨利、莫泊桑、乔伊斯、福克纳、亨利·劳森、爱伦坡、川端康成、蒲松龄、鲁迅、郁达夫、沈从文、汪曾祺等等。甚至以长篇见长的海明威、雨果、托尔斯泰、福楼拜、卡尔维诺等，也都有令人激赏的短篇。

　　我没有细致统计自己发表的500多万字作品中，短篇究竟占多大的比例。我只知道，从1985年发表作品至今，我与短篇心心相印，不离不弃。哪怕创作耗时两年的《满洲国》，这期间我也写下《清水洗尘》等短篇。在已经出版的70多部作品中，除却长篇，我的自选集总不乏短篇的影子。而关于短篇的话题，这些年来亦有零星表述。

　　短篇小说舞台不大，所以作家在起舞的一瞬，身心要在最佳状态，既要有饱满的激情，又要有气定神凝的气质。不要以为舞台小，它的天地和气象就小了。在小舞台上跳得出神入化，大世界的风景就妖娆呈现了。你在与天地交融的时刻，会觉得脚下的流水与天上的银河连为一体了。你既是大地之河的一簇浪花，又是天河中的一片涟漪，晶莹剔透，遍体通泰。而这种美妙的感觉，在长篇的写作中几乎很难感受到。

　　短篇小说像闪电，平素隐匿在天庭深处，一旦乌云积聚，人间的黑暗和沉闷达到了一定程度，它就会腾空而起，撕裂乌云，涤荡阴霾，让光明重现。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读好的短篇，会有如沐喜雨的感觉。

　　《解冻》的故事源自我母亲的一个讲述，说是“文革”结束后，父亲平反，回到学校做校长。有一天，突然接到地级教育部门的紧急通知，让他和县里的另外三名教育界人士，赶赴500里外的地区开会。通知没说开什么会，也没说会期。因为“文革”的遭遇，父亲分析他可能到了那儿以后，又要去五七干校之类的地方，所以母亲把他的这次出行，看做是诀别，给他准备了一个大旅行箱，带了很多日常生活用品，像牙膏肥皂手电筒之类，揣上了家里仅有的钱，以备不时之需。结果几天之后，父亲欢天喜地地回来了，他去地区教育局，不过是看了两部内部电影，母亲说她只记得其中一部是《山本五十六》。母亲用玩笑的口吻讲述这个故事时，我的心却有一股说不出的痛楚！我依稀记得，父亲有次从地区开会回来，给我们买了不少礼物。母亲说：“就是那次，这个败家子，把带的钱全都花了，有用没用的都买！”她说父亲那次回来，给她买了件白色的确良衬衫。

　　许多年后，母亲把它当成喜剧故事重提，我听时也在笑着，可心底涌起的却是挥之不去的悲凉之情，于是把它写成了短篇小说《解冻》。

　　我多么希望父亲能看到他的小女儿演绎的这个他亲历的故事，可惜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20多年了。不知父亲现在的那个世界，是否仍跟我们身处的世界一样的寒凉。(迟子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