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下的诗坛里，湖北的诗歌界是不可以回避的。湖北诗歌界的历史与现状是一个应该研究的课题，可惜这方面的成果不多，就我所读到的一些文章，也大都属于对个体的论述，且散见于湖北地区高校学报，刘川鄂的《世纪转型期的湖北诗歌研究》则填补了这个空白，从而为全景式地展示湖北转型时期诗歌的风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文本。

　　《世纪转型期的湖北诗歌研究》虽然重点在于世纪转型期，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但是为了“更好地显示十七年——‘文革’——新时期——后新时期(即转型期)的发展脉络，突出当下，突出转型期的新变”，作者将笔触伸展到1949年新中国建国之始，从而涵盖了当代湖北诗歌的全部历史，因此视之为“当代湖北诗歌史”也未尝不可。基于此，此书将第一章辟为综论，对当代湖北诗歌进行了系统论述，进而在这个基础上对转型期湖北的政治抒情诗、乡土诗、先锋诗进行了翔实、精当的扫描与阐述，从而为转型期湖北诗歌的发展、变异提供了生成的理由与繁荣的根基。

　　当然史与论是两种不同文体，史是史，论是论，不容混淆，但是就文体而言并无高下之分，无论哪种文体游弋高端均是不易之事而付出极大，而且有时这种付出早于创作之前，甚至在青春萌动之期便已然肇始。川鄂也是这样，他在大学时代“也写过百来首青春感悟和情爱悲欢的诗，甚至与一个室友有过半年的‘每周一诗’的练习阶段”。他后来检查自己之所以没有能够成为诗人和作家，既有个性也有天赋原因。他认为自己不乏激情、不乏想象力。“但我始终不满意自己的表达。从个性而言，因懒惰而不够用功；因矜持而羞于让习作见人；因守‘礼’而不够叛逆；因单纯而不擅于以恶意度人。所以，我成不了一个好诗人、好作家。”

　　川鄂虽然没有成为诗人，但是诗之情结却始终萦绕心中而挥之不去，于是便有了这部《世纪转型期的湖北诗歌研究》，我想，这应该是川鄂挚爱诗歌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达与宣泄吧。川鄂认为在政治狂热或战争硝烟弥漫的岁月里，相对于其他文体，“诗歌最容易被政治和战争利用，其价值常常被过度挖掘。”川鄂的感觉是正确的，在商品时代，诗没有多少利用价值，受冷落是自然之事。“财神取代诗神，脑筋急转弯取代思想，潇洒取代浪漫，＊＊取代爱情，诗歌当然在文学边缘化的最边缘。”没有办法讨好市场的诗歌自然也就最具有独立姿态，或者说是“被”独立的姿态。虽然“也有玩世、胡闹之诗人，口号标新立异，忙于拉帮结伙，四处作秀，以诗歌行为取代诗歌艺术。但比较而言，诗人仍是现时代最像文人的文人。”但诗的小众性和更边缘化，川鄂认为“只使少数在题材和写法上走极端的人暴得大名，而在传统的主流诗坛上真正有建树者往往默默无名，只在圈内有一定反响，这是无可奈何的。”其实，又何止是诗坛呢？“在这样的环境下，为了还债与偿愿，为了坚守与拒绝“，川鄂完成了这部诗歌论著。

　　大概由于这种情绪的弥散与贯彻，在《世纪转型期的湖北诗歌研究》中，我以为最好，也最能够展示川鄂性情、睿智与才华的是第四章第四节“网络诗群期”，川鄂知人论事，从先锋诗人们的家庭、生长环境、诗歌质地一一进行了精辟阐释。比如对苏瓷瓷的分析，川鄂写道：“苏瓷瓷，1981年出生于湖北十堰市一个工人家庭，发生在父辈身上的贫穷、疾病以及不被尊重给童年的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她从小就对世界充满‘恨意’。”她的诗歌创作，川鄂认为是源于一种天才而神经质的写作 ，有一种非常纯粹的质地和极端的力量，闪露出剃刀一般的冷光。“她用疯癫而极端的语言来描写死亡，来表达对于生活、男性、婚姻与爱的仇恨、绝望与怀疑。她只相信孩子的纯真，粉红色的脸，而拒绝粉红色的爱情和世间的其他人事关系，对世界和男性竖起了尖刺，蜷缩在自己小小蜗壳里。但是在绝望的背后，却藏匿着对于美好的无限向往，让我们看到了这位女人的软肋，一个女人的美好与柔弱。”

　　而在对诗人小引的专论中，川鄂写道，“小引就是小引，他写起＊＊的时候总是站在一个恰当的距离，用一种恰当的场景和恰当的语调来表现这种暧昧的情感，而没有变为色情和暴力性的语言侵犯。”川鄂分析小引的《北京时间》：“你的梳子掉在了地上/你弯腰拾起的时候/我从你的衣领看见你浅浅的乳沟/我没有说话/火车轰隆隆/这是北京时间19点03分的黄昏了/”，这样写道：“这种描写单独看起来是很色情的，它是很多男人都无意间经历过的一刻，有时会带着小小的内心悸动，转瞬即逝，无伤大雅。但如若将其写出来，则由内转向了读者，需要拿捏得恰到好处，小引在这一点上是处理得很好的，在全篇的结构中，读起来很诗意，很美好，在整首诗歌语句的场域内，这微妙而美丽的＊＊一刻犹如惊鸿一瞥，随后就消失在轰隆隆的火车声中，融入到19点03分的黄昏中了。”将小引原本朦胧的感性提升到明朗的智性高度，这样的诠释属于二度创作，使我们感受到瞬间＊＊转化为恒久情感的既美好又温暖的意境。川鄂认为，诗人小引是湖北先锋诗坛在新世纪的重要收获。他是一个纯粹的抒情诗人，其诗作“安静、忧伤优雅，仿佛一杯淡淡的薄酒，很容易让人入境”。

　　关于哨兵，川鄂指出他是一个有强烈地域感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几乎都围绕着他的居住地洪湖展开。“诗人直奔人类思维的盲点，以众多精妙的、破碎的细节，简捷、准确、有力地表达出了独特的生活体验，吐露着命运的气象，还原生存的本质，提炼出普遍意义。”在反复层叠的皱褶中，“破碎感”始终刺痛着诗人的神经。他善于在分行之中制造紧张节奏，在转折之中携带尖锐疼痛，用停顿的节奏加深痛击的凝滞。“洪湖是一个县城，也是一个湖泊。在中国现代史上一直笼罩着艳丽耀眼的红色，红色甚至是此前关于洪湖的历史书写和文艺虚构中惟一的色彩。哨兵作为一个现代诗人的先锋、另类，即在于他书写了一个多色彩的洪湖、灰色调的洪湖、破碎的洪湖。”

　　川鄂在论述苏瓷瓷时说，她的诗歌创作，既有符合所谓女性写作的特征归纳，也有异于这些归纳的地方，不属于任何既定的概念和阵营，仅属于最小的个体，是“真正属于个人创造的部分，是光芒与诱惑，也是我们从作品到文学史，再从文学史到作品的理由之一。”这就是湖北诗歌的发展与希望所在，况且湖北的大量先锋诗人正处于写作的活跃期，因此湖北很有可能成为中国诗坛重镇，川鄂《世纪转型期的湖北诗歌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即在于此，因为这不仅是对当下湖北诗歌创作的学理总结，而且是对湖北诗歌实践的阐发与推进，是值得庆贺并为之欢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