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2012年7月刊）发表了一位叫高志凯的文章《“摸石头过河”不会过时》。高先生在文章中认为：“摸石头过河”不会过时；“而且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成分，并将造福于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大都得益于“摸石头过河”真谛的指引。在我国不断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当今，“摸石头过河”的真谛将继续照耀着我们的前进道路。”他认为“摸石头过河”是国人智慧的结晶，而且“千百年后，人们仍会用它激扬自己，启迪大家。”

        如果对高文认真分析解读的话，认为高先生“别有用心”恐怕是冤枉了他，有言过其实之嫌；但要说他会将社会导入歧途、步进绝地则一点也不为过，且更不用说字里行间到处透漏出对中华民族尊严的污辱和民族智慧的中伤。其实高先生对“摸石头过河”的无端吹捧，和那些整天高唱红歌的一类没有什么两样，皆是源于其内心深处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稀里糊涂的情感所致。然而在中国，象高先生这样糊涂之人着实是太多了；为了不让这种人误了大事，我看还是把事情说透、道理讲清楚为好。

        为了能够说明问题，让我们先假设一个没有游泳本领的动物要过河，它会怎么办呢？它也一定会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过去，虽然是动物的本能，那不也就相当于“摸石头过河”吗？因为动物是不会想到造桥、造船来过河的。说白了，“摸石头过河”只不过是最原始的，最低级的“过河”手段罢了。有人说“人是高级动物”，我绝对不会赞同此种论调。因为，人就是人，“人是万物之灵”；动物就是动物，它们只能依靠其本能意识来支配着行为而活着。高先生竟然把这种属于动物一级的、原始的、低能的东西说成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成分，还要用它“造福于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将人类与民族的智慧贬损到如此地步，实在是让人无语到了极点。曾几何时，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和能力远远超过世界其它各国、各民族。早在14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摆脱“摸石头过河”的原始状态，建造了至今仍被全世界所景仰的著名的“赵州桥”；其技艺之高超、造型之雄奇为全世界所称颂。如果我们当时仅限于“摸石头过河”的原始水平的话，恐怕到现在，我们早就国将不国了。

        为了让高先生之流能够认识到“摸石头过河”的本质，我们不仿来做下面的分析：人在河边，要过河；可以有几种形式：一种是想当然的主观主义做法，“只要闭上眼睛，世界上就没有悬崖”的那种，不管河里的情况有多么复杂，也不管水深水浅，冒然前行。这种行为，用当下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脑子进水”了，十有八九是要被淹死的；而十年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行为方式的真实写照。另外一种是较有理性，但缺乏足够的智慧，采取试探性的方式摸索前行下水。这种行为就是我们所说的“摸石头过河”；也是我们三十年来所走过的路。还有一种，不但非常有理性，而且还具有足够的智慧：既可以在河上筑桥而过，又可以造船在水面上驾舟前行，彻底改变“摸石头过河”的窘境；这就是我们中国未来将要选择的科学发展的阳光大道。

        其实，中国三十年前的“摸石头过河”纯粹是万般无奈之举。当时，十年内乱刚刚结束，社会道德体系轰然倒塌；政治、经济秩序被彻底打乱；而当“闭关锁国的铁幕”悄然开启之时，国人才猛然发现自己已经身处急流险滩之境。这个时候，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先“摸石头过河”，尽快脱离险境，然后再从长计议。因此，绝不是高先生所想的那样，“摸石头过河”成了我们一条道走到黑的百年大计。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不能泯灭的耻辱。

那个时候，我们恢复了理性，却失去了智慧。

        三十年的“摸石头过河”，让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可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尽管我们没被河水吞没，但到现在还迷失在河里，依然看不到彼岸所在。如果我们不能尽快结束“摸石头过河”的窘境，则随时都有被河水吞没的危险。所以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万万不能提倡“摸石头过河”，而是应该想方设法尽早结束这种不正常的社会发展状态，以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彻底脱离险境，转危为安。

        那么如何才能使中国摆脱“摸石头过河”的困境呢？这就需要我们迈出以下至关重要的三大步：

 

 

第一大步：政治转型。

 

        我们现在一谈政治改革，就是什么多党制、民主化、简政放权等等。而我这里所谈的政治转型没有这些内容，因为我认为那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中国的政治实际上是面临着从“精英政治”向“学术政治”转型的极其重大的社会课题。其实这绝不仅仅是中国需要面对的事情，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同样面临这一崭新的社会难题。但是谁能先声夺人，谁就能率先走出困境，因为这是社会发展阶段所必然呈现出来的社会要求。

        简单地说，所谓的“精英政治”就是当下世界各国都在奉行的政治模式，即由一位总统、首相或主席掌握国家运行状态，这和他们的产生形式没有直接关系；是民主产生的也好，还是继承的也罢；是民主政治也可，独裁统治也行。反正统统都属于“精英政治”的概念范畴。目前，在美国和日本，已经出现了“学术政治”的雏形，但离真正的“学术政治”还相去甚远。

        “学术政治”的重要标致之一就是要有一整套系统的、完善的、科学的社会发展的学术理论体做为政治原则和治国安邦的出发点，籍以供全社会来为之遵循。中国有句俗语：没有金钢钻，不揽瓷器活。不管你是哪个国家或是哪个民族，做为一个政治家、一个领袖，如果没有这样的系统理论做指导，那么所谓的治理国家只能是盲人摸象，那么对待社会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是“摁下了葫芦，起来了瓢”。

        “学术政治”的第二个重要标致，就是学术理论和学术团体在政权中的主导地位。学术政治的权力模式就是以学术团体阐发的学术理论所描述的社会改造的方向为政治核心理念，行政权力则是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有效地完成这一核心理念所提出的各项具体的社会项目和任务。再加上相应的监督机构，就形成了完善的“学术政治”体系。因为有了科学社会发展理论的前提指导，因此社会的运行完全是建立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决不会再出现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巨型错误。因为一切都是科学有序地安排，所以不会产生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从而在根本上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的发生。如果整个人类社会都能按此发展，那么人类从“自然史阶段”过渡到“自觉史阶段”就不再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幻想”了。

 

 

第二大步：学术解放。

 

 

        从第一步我们知道，“学术政治”的核心前提是要有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可是这一理论要想在中国得以实现，就必须先打破“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左倾错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他们首先是人，而后是哲学家。那么对他们理论的受用就必然会因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说一个“人”创造的理论可以无限量地永远受用，恐怕那只能是人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这个道理虽然很简单，可是在当今中国主流社会里，这种左倾错误依然顽固地坚持着：中学生、大学生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思想做为绝对真理来学习。实不知，这样做的结果，是极大的钳制了人的思想，泯灭了人的智慧、摧残了人的进取精神。到头来，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国家到现在，都没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出现任何大的实质性的突破。面对重大而又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时，一筹莫展、手忙脚乱。坚持这种左倾错误的人还莫明其妙地说什么，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缔造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否定了，******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我说这种人是对社会政治缺乏最起码的正确认识：中国******是一个政治组织，她的存在合不合理，要看她是否能够科学、有效地协调社会生活中经济和文化这两大社会基本活动。在这方面，她的作用是积极的，那么她就是合理的；否则，她就是不合理的。至于她采用什么理论来指导自己，那是另外一回事，这跟她的政治能力没有直接关系。其实中国******的历史使命，也同样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做出相应的回应；那么指导她进行社会改造的社会理论也同样需要不断的充实和更新，否则，中国******就真的有可能被社会、被历史所淘汰。

 

 

第三大步：教育革命

 

 

        这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步。习＊＊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中国急需一些“踱方步”的人，就是说我们迫切需要拥有那些切实知道中国该向什么方向发展，以及如何才能发展的战略家、思想家和理论家。

        我们知道，再好的理论也是人创造出来的，能够创造出科学的、系统的社会发展理论体系的人就是人才，是被我们称之为“大师”或“精英”的人才。可是我们中国近现代以来，一直没有出现过大师级的天才人物。其根本原因是祸国殃民的应试教育产生的恶果。如果我们再任由应试教育泛滥下去，那么我们急需的战略型人才就会迅速枯竭，到那时，习＊＊同志所谈到的“踱方步”的人就再也找不到了。一个国家战略人才的缺失，将意味着这个国家完全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国家的发展也难以在科学的轨道上行进。

        因此，应试教育必须被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绝对教育”加“应用教育”；就其教育的内容来说，前一个教育就是人性的绝对培养，后一个教育则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的社会创造能力的培养，说白了，就是一个是道德教育，一个是素质教育。内容虽然如此，但教育的形式则与应试教育完全不是一个理念。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人的再造工程，既能人为的改造人的道德意识，又能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培养相应的人才，因此，一个社会的希望就寄托于此。

        总之，“绝对教育”加“应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也是大势所趋，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尽快摆脱发展中“摸石头过河”的困境，只能通过科学的教育模式来培养战略型人才，从而创造出科学的“社会发展战略型学术理论”来指导社会实践，这不仅是中国目前唯一可走的希望之路，也是全人类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