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从未生活在实际的琐碎细节中，而一直在精神所构制的幻觉世界里，这似乎很不幸，然而于我却起到了麻醉的作用：我借此可以忽略许多我不能目睹的事物朝生暮死或者别的什么。我由此也就相信了许多幻觉世界里的人物，即使本来是活人，我同样给其涂脂抹粉，以符合我渺小的心所设想的样子。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的幻觉世界里的人物：于连•索黑尔。
　　在此之前，我受了三哥的影响很深，但我并未彻底地相信他，甚至包括沉默的父亲与聪慧的母亲。不是我对存在于现实中的人没有兴趣，而是当时我还没有学会用幻觉之类的东西来装饰他们平凡的生命，更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世上有“幻觉”一类虚无缥缈的词。而于连•索黑尔却是一个由文字创造的幻觉，是司汤达和法语结合生下的羸弱的玻璃孩子。他注定没有想到：一位十二岁的中国孩子因为他的存在而产生了一个梦想，甚至是一个伟大的梦想。我将这梦想说给世人显然有些可笑，但它在我的心中却是那么神圣，笼罩着天国的光辉，令我如痴如狂，忘记了自己原来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儿子。
　　我看到的于连却不是词汇所创造的那一个。而是在日立牌电视机的屏幕上。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或80年代初期的往事。我坐在连队俱乐部橘黄色的长椅上。油漆有些剥落，给人以陈旧、凄凉之意。我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位黑发的法国青年。我仍记得花园里那一幕：家庭教师于连•索黑尔命令自己在午夜十二点去吻贵族妇女德瑞那夫人的手。电视剧利用于连面部表情和时钟指针更替两组镜头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使命：于连克服了内心导弹向上流社会的傲气挑战。而后他越过阳台走进德瑞那夫人的卧室我似已记不清晰了。这些东西在回忆中和19世纪的社会风俗乃至头饰、假发一类的玩意儿搅到了一起了。
　　我当时受了震惊。
　　我现在有些困惑。那个十二岁的中国孩子为什么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我是于连我敢吻德瑞那夫人的手吗？她的丈夫是市长，这说明也许我怕的并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市长，这更说明我蔑视伦理道德而惧怕权力。于连似乎也如此。他珍藏着科西嘉人拿破仑的画像，在背人处拿出来观看，幻想着在拿破仑的千军万马之中纵横驰骋做一个武功显赫的将军。然而拿破仑在这时候已被人唾弃。于连的不幸也许就在他喜欢这个昔日明星。人们都是很讨厌昔日的政治明星的。那种怀旧心理不过是聊以对当局的某种拒绝罢了。但潜在的事实是：于连的时代已不是军人的时代。这是和平时期，甚至有些像中世纪那样黑暗的和平。时代更迭，于连的梦想也该改变——这不像艺术家宁可贫困终生也决不放弃梦幻的乐园。他们不妥协的结果往往比贫困更悲惨。我怎么能够将他们从人类艺术史中挑拣出来然后排列成队？那是一个多么令人伤心的漫长的行列。我的那种恐惧似乎也与此有关。
　　于连终于选择宗教作为自己进阶之域。他其实是对的。他只能收起关于拿破仑的幻想，如同那个十二岁的中国孩子收起做一名职业军人的幻想。然而他不同于那个法国人的是：他没有想到宗教，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写作。因为他从来也不曾生活在一个宗教国家里，直到他成为一个虔诚的艺术工作者之后，他才体味到宗教对于他本人所具有的稳定意义。
　　我现在知道宗教和写作都只是一种仪式罢了。然而那时我对写作的兴趣却分明和于连的命运有着相当重要的联系。他不幸的命运击中了我，甚至摧毁了我那十二岁的鸿蒙未开的少年的心。
　　我没有笑容。
　　于连•索黑尔，这个法国青年进入神学校（如我十七岁进入大学中文系），如愿以偿。那些道貌岸然的牧师乃至嬷嬷，我是厌恶的，他们似乎总是在做一些残酷的事情，譬如殴打孩子。这也许是我把一些场景和《老古玩店》或《大卫•科波菲尔》中的某些场景弄 。我深深体味到学校是多么的可怕。我害怕回忆童年、少年时代的学校，它像梦魇一样充满末日气息。如果上帝允许我自己回到或选择一个时间段落的话，我宁愿选择漂泊异地的今日或弥留之际。我对神学校的感情是由于那些面目凝滞的牧师、嬷嬷，还是那些基督的学徒们的举动，我已不想探究，因为有一个时期我喜欢牧师了（北京天主教宣武门南堂和西什库北堂的牧师们，我以为他们是主的使者）。后来我知道主只在我的心里，别人的主和我的毫不相干的。所以对这些神职人员我也就没什么褒贬的心了。
　　于连从内心深处憎恶神学校，他喜欢漂亮的女人（他爱德瑞那赍，虽然他“始乱终弃”。德瑞那夫人是不幸的，不幸的是她竟然相信了爱情是世界的全部意义），喜欢权力（他对主教和将军职位的羡慕构成了他的毕生梦想）。他永远不是一个清心寡欲者。他自然痛恨这个赞颂主的荣耀的地方，因为他目睹的法律和他内心深处的法律格格不入。也许悲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于连以宗教作为出人头地的手段。而我的写作却只是险些没别的事可做。更应该说我对写作之外的兴趣不能长久。于连是雄心勃勃的权力欲者，这似乎是明确了，他选择了宗教，这有时令人寒心，其实教会这种东西的存在只是一个政治集团而从来也不是一个思想者俱乐部，至少在于连的时代情况就是如此。这不能怨于连，这只能埋怨那些保护者们为什么有一日突然放下了屠刀而心向血淋淋的圣子？不明白。历史总是糊涂的历史。
　　我的命运和最让人尊敬的于连相似之处在于家庭出身、生长环境以及一颗向上的心。于连的家庭比我要好得多。他是教师的儿子。他的一个什么亲戚又是木材场主。每当我路过功德林那家木材厂时，我总是从里面看到于连的身影。那些黄色锯末堆上生长着一两株寂寞的向日葵，极似我那时的心情。我的父亲只是一个按军队编制的农场的工人。母亲是一家庭妇女，她不会书写汉字，但她的存在和她的口头讲述却是一部神奇的书，至少她讲述了诗。我和三哥总是谈起母亲对我们思想的影响。我们继承了父亲的性格：沉默、温和与忍耐，但社会秩序给这些性格又添加了许多别的元素。母亲是聪明的，她的一生只是到了晚年才真正地平和了下来。父母没有给我财富和地位，他们只给了我生命、性格与精神。我幼年时代、少年时代的家庭是极其贫穷的，这点于连无法赶上。我只知道我饿而没东西吃时，后脑勺向猛烈地撞墙。墙发出“咚咚”的声音。母亲连忙从外面跑进来，脸是焦急的，然后笑着说：“你的头真硬。”我也笑了，又“咚咚”撞了两下。母亲拍拍我的头又出去了。徒有四壁的屋子里只剩下了我，那时我才五岁，我还不知道于连•索黑尔。从贫穷的生活中摆脱出来，要吃饱，要穿暖，这就是我此去一生的起点。
　　于连的痛苦只是没有社会地位的痛苦。于连的梦想是进入上流社会就极好解释了。我呢？羡慕同学的新衣新裤，羡慕同学的吃食用品。当我看见一个同学将吃剩的炒鸡蛋倒在垃圾桶里时，心里已不仅仅是一阵凄楚与痉挛。这种贫穷的生活、处于最底层的生活激起了一个孩子向上的决心。于连想做一名将军和主教，而我则想成为一名作家。
　　我曾错误地以为我的一生也和于连一样是向上流社会爬罢了。现在我已经不再这么想了。但在某种方向性上我们却具有一致性。于连能够背诵整部厚厚的圣经，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上高中时我背诵一篇又一篇的英语课文、历史论述以及语文书下部的注释……我知道像我这样的穷人家的孩子，仅靠聪明是不够的，更需要刻苦。一个回族朋友执着我的手说：“你的手相是断掌，一生没有运气。若想有什么成绩，也是自己一点一点争取来的。”我默默点头。
　　我在任何一种失败中似乎都看见了自己挣扎而痛楚的样子，我告诉自己：小心翼翼。人生充满危险，稍微疏忽，便会沉船海底。于连是失败者，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他的失败是技术问题。我以他的失败为镜子，一定要避免他的失败。这种便是约束住一个少年已经萌生的青春的火焰，对欢乐和热闹极度向往的心灵，我系于将自己关在室内。我每天将日记本打开检索一天的经历：说了多少句话？哪些是没有必要的废话？功课掌握到什么程度？除功课外自学计划又完成多少？写了几首诗？哪一句能让自己满意？守着故乡的河，我不会游泳；别的孩子在自行车上感受春天的风，我不会骑；孩子们在一块儿玩啊笑哇，却没有我的影子；更何况在心底所产生的最初的纯洁的感情……等以后吧。以后就是今日。今日什么都面目全非了。
　　于连的悲剧结局令我恐惧，我惧怕我在哪一个地方出了错，眼神或者举动，我更惧怕达到一个高度之后的毁灭。像我这种出身贫寒的人是极容易满足的。我似乎有了一种极大的归心，仅在精神领域，但命运也许和于连一模一样。人类的命运只是一种命运。人类千百年来唱的是同一支旧歌子。我为所有梦想者的失败而难过。我的艺术不能拯救什么，它只能使我安静。然而我若懈怠，这永恒的安静也不会光临。
　　我向于连•索黑尔表示敬意，他支撑我走过了最初的路。他告诉了我人类第一准则：改变命运的只能是你自己（努力。刻苦。虔诚。）我相信这两个准则，至今仍旧相信。那个十二岁的中国孩子坐在煤油灯前读书写作。他也许知道那个虚幻人物虽然必消逝于未来一隅，但那两种伟大的元素：虔诚与宿命却已经融化在他的血液之中，驱使他成为一个孤独的旅行者，向着虚无的空处奋然前行。这似注定我生命序曲的基调：热情而有时颓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