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先生仙逝了。他是一位腹笥宏富、见解卓异的学人，概而言之，他是亦儒亦佛亦道，非儒非佛非道。如此横跨传统而又驰骋于传统之上的知识老人，在当代不啻是凤毛麟角。

　　南怀瑾对儒佛道的解释，是深入浅出，别具只眼。他认为：“佛家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以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药店不打，百货店也不打，偏要把粮食店打倒。打倒了粮食店，我们中国人不吃饭，只吃洋面包，这是我们不习惯的，吃久了胃会出毛病的。要深切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演变，不但要了解何以今天会如此，还要知道将来怎么办，这都是当前很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研究四书。”(《论语别裁》)

　　南怀瑾的学问，和饶宗颐一样，主要靠私塾传授以及刻苦自修。饶宗颐只念过一年初中，南怀瑾仅念过一年小学，俩人都没有文凭。这事说明什么呢？在国人反省急功近利、舍本逐末的学堂教育的今天，它至少证明，传统的教育方法，并非罪该万死，一无是处。

　　南怀瑾不懂外文，置身于东西文化激烈交锋的当下，这成了他的软肋。他在美国生活了三年，所见所闻难免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南怀瑾甚至拒绝使用白话，他放大了“五四运动”的负面影响，而忽视了它的进步倾向，始终坚持文言。因此，他独力完成的几本著作，如《禅海蠡测》、《楞严大义今释》和《楞伽大义今释》，即因文辞古奥，一度遭遇读者冷落。

　　南怀瑾后来的著述，多半是由他本人讲授，再由弟子根据录音整理。这样做的优点是，因为完全采用口语，一读就懂，易于为大众接受；缺点呢？谁都知道，讲授是一回事，整理成书稿又是另一回事，在这儿，整理者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书稿水平的高低。张中行批评过的《论语别裁》，是蔡策帮助整理的。李敖批评过的《周易今译今释》，则是由南怀瑾起头，干着，干着，感觉困难超过想象，力有不逮，便改由弟子接手。书出版后，南怀瑾发现不少漏译误译，深感“付托匪人，狂简从事”，赶紧找人重新校阅，然后出修改本。即使对修改本，他仍然不满意，一直耿耿于怀——最终另起炉灶，这才有了尔后的《易经杂说》与《易经系传别讲》。

　　作为学者，南怀瑾一要谋生，二要谋道。我认真翻阅了他的部分著述，譬如《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即以《论语别裁》为例，这是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北开讲的，记住这个时间，记住这个地点，南怀瑾自谓“这部《论语》的讲述，只是因时因地的一些知见，并无学术价值。况且‘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更谈不到文化上的分量”。又谓“定名为‘别裁’，也正为这次的所有讲解，都自别裁于正宗儒者经学之外，只是个人一得所见，不入学术预流，未足以论下学上达之事也”。但书一问世，就大受欢迎，在12年内，接连出了18版。《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它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行世两千多年来，注家蜂起，坊间各类注释本，据说已超过三千种。为什么会引发如此众多的关注？一是孔子身后走红，大家都要打他的牌；二是更因为谁注释就掺进谁的意志，打上谁的烙印，变成为己所用。南怀瑾的讲述，虽然强调“以经解经”、“经史合参”，实际上也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南怀瑾因《论语别裁》而成名，此书粉丝甚多，拍板砖的也大有人在。南怀瑾当初在台湾蹿红，得力于当时的政治背景——蒋介石在大陆战败，退守台湾，反攻无望，人心惶惶，渴望有一种文化出来，尤其是关于如何做人的文化，既填补心灵的空虚，又得着精神的安慰。《论语别裁》就正好充当了这种心灵的安慰剂(孔学乃至传统儒、道、释的重心，即在于如何做人，提高一己的精神境界)。《论语别裁》以及其他南著日后在大陆风行，同样得力于政治背景——经过“五四”、“文革”等一系列砸烂孔家店的政治运动，年轻读者对传统文化已十分隔膜，经南怀瑾“古为今用”(他本人不承认这一点)的一解释，觉得十分新鲜，十分刺激。为什么又会引爆那么多人的反对？这里有学术交锋，如李敖、张中行的批评；这里也有文化导向——南怀瑾认为孔学“万古常新，永远颠扑不破”，此论一出，自然要招惹物议。

　　南怀瑾不仅是学者，更是行者。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抱定一个宗旨：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从大陆到台湾，从美国到香港，再回大陆，一直在为重建中国文化奔走、呼号。他常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都亡掉了，这就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凝聚力，始终像一盘散沙。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创造力，只会跟在外国人屁股后面模仿。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自信心，也不可能得到外人的尊重。迄今为止，南怀瑾已出版各种撰述三十余种，并译成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韩国、罗马尼亚等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国流通。在他身边，聚拢起不亚于孔门三千弟子的信徒，进而形成庞大的传播网，乃至产业链。

　　南怀瑾的“行”，还表现在大事不糊涂，他认定只有一个中国，并为海峡两岸的会谈穿针引线，献计献策。传闻说，1990年9月8日，南怀瑾在台北面见李登辉，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说古道今，纵论天下，晓以“和平统一”的民族大义。会谈结束，李登辉送南怀瑾到门口，问他还有什么吩咐，南怀瑾答：“我希望你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南怀瑾令笔者敬佩的，还有他一贯的慎独自律。举其大者，他为修建“金温铁路”，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这个公司，许多人都想挤进去，包括他在老家的子孙、亲友。南怀瑾铁面无私，一概拒绝。举其小者，南怀瑾对学术界的争论没有兴趣，但对文章中的硬伤，则是闻错即改，绝不马虎。曾有人在报刊撰文，指出他在一本书中，将成语“履践踊贵”解释错了，南怀瑾得知后，火速通知出版社，停止发行，立即对有关段落进行修改。并派人找到指出他错误的作者，当面表示感谢。

　　南怀瑾不以著述为私有，他崇奉取之天地还诸天地。在台湾时，他就为出版立下了五个“不”：不做促销广告、不请名人写序、不登自己的照片、不追究盗版、不把自己的著作权留给后代。

　　清人赵翼有言：“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南怀瑾走到今天这一步，有其自身和社会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