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宋王朝是个很特别的朝代，特别得让人即痛心又让人羡慕。

首先得承认这是个窝囊的王朝，朝纲不振，皇帝多为草包，大臣也多是软骨头，习惯苟安低头、纳税称臣，只要保得住一朝“天下”，一切拱手相让也在所不惜，这种骨子里的软弱导致的后果就是，不光领土被那些饮毛茹血的彪悍夷狄大肆掠夺，黎民百姓惨被鱼肉，连皇帝也被掳走沦为阶下囚，大量的后宫佳丽和民女被没入敌国妓院为奴供人差遣娱乐，留下千古耻辱，算是国体尽失、颜面丢尽；这又是个羸弱的王朝，先是被辽国欺负，后被西夏侵扰，继而被金国蹂躏，最终被蒙古灭亡，337年载春秋里，苦难和屈辱一直是主基调；这还是个昏庸的王朝，统治者＊＊无度，国土沦丧、主权侵犯却不思复国图治，偏安一隅苟且偷生，最可气的是忠奸不分、是非不明，在风波亭制造了亲者痛、仇者快的历史冤案，将原本的一丝复国之望彻底抹杀，也将大宋最后的一丝精气消耗殆尽。

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也是一个自由、开阔、舒适的朝代！汤因比、余秋雨等诸多后世学者都曾感叹最为向往的便是宋朝。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为避免唐末五代十国的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连不少当朝皇帝都是附庸风雅、舞文弄墨的高手，这就给宋朝开创了一种轻松活泼、自由开放的文化艺术氛围。宋朝崇尚文治，文人一直是朝廷的主角，参政议政指点江山，或是官居要职，在政坛呼风唤雨、施展抱负；或是匹马戎装，驰骋疆场固守领土，反正过得甚是潇洒。而且，朝廷对文人特别恩惠鲜少处以重罚，文人没有死刑，哪怕是庭前犯上惹龙颜大怒，也会额外开恩，充其量贬谪或者流放，性命自是无忧，这反倒推波助澜增添了宋朝文人的 “大胆”与“张狂”。

宋朝的羸弱、昏庸直接导致了宋朝的窝囊，而宽松的政治氛围让个性张扬、多愁善感的文人敢于通过文墨尽情宣泄内心的情感，饱读诗书的文人思想活跃，天性敏感，情郁于中而发之于外，国恨家仇、荣辱兴衰、成败得失、悲欢离合诉诸笔端，时运不济、壮志难酬、生活不幸、情感烦忧喷薄而出，可谓笔饱墨酣、痛快淋漓，这所有的情感我姑且笼统称之为无奈。有人说宋朝的历史就是“一颗悬崖边的树”，它似乎即将要“展翅飞翔”，却又好像要“跌进深谷”。在这起伏跌宕的旋律中，无奈之音贯穿始终。翻开宋词这部神奇的魔法书，扑面而来的是宋朝的千娇百媚的世间万象，品位的却是深浅不一的无奈。在浩如烟海、博大璀璨的宋词国度里，我读到的是“满纸无奈言，一把辛酸泪”。

帝王的无奈。宋朝的文化应该是中国文化园中最为灿烂的硕果，和汉赋、唐诗、元曲相比，宋词的思想性、艺术性与文学性似乎略胜一筹。这大概与统治者对文学艺术的高度重视与包容有莫大关系。宋朝不少皇帝都工于诗画、词曲，文学艺术颇高，其中最有成就的就是宋徽宗。史书记载，徽宗“能书擅画、名重当朝”，自创“瘦金体”挺拔俊秀，修长匀称，婉转秀丽，堪称书法史上的一颗明珠。这样一名颇有名望的艺术家生命中却也充满了无奈，靖康年间的那场奇耻大辱破碎了他的文艺梦。在金人的淫威下他忍气吞声，眼瞅着妻子女儿被金人惨遭蹂躏不得善终，他却束手无策，心中的怒和恨、苦与痛可以在他的词作中管窥一二。被金人囚禁於五国城时，徽宗怀念玉京的“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联想如今“人去萧索、＊＊绕胡沙”，不禁生出“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的悲凉与凄惨。北行押解途中，跌入人生最低谷的徽宗看到了路旁活色生香的杏花，“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却想到杏花迟早也会“凋零”、“院落凄凉”，看到回巢的“双燕”，本想托其寄托重重的“离恨”，却担心燕子不能理解“人言语”，继而想到了“天遥地、万水千山”的“故宫”，却只能在梦里“有时曾去”，想到自己如今的处境，连旧新来梦也不做。从期望到失望再到最后的绝望，徽宗的无奈已到极点，万念俱灰、肝肠寸断，据说不久便离世。

读到宋徽宗的词作，让人情不自禁联想到南唐后主李煜，两人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才华与人生际遇惊人的相似。当年后主偏听谗言，错杀忠臣，＊＊失国，城破被俘做了宋朝的阶下囚，寄人篱下忍辱负重，晚景自是凄苦，追今抚昔，悔恨难平，“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四十年来家园，三千里地山河”、“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道出了多少堆积心头的辛酸与无奈。

其实，宋徽宗与李后主被推上最高统治者的宝座本属无奈。宋哲宗没有子嗣，驾崩后向太后在哲宗兄弟中选择继承人，宋徽宗赵佶本非太后亲生，按辈分、论嫡庶新皇帝怎么也轮不到他，但历史却开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玩笑，太后不顾重论，坚决地将赵佶推上皇位，北宋的江山最终葬送在他的手里。李煜是中主李璟第六子，按资排辈帝位也不可能轮到他，但他的同门叔哥居然全部过早死去，南唐的重担只剩下他独自支撑。我常想，赵佶和李煜都天资聪慧，年少多才，他们理应是非常杰出的艺术家、文学家，在自己所钟爱的艺术领域创造一片震古烁今的辉煌业绩。两人也许都无心眷顾皇权，都没有称帝的欲望与雄心，因为他们都不是当皇帝——准确地说是“好皇帝”的料，但历史却让他们鬼使神差地拥有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至上的权力，他们却使用不好，驾驭不了，更何况还是在无力回天、气数将尽的王朝末期，大厦将倾、狂澜既倒，改朝换代的历史大趋势无可阻挡，所以他们注定以悲剧收场，成为历史或说皇权的牺牲品。这岂非是社会的无奈？

将军的无奈。宋朝之所以屡屡被异族欺负，与其重文轻武有莫大关系。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自古文人手无缚鸡之力，耍耍嘴皮子倒是可以，但是要是拿起刀枪、指挥作战就差远了，所以文人主政的结果就是军队战斗力不行，底气不足、拳头不硬自然要挨打。在尚武力、善骑射的异族强势攻击下，宋朝饱尝战争之羞。这种状况是当时朝廷的体制决定的，绝对不能因此得出宋朝官员都是一群贪生怕死、酒囊饭袋的废物的结论。事实上，不少宋朝文人骨子里流淌着铁血和热情，他们亲自披甲上阵、忠心报国，为国家安定立下了赫赫武功。党项族李元昊建立西夏国后，多次率军侵袭宋境。已过知天命年纪的大臣范仲淹力主抗战，打击西夏的嚣张气焰，并亲自挂帅戍守边疆，在庆州（今甘肃庆阳）筑建了一座锲入宋夏夹界间的著名孤城——大顺城，并以大顺城为中心，构成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掐断西夏人南下关中的交通线，迫使西夏知难而退，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戍边的日子无疑是艰辛的，目睹“塞下风景”、“衡阳雁去”，听着“四面边声”，远眺“长烟落日孤城”，喝一杯“浊酒”，家却远在千里之外，更何况“燕然未勒归无计”。悠悠的羌管吹出凄怆的音调，惹出眼泪一片，此情此景人怎能入眠？只能仰天长叹一声“将军白发征夫泪”！白发的老将军虽满腔热血奋战在保家卫国第一线，但在那种风雨飘摇、黑白颠倒的年代，个人力量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政治改革失败后范仲淹屡遭贬谪，宦海沉浮，“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豁达与乐观中，隐藏着多少无奈？

和范仲淹白首戍边相比，辛弃疾则称得上是少年英雄。二十一岁那年，辛弃疾曾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因义军被叛徒出卖损失惨重，愤怒难当的他居然带着五十余人偷袭数万人的敌营，硬是将叛徒抓回，时人称赞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就这么一位有勇有谋、能文善武的将才却不被怯懦的朝廷重用，屡被主和派暗算，不断受到排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