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学报2010年1月30日早间综合报道   2006年，诗人雷平阳的第一本诗集《雷平阳诗选》出版，首印五千册没多久即销售一空。近日，汇集其近年来主要诗歌作品的《云南记》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发行，一经面世就在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中引起轰动，许多人自发在论坛上进行热烈讨论。
    诗人雷平阳生活在有寺庙的地方并写作，对大地、神灵饱含敬畏之心，给读者呈现一个严肃、纯粹的精神世界。
    雷平阳，1966年生于云南昭通土城乡土城村欧家营。现任职于昆明市文联《滇池》杂志。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出版有散文集《风中的群山》《云南黄昏的秩序》《我的云南血统》等，诗集《雷平阳诗选》《云南记》。
    记住雷平阳的人，都会记住他笔下的云南。无论诗歌还是散文，“云南”都是他书写的中心，他的笔触始终指向自己生活并热爱着的土地。
    与众多写作者不同，他对云南的书写在一次次行走中完成。多年来，他行走在云南的群山之中，“在风尘仆仆的行旅中，测量大地的胸怀和灵魂的重量”。
    对他而言，自己书写的并不是真实的“云南”，但他会一如既往地写，让乌有乡永存于文字之中，让“野外”继续养活自己的文字。


    记者:诗集《云南记》的封面设计与去年出版的散文集《我的云南血统》几乎相同，虽然不是出于同一家出版社。它们有同一种基调:纯净。这种设计是否也是为了契合文字的风格？难道你不担心会让喧闹世界中的人们产生“附庸风雅”的质疑？

    雷平阳:我所喜欢的图书设计，必须是纯净的，属于过去式。我甚至希望我今后出版的所有图书都是这种风格，它是否契合文字精神，不同的阅读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自己认为，一本自然之书，当然得以自然形态出现，它是不是“媚雅”，我的回答:不是。我也不担心质疑。

    记者:你的诗歌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叙事。为什么那么执着于诗歌叙事？近日诗歌论坛上大家讨论《云南记》时，对你将小说、散文的手法引入诗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好的艺术作品，具有绝对的不可代替性。如果你发现一种艺术，可以被另外一个代替，诗可以被散文写作代替，那就不是最好的。”你怎么看？

    雷平阳:叙事，是诗歌最古老的特点之一。比如先秦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再比如《荷马史诗》、《神曲》等等。叙事，可以让语言更及物，也利于言志。我之执著，基于对传统的奉承。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一本书，能引起争论上的对立，这不是什么坏事，有锋刃的话语，只会驱使我警醒和反思，尽管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的诗歌会被其它文体所代替。能代替吗？如果我们只在乎文体，而不关心文本意义，写作岂不变成了单纯的仪式？我推崇和向往的文本，可以是诗，同时还是小说、散文、绘画、音乐和舞蹈，甚至就是生活本身。为什么我不能把《关雎》当小说读？

    记者:从最初开始写作到2006年第一本诗集《雷平阳诗选》的出版，再到《云南记》。写作对你的意义有变化吗？你如何看待自身写作的成长过程？

    雷平阳:以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史和心灵史，是我最乐此不疲的一项工作。它的变化是隐性的，也是递进式的，但决不存在分水岭和标志性。我以前写云南，现在也还在写云南。如果说以前热衷于对陌生的、诗意化的现象进行解读，那么现在我更愿意呈现“在场”的事物，并通过它们的世界，达成我的美学观和我的使命感。写作的成长依赖于内心的动力，它更茂盛或气若游丝，我心知肚明。不过，由于对一片土地恶狠狠的爱，它愈来愈绵密，也愈来愈持久了。

    记者:这些年你走过云南的哪些地方？为什么会一直行走？是为了保持写作的生命力还是为让自己生活得更踏实？

    雷平阳:现在回答你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在香格里拉的独克宗古城。阳光、蓝天、雪山，空空的街巷里几乎看不到人，没有汽车、报警器，没有过江之鲫般的人头。这个世界仿佛是造天造地的大神私下留给自己的宫殿。寺庙古老，喇嘛年轻，一切都安静，唯有经幡在飘动，唯有龟山之上巨大的转经筒，犹如心脏，在缓缓地转动。我相信这是神赐，我福气无边。我没有行走，我停顿在承恩寺的土墙下。仅靠行走是难以获取写作的生命力的，行走也不是生活踏实的捷径。我没有测度过自己行走的时间，不动之时，我也常常灵魂出窍。

    记者: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云南”都是你书写的中心，但这样说似乎又不准确，你笔下的云南更集中于自己的生长地及一些边缘文化地带，在昆明之外。你内心中的云南是怎样的？

    雷平阳:我认为我是在书写一片旷野，而不是真实的“云南”，更不是旅游手册上的彩云之南。当地域性写作被强横地赋予具体的地名，当区域文明被全球化逼到天空的外面，所谓云南，我视其为世界的灵魂。它的天空住满神灵，让我知敬畏；它的山河之间矗立着英雄的雕像，让我拥有崇拜的对象。大地之上，万物生长，人们肌肤相亲，恩爱有加，让我知道肉身的日常性。它或许是一个乌有之乡，但它又存在于我的身边。有一个地方叫云南，有一个叫云南的地方还没有被工业文明彻底异化，这个叫云南的地方应该获得更多的伟大诗篇的赞美。

    记者:有评论家说，如何找到自己的写作根据地，并学会扎根于此，是每一个作家都需要郑重思考的问题。而你身处一个纷乱、嘈杂的人世，却没有失去写作的方向感。云南是否是你精神根底的来源？你如何看待自己与云南之间的关系，以及云南与你的写作之间的关系？

    雷平阳:生活在有寺庙的地方并写作，我以谦卑、知足的态度感恩于云南。对我而言，寺庙意味着道德准则、精神底线和文化之根，我没有刻意以其对抗拜物教，也没有一厢情愿地将其描绘成人间天堂。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之书写，让我内心安宁，如有神助。我不否认云南是我的写作根据地，这根据地却不意味着拥有、征服、挪用，而且，我一直在努力淡化它的象征主义和它在喧嚣时代所特有的神性气质。文学需要尊严，我想，这或许只是权宜之计，却不失为礼崩乐坏时代的一剂强心剂。

    记者:你说，从阅历中来，是你私底下恪守的不多的写作规矩之一。这样做可以使自己与每一个写下的字保持血缘关系，它们是你打散了的思想和躯体。从你的文字中，确实感受到大地的体温和对自然、神灵的敬畏，但其中更打动人的是深沉的悲悯情怀。这种悲悯从何而来？是一种“文化的良心”，对被现代社会日益分解的家族、故土的挽歌式书写？这种书写潜藏着怎样的努力？

    雷平阳:每个人在获得足够的物质财富的时候，也一定看见了我们为之付出的资源代价。文化上的全球一体化，想必人们也目睹了一些边缘文明的濒临灭绝。我们一直在谈论着保护、拯救，但保护和拯救的对象仍然不管不顾地消失着。我走于布朗山、南糯山、基诺山等地，这种阅历是非文学的，记录背影和做一些田野调查，并从中找出“敬畏”、“良知”、“菩萨”之类的词条，是挽歌还是颂歌？是悲悯还是义务？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单纯的歌者，对文化人类学，对山地人民的精神史，对环保，我亦充满了热情。有些流落山野的文明，再不记录，马上就没有了。所以在写作诗歌的同时，我还热衷于田野考察。

    记者:作为文学期刊编辑，在你看来，目前文学写作普遍存在什么问题？而作为写作者，你觉得自己在创作上还有怎样的提升空间？

    雷平阳:我始终觉得，这些年，我们的写作多停留于纸面上，老百姓关心的写作、有理想的写作、旷野上的写作，比例太少了。我没关心过自己写作的提升空间，但我想，我会一如既往地写“云南”，让乌有乡永存于文字之中，让“野外”继续养活我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