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好天气》这部获得芥川奖的作品,说的是少女青春期的小情绪、小纠结、小恋爱。作品中惟一有意思的地方是老奶奶吟子对小姑娘说的一句话:人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想要;人到了老年,就什么都不想要了。
金原瞳的小说《裂舌》也是获得芥川奖的作品。少女的身体里有条河。对朋克青年的迷恋,是因为朋克青年身体的改变。渴望改变的想法从身体开始,好端端的一条舌头非要弄成两瓣。小说写的是一种灰色人生。
青春期少女的迷茫,她们存在的姿态。撇开对艺术的评价,成长就是一个不断纠错的过程。****的生活场景和我们少女时代的生活场景是两个世界。她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有幸看到两个时代的生活。显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流行病。粗暴地说,人的生活环境到达“这个”时代,就会闹腾点我们以为的无病呻吟的事儿。
一个人一生中的重大事件无非就是成年以后命运的重大拐点。我的生活没有什么重大波折。从前辈们的生活史看来,我是多么幸运的一代,我个人的经历是如此的顺利。遇到了改革开放,遇到了好时代。可是,一个“好时代”的“乖顺”的人,一个习惯于隐忍的人,她已经丧失了“反抗”的能力。可是,她的记忆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不时地要跑出刀鞘,挑衅她隐忍的力量。她的先辈们的生活史注定要越过时空,不断地跑出来和她约会。一些不甘寂寞的阅读、记忆、人物,总是纠缠不休地占据她现在的生活时空。
人与人、人与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碰撞,产生事件。这些事件可能会左右我们思考问题的方法。命运偶尔会偏离原先的跑道。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原来的起点。
那么,我的起点在哪里?记忆的河流向前奔涌的时候,我看到1970年的夏天模糊而漫长,日光像白霜一样战栗。我和年幼的弟弟在地上玩耍,清晰的镜像是穿大头皮鞋的户籍警来查户口。母亲紧张而惶恐地在箱子的衣服里搜寻那惟一能证明我们身份的户口簿。如果找不到,我们的存在就显得荒谬。母亲的慌张而导致动作迟缓,给我们的存在蒙上了迷雾,穿大头皮鞋的年轻男人显出了他的不耐烦。我承接过母亲的慌张。只见他一脚把我踢到屋角,再飞起一脚,把弟弟踢到屋外。我们像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的过程中,母亲终于抖抖索索地把户口簿交了出来,户口簿上的三个名字和地面上的三个动物没有出入,空气开始流动。
1970年,这多事的一年,激越、亢奋、咆哮的一年。我的伊表姐步履蹒跚,腹中怀了6个月的身孕,她的头谦恭地下垂到凸起的肚子上。她的身边跟着她的母亲,我的二姑妈,这两个女人被戴红袖章的人前后管着,跟在一辆卡车的后面示众。后来,我的表姐夫走进了牢房,他矮小的身体每天要扛200多斤重的物体。他不想死,他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在母亲的腹中等他回家。他在其他囚犯睡觉的时候,利用他在北大物理系所学的专长,潜心创造发明什么锅炉节能、齿轮效益,诸如此类。一项又一项的发明,延缓了死刑执行期。
伊表姐死了几次,却一直没有死掉。人在**的疼痛和精神的无比恐惧中,走向荒诞的崩溃,解脱是出路,至深的反抗就是毁灭**。惟有**的毁灭才能保持爱情的忠贞,保持人的尊严。
伊表姐在看管人员的陪同下,无奈地去了附近的一家医院。两个双胞胎引产是困难的,伊表姐在世界和世界之外徘徊。她不知道哪个世界能容下她那可怜的身体,如果人的灵魂不灭,那么,让**毁灭吧。伊表姐求死,和两个未曾相见的孩子一起去死。
我的不谙世事的心灵,渐渐听到大人的一些私密耳语,这些耳语使我敏感地意识到,穿大头皮鞋的人还会来查户口。老远看见那个查户口的来了,4岁的我和弟弟转身就跑,已经无法从院子正门出去,跑到院子的尽头,沿着金川河的河床,一直向东。少雨的季节,河床干枯,落满枝叶,我们在枝叶间穿行,紧张、神秘,像猫一样狡猾。
如果说,面对一个人的疯狂,我们可以逃亡,逃到河床上茂密的枝条和掩体的裂缝中。那么,一群人的疯狂,是怎样的恐怖?那年的秋天,我和弟弟站在椅子上,趴在窗户玻璃边,只露出两只眼睛。对面大学的门口,浩浩荡荡的****者拥出学校大门,不断有人群拥出来,直到最后,是抬着担架的人出来,两个担架上的人悄无声息地躺在那里。他受伤了还是死了?最后,救护车的顶灯鬼火一样闪烁,凄厉地嚎叫着,冲进人群。如果人群拥过来,拥进我们的小屋,我们弱小的身体一定会被践踏无遗。我在心里祈祷:****的人群啊,不要往我们居住的房子过来,不要发现我们躲在屋里,不要从我们的头顶压过来,外面的一切与我们无关。当外面的一切终于游到了大街上的时候,我们跳下椅子,找报纸,把窗户玻璃糊了起来。一层、两层……当光线被报纸完全遮蔽的时候,黑暗袭来。我内心感到,黑暗是恐怖的,但是,此刻,还有比黑暗更大的恐怖,那就是一群人的疯狂,一个世界的疯狂。
那么,黑暗中有平静和安全吗?黑暗中的世界一定更加躁动不安,但是,有些微的尊严吧。上班路过我们小屋的父亲的同事,她抱起坐在手推车里面的我,亲吻我的面颊,对母亲夸赞婴儿有一双铜铃般的大眼睛,闪亮发光。黑暗中,她却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吊死在屋子的门框上,留下那个和我一般大的女儿。她用她坚硬的身体阻挡了一场彻底的抄家。她的女儿没有走进我的时代,我只有在泛黄的陈旧照片中,看见她的容颜,在父辈的讲述中,听到她的声音。现在,我把那些最后的赞美的话语、深藏了许久的话语、默默陪伴过我的话语说出来,告诉我的孩子。
河流的源头来自于雪山、冰川、盆地、山麓、泉眼。人的反抗来自哪里?加缪的《鼠疫》揭示了纯粹、永恒的恐怖和人的存在的荒诞处境,但反抗的起因仅仅是荒诞吗?
也许还有至深的根源。这根源在哪里?我在思索,思绪不是很清晰。我反思,是什么使她年幼的心感受到自己是如此卑微。事件接踵而至,她却没有一点反抗的力量。是什么使她丧失了这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她内心的惶恐、战栗、喧闹不休。为什么她总是以隐忍和沉默的姿态面对。散文《至深的反抗》发表之后,一个女作家告诉我,至深的反抗远不如至深的承受。承受是中国人真实的状态,你写了这部分承受的真实。我们远远未到反抗。
宁肯老师写到:“修白的细节与她的痛切直接相关,她写的是记忆,写的是查户口与大头鞋的事,这两样事非常典型,一个是极权的代表,一个是暴力的代表,在大头鞋之下极权得到充分体现,而人成为非人。那是怎样可怕的年代?但没那样痛切的细节我们怎知它的可怕?而且,这两样东西或它们的变种真的消失了吗?”
一篇散文引发的议论尚未结束,评论家何同彬写到:“这篇《至深的反抗》,其精湛和成熟令人震惊,这既是一篇令人拍案叫绝的散文佳作,也是一种小说文体的个人风格性的突破。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写小说呢?那种敏感、细腻的语言,那种迷人的、跳宕有致的节奏感的运用,那种切入生活、人性肌理的洞察力,非常之罕见!况且,五千字的散文涵盖了一个长篇的分量。”
我接受同彬兄的意见,开始写小说。他们不约而同地建议我写的同时,阅读余华的长篇小说《细雨中的呼喊》。我找来余华的所有长篇阅读,《细雨中的呼喊》读了三遍。第一遍,感觉震惊,美得震惊。第二遍细细体味。第三遍拆解结构。当我把《细雨中的呼喊》拆解开来的时候,记忆的闸门得到建构。我预想,故事里的人物,这些无法反抗的人,她们成年以后的反抗是怎样的形式?
《金川河》(发表在《上海文学》2012年10期)没有写完的时候,格非老师在清华大学东门的一间咖啡馆和我们母女相见。我们谈论文学,谈论他最近研究的《金瓶梅》。他对《金瓶梅》精到的讲解吸引了邻座的学生,有学生站过来倾听。
我告诉他,南方文人对他新长篇《春尽江南》的赞誉;我感受到他在中篇小说《隐身衣》里面做的尝试,像俄罗斯套娃那样的叙事结构,惯常阅读要找的结果,就让读者一直找下去。谈到我近来写作中的《金川河》这部长篇的内容,他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关于人的反抗的小说。建议我写的同时阅读加缪的散文《反与正》。从叙述者的童年一直写到婚姻生活。他认为诗意的、隐喻的、象征的,以及“金川河”这样的题目,都不足以涵盖这篇关于人的反抗的小说的重要意义。只有“至深的反抗”最为准确。“至深的反抗”就是不反抗,达到隐士的境界。
我以为,一个写作者欲表述什么,动机尚未明确的时候就可以上路了。在路上,那个讲故事的人心境尚未澄明。但是,人类最可怕的敌人也是最宝贵的财富便是记忆,时间的惯性把记忆的刀刃磨得锋利,它在召唤我前行。生活的逻辑、人物必然而至的命运,当一切都没有“目的”,没有“刻意”,却是如此“真实”,细雨润物无声的时候,也许,细流就这样汇成了河流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