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的梁平擅长宏大叙事，而他新近发在《中国作家》第10期上的一组《人物志》却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中撷取诗情，把目光聚焦于几个小人物，状写刑警姜红、邻居娟娟、好人张成明、痴人唐中正、逝者甄怀远、知青王强等平凡的生活际遇和悲欢离合，进而折射出人生的含混、无奈和世相的卑微、凌乱，人间烟火气十足，给诗坛注入一种难得的新鲜。因为观照对象同平常百姓的命运切近，它的出现无疑更容易引起广泛的共鸣。

　　《邻居娟娟》中的娟娟年轻漂亮，只叹生在“巷子里”，为生计所迫当了坐台小姐，引来邻居暗地里无数的指点、冷眼，她不光昼夜颠倒，遭人凌辱，还要忍受心灵的折磨，最终被警察带走。对娟娟，诗人有着一腔怜悯，娟娟的哭让他“心生惊悸”，他平静的叙述里也掺杂着淡淡的无奈和忧伤；读者也会感觉复杂，对娟娟不知该恨还是该爱，该谴责还是该同情，美好、纯净的事物被玷污，令人心痛。《好人张成明》更是充满悖论，张成明看重情义，工作踏实，官至企业“高管”仍平易近人，良善热情，“厂里老老小小都说他好”，可就是这个人人夸赞的“好人”下场却相当糟，得了直肠癌，最悲哀的是他并非死于癌症，而是死于“比癌细胞扩散更要命”的医疗事故，火化后“灰里，有一把化不了的手术刀”。尽管诗人像局外人一样客观叙述张成明的遭遇，还以诙谐的冷幽默收束，“他现在在另一个世界，我想/肯定在学医，外科，将来是一把好刀”，但愤怒之情已似手术刀一样力透纸背，锋利之刃对准了某些人低下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良知，使诗获得了某种介入生活的批评和行动力量。

　　梁平说过，诗人的价值就是担当。原来，他是在尽一个诗人关注当下的忧患之责，借普通人的命运揭示着一个个严重的社会痼疾、时代病象，他笔写小人物的遭遇却心系人类命运、百姓生活的现实大问题。据诗人讲，这组诗源于他身边的“真人真事”，只不过做了一点处理而已。“我”的视角不仅强化了文本的真实性和亲历感，而且主体心智、体验的投注，敦促诗歌不时涉过情感的浅滩，进入思想发现的场域。《痴人唐中正》里，中了文学之“魔”的唐中正酷似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为博得“作协会员”的虚名，他不惜“辞去了公务员”的职务，想方设法，把“几札百元大钞堆在桌上/说，帮帮忙/我此生一定要加入”，最终落得被人耻笑的凄惨结局。他的悲剧昭示出人和人之间就像城外和城内的关系，如不少作家羡慕处长地位的显赫一样，也有处长瞩目作家身份的荣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有自知之明，找准适合自己的位置和职业，否则即是生命的悲剧。《刑警姜红》则不乏命运无常观念，姜红一表人才，业务精湛，却因涉黑成为阶下囚，“姜红的红，与黑只有一步/这一步没有界限/就是分寸”，对与错、善与恶、坦途与深渊常比邻而居，随时都有逆转的可能。应当说辩证法不是诗，但诗中若有辩证思维的灵光闪烁却是难得的智慧境界，该组诗中经验、思想因子的强化，对诗是生活、诗是情感的传统观念构成了一种有益的拓展和补充。 

　　人物诗在艺术上不好把握，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泥实的困境。这组《人物志》避开抒情诗意象寄托和叙事诗情节表现的老路，以“事态”的经营凸显人物特质，虽是寥寥几笔，却干净利落，具有较为丰满的叙事长度。《逝者甄怀远》似讲述“我”与鳏寡老人间的一段“故事”，只是没恪守叙事性文体谨严、完整的原则，详细铺排二人的“交往”过程和具体情境，而是截取最能体现人物心理、性格和命运的几个动作细节，如“土墙隔壁传来陈年的咳嗽”、“木门前，摆放了新鲜蔬菜”、“我敲过他的门，他不开”等，就透露出他孤僻冷清、人性未泯的灵魂隐秘和“我”忆念往事时的情感温热与愧疚。《知青王强》更像喜剧小品，彼此相恋的王强与村姑素芬上演了一场爱情滑稽剧。王强偷看素芬洗澡患了相思病，素芬虽怕“村里风大/风可以把人的舌头拉长”，还是忍不住去看他，当他坦白病因后，素芬却气得周身发抖，将“裹着愤怒的鸡蛋砸向王强”，骂他“流氓！”滑稽事相的延展本身已蛰伏着对特定的愚昧保守时代和环境的讽刺和否定，诗中心理、对话、动作均有，人物、事件、场景兼出，仿佛诗的特征在淡化，其实不然。这种事态诗的文体扩张只是合理吸收了诗外文类的一些笔法，以应对更加繁乱、复杂的日常生活现象与事物的表现，缓解诗歌内部的压力，并且在跳跃的叙事中注意情绪对叙事性因素的渗透，所以其叙事仍是情绪叙事、诗性叙事，它既利于人性人情的深度挖掘、人物形象的传神塑造和自然朴素风格的生成，也提高了诗歌容纳、处理复杂生活题材的能力，让读者既能感觉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轮廓，又拥有着审美再造的含蓄空间。

　　写“大诗歌”者同样注意艺术小节，《人物志》不但讲究叙述节奏的张弛舒缓，还或者通过白描手法凸显细节，令文本在故事、人物命运铸成的流动感基础上，有种雕塑、绘画的凝定之美，如“摇晃的灯光，摇晃的酒瓶/摇晃的人影摇晃的夜/摇晃的酒店/摇晃的床”(《邻居娟娟》)，仅仅一个“摇晃”的细节，足以道出娟娟的职业、处境与内心的苦涩；或者巧于构思，在有限的结构空间内俘获丰富的诗意，像《逝者甄怀远》就发掘对比的能量，先以夜的惊悚、恐怖和送菜事件的温情、感动明比，再以“我们很近，但是很远”到“从此我们很远，我们很近”，远近关系的逆转同当下的世态炎凉现状暗比，形成一种结构张力，在人性的咀嚼中扩大诗的含量，或者在硬朗大气的叙述语言上不时穿插幽默的叙述调式，进行句子的别致停顿与组合，增加灵动、新鲜和活力。如《著名孙律召》通篇运用“大家都不熟悉他的名字/但名字前面的‘著名’/很著名”这种调侃方式，戳穿了一类文人嘴脸，对文坛不学无术的混混们的挖苦、嘲讽和厌恶不宣自明；《邻居娟娟》对娟娟的坐台说“娟娟在夜店的台面上，坐”；《痴人唐中正》把特殊的“会所”作协解构为“很少去那会的所”，也和作者的其他探索一样有较强的陌生感，为诗歌写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