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8月17日，下午六点左右，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国内到达口。

　　正被一泡尿憋得不行的我，在出口处东张西望，却愣是不敢离开半步，因为我在等阿城。

　　过了不知多久，一眼瞧见阿城慢悠悠从出口处出来，单肩包，圆框眼镜，寸头，边走边回头张望。我叫了一声“阿老”，他闻声笑了一笑，我迎上前问他干嘛刚才老回头张望，阿城一脸无辜地说“找打火机啊。安检时打火机都给没收了，那出来的时候应当搬过来啊”。

　　直到陪着阿城坐进车后的半小时，我其实仍旧没反应过来，阿城就在我身边。

　　初知阿城，是在高中。浑浑噩噩度日如年的高中生活若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事情，大概就是读到了阿城。记得是一位颇热爱写作的女生有回劈头就问，“你晓得阿城吗？读过他的书吗？”见我茫然不知，她一阵得意。自此，这名姓叫我生了心。没多久，我就在一家小书店的特价书柜台一眼瞥到了阿城的《闲话闲说》。小开本，设计清爽，翻开来，字大清晰，行距舒展。这书连同它栖身的窄小书柜一并缩在书店一角。阿城的书合该在不起眼的小书店甚至旧书店独处一隅——热闹从来与阿城无关。

　　初读阿城，最佩服处即是领教了何为眼光。一路自小学、初中、高中读上来的朋友都知道，在所谓的正规教育体系里头，其实是见不到眼光的，四下皆为似是而非的论断。换句话说，学习的过程即为不假思索地掌握论断的过程，最好掌握到脱口而出熟记成诵的地步。而考试无非是检验你在这个话语体系里把握程度的一种方式。泡在这浑水里头久了，人是不屑多想想论断是怎么来的，只等着别人喂饭吃。

　　好在我自来不乖巧，会自己溜出去找食吃。摊开《闲话闲说》，喜心翻倒。讲的是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题目虽大，可没一丝理论气与文艺腔，偏从世俗生活的点滴来生发，自寻常中找到理论，诸如“唐诗可唱宋诗不可唱”、“在世俗中做个人，这就是中国世俗的‘人的尊严’”、“鲁迅最后的绝望和孤独，就在于以为靠读书人的思想，可以改造得了”之类的说法掷地有声斩钉截铁，偏还能当作闲话闲来说，恰如陌上赏春，花落旁家般的漫不经心。之后追读《常识与通识》，句句断根，从基因、蛋白酶，生物链谈起，把折腾现代人长久的老问题，“思想”、“爱情”、“攻击性”的本源清清楚楚地揭开来，好像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清醒至极，随即心喜而心痛，心痛而心喜，此前的日子仿佛都白活了。

　　如此即成了阿城的粉丝。可彼时并不晓得，阿城，在国内几乎处于隐士的状态。我还巴望着哪一天能在书店里迎头撞上一册书，上面端正写着“阿城 著”，对我而言，那不是巧遇而是＊＊了。

　　人但凡迷一人，自会搜集他的零零总总，何况粉丝。我亦不例外。只要写着阿城的只字片言，都找来读。前几年上网玩豆瓣，每日头等大事即是在上头的阿城小组里翻检此前无缘读到的各种阿城文字与有关资料。读多了，慢慢亦有了自己的认识在。

　　通常总觉得阿城是一闲散之人，是名士，是隐士。我却以为他先是一被闲置之人，唯其被闲置甚或被荒废，才有这所谓的闲散。

　　阿城与共和国同龄，取名如此，亦有纪念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战略成功的意思在。其父钟惦棐先生是中国著名电影理论家，1957年中箭下马，打成右派。如阿城自谓，在他成长的年月里，早已体会出身有别遂致前途殊异。幼时，不论何种活动，如他这般子弟，一律靠边；“文革”期间，不说红卫兵，连红卫兵的喽啰也沾不上边；一俟“上山下乡”的口号展开，即早早打好行李，准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先去雁北，再到内蒙，最后落户云南，十年行迹是辗转更是流落。“四人帮”倒台后，各地知青归心蠢动，尤当高考制度恢复，众皆摩拳擦掌，而阿城无动于衷。原因无他，家庭出身早就摆在那里，好比前生注定，任谁皆动弹不得。换句话说，阿城早年即属于被“闲置”的一路人，举凡上进之事，他都无缘分润。说得再透一点，阿城自小是不受“肯定”的人。

　　因此，日后阿城的种种通脱洒然，在我眼里，都与早年这段被摒挡驱逐的经历有关。爹不亲娘不疼怎么办？若不寻死觅活，那就眼开眼闭，且待日后分晓。不过这段被闲置的日子也有好处，阿城得以有闲工夫四处找书看，隐隐成就了独特的知识结构。是的，权力有偏见，知识无偏见。

　　1984年7月，《上海文艺》刊出阿城小说《棋王》。在彼时伤痕、反思文学的狂潮中，此作清通新警，独树一帜，先在大陆引起瞩目，继之流传海外，人人争相一读。据说北大学生茶余饭后，总以书中的语言为口头禅，互相调侃打趣。同年12月，《上海文学》、《西湖》杂志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在杭州联合召开文学讨论会，作为当时最受瞩目的作者，阿城的发言与其文章一般别具一格。毫无高头讲章，只是在会上说了好几个故事，大家听得一愣一愣。与会的李陀每听其讲毕，即兴奋地说，这是篇好小说，快写。这些故事即为日后的“遍地风流”系列，翌年《上海文学》发表。1985年4月22日《文汇报》发表了阿城随感《话不在多》，7月6日《文艺报》又发表理论文章《文化制约着人类》，此二文成为当年文化寻根讨论的代表性文字。稍后，《孩子王》在《人民文学》发表，《树王》在《中国作家》发表。汪曾祺先生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对其大为推举。当年真可说是“阿城年”。

　　按说此时的阿城如日中天，可我亦不以为他得志。诚然名动天下，可这样的声名其实更多造成的不是理解而是误解。早年迥异庸常的知识结构确令其不落凡俗，风姿洒然，置诸刚自“文革”中踉跄而来的情境，愈显清水出尘。可如此异口同声称其为道家，实在有点求之过深。我相信阿城亦欣赏乃至向往道家美学，当年汪曾祺先生劝他切莫一头扎进道家出不来，但阿城自己心里亦有数，“我其实是世俗之人，而且过了上当的年纪了”。可见他心里委实清亮。

　　如今的阿城已不怎么出书，台湾再版的也还是几本旧作。阿城的不出山，用古人的话说是“凤凰不与凡鸟同群”。但爱读他文字的人心知，阿城对当下情势看得清楚而精准。2006年《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南方周末》先期刊载了阿城谈八十年代的部分。一整版，浩浩翰翰，如许大的问题，竟给他一层层讲得透辟清晰，显然想得很深很透了。我们谈时代，每每口气极大，开口闭口都是政治，其实多不过是在谈权力。阿城则谈知识结构与文化构成，从根本上给时代的曲曲折折理出一根线来。对不对，不要紧，关键是提供了别一种角度，这是阿城最独到的地方，不似如今时鲜的媒体学者只会拿着高音喇叭叫嚷陈言八股。记得是清晨6点多，呆呆读完此文，四周安静，间或鸟鸣，无端悬想，亦想不出什么，只觉胸中好清旷。

　　依照海德格尔的观点，当人成为一般性主体的时候，世界就成为人试图规划和征服的图像了。世界图像化，使世界变得清晰，同时也使世界变得粗糙单一。在阿城眼里，世界不是图像，所以有情有声色。

　　是的，阿城，如果你没读过他的书，我劝你不要读。

　　如果你读过了，那我不必劝你任何东西，因为所有读过阿城书的人，都知道我要讲的下一句话是什么。

　　因为阿城，世界还有别一种认识的维度。

　　阿城

　　1949年4月5日生于北京，原名钟阿城，籍贯为四川江津，中国当代作家。高中一年级逢“文革”中断学业，1968年下放山西、内蒙插队，后又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北京。1984年，他的处女作《棋王》引起广泛关注，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他的具有散文化倾向的系列短篇《遍地风流》也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他的作品以白描淡彩的手法渲染民俗文化的氛围，透露出浓厚隽永的人生逸趣，寄寓了关于宇宙、生命、自然和人的哲学玄思，关心人类的生存方式，表现传统文化的现时积淀。1990年代后定居美国，有不少杂感散文作品发表，依旧沿袭了他直白冲淡的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