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多灾多难。1642年清教徒在克伦威尔的带领下向保皇党宣战，英国内战开始，查理一世最终被处绞刑。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1660年查理二世成功复辟，从此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间有了近30年的太平，但刚从连年战祸中喘了口气的伦敦人并未因此看到光明。1665年爆发了“伦敦大鼠疫”，“黑死病”在一年之中夺去了1/10伦敦人的生命。1666年9月2日，位于普定街的一间面包店失火，大火笼罩整个伦敦上空，连烧3天，13000座民房被大火烧毁。

　　那是一个充满尸臭的年代，却被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用来诠释爱。至于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年代，她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我喜欢河流(泰晤士河)散发出的臭气，且那时候常常惦记着菠萝。英国的第一颗菠萝就是约翰·特拉德斯坎特在查尔斯一世在位期间带回来的。”约翰·特拉德斯坎特是查尔斯一世的首席御用园艺师，身世基本符合温特森在小说中的描述。但所有的真实史料其实只充当了一个二维坐标，它们被零散地摆在小说《给樱桃以性别》的各个角落，不过是为温特森铺开的时空扭曲的四维地图做些真实注脚。17世纪的英国只是男主角约旦旅程中的一站，不能作为绝对的时代背景加以解读。他以那个时代为起点开始航行，忽而身临改写过的童话世界里，忽而又空降到一个没有太多时代注脚的现代社会。此时所有人物已变了模样，却又个个似曾相识。

　　“每一段旅程的线路——那些没走过的路和被遗忘的转角，都隐藏着另一段旅程。”历史是被记载下来的路线，而温特森想展示的却恰恰是那些被隐藏的角落，她想探索以一个(或几个)奇幻的故事突破时空、穿越文本的可能性。 这部小长篇是温特森的冒险之旅，从历史到现代，从童年到成年，从家庭到婚姻，从爱情到自我，从灵魂到神性，从殖民主义到宇宙探索，她的野心庞大，几乎在小说中包括了上世纪80年代所关注的大部分文学主题。

　　有一位研究温特森的学者曾笑称《给樱桃以性别》就像一盘营养搭配得当的沙拉，读者既可以一整盘吃下，也可以有选择地食用各个部分。温特森自小熟读《圣经》、莎翁、拉伯雷等欧洲文化经典。每一次对经典的重述，都是一次对现实的影射。温特森在小说中重写了《十二位爱跳舞的公主》的故事，让人想起给予她深深影响的女性主义作家安吉拉·卡特，后者曾经以现代的女权视角重写了格林童话。两位女作家都着手于打破传统童话的男性视角与叙事，重点描述女性角色的命运。除此之外，《给樱桃以性别》中还暗藏着《莴苣姑娘》(即《长发姑娘》)、《小美人鱼》等童话。在12位公主的故事中，公主们深夜溜出门跳舞被一位老兵揭发；而在温特森的版本中，揭发公主的是一位狡猾的小王子，他和11位兄长每人娶了一位公主，而每段婚姻里都摆满了“杯具”。女＊＊＊公主因为婚姻必须和爱人分离；爱上王子的公主却发现丈夫爱的是男孩；有的王子精神出轨；有的丈夫学不会尊重妻子的宗教信仰；有的被婚姻禁锢；有的承受家庭暴力……温特森不甘于让女人们沦落于原本的命运，于是让她们或杀害或离开丈夫，再次组成了一个只有女人的社区。也许那才是她脑海中的理想国。

　　小说中，园艺师特拉德斯坎特代表了一种不断追求征服和获取、把女人和爱情当作身外之物的英雄式的男人。生活在现代的约旦也曾沉迷于搜集这类英雄事迹，他们是约旦找寻自我过程中的对照物。约旦原本对英雄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个英雄，你可以是个白痴，行为拙劣，私生活败坏，拥有无数情妇。他们臂膀宽广、毛发浓密，走到哪里都能引起人群围观。大部分的时候，他们都很享受其他男人的陪伴，尽管富有魅力的女人是他们奖赏的一部分。”不过约旦最终虽然像英雄一样游历了世界，但穷其旅程不过是为了寻找一个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女人——福尔图纳达。随着旅程的叠加，他对英雄的观感也发生改变。穿过时间的缝隙来到当代时，约旦总算与当代的“狗妇”重逢，并且陷入类似爱情的境界。“狗妇”的英雄主义与男英雄不同，她外形柔弱，内心却住着个巨人；她没得到什么社会嘉奖，却始终为了信仰热血沸腾：“这个女人当然是个英雄。英雄才会放弃舒适的生活去捍卫他们所相信的，或是会为了大众的利益赴汤蹈火。”

　　至此，温特森才揭开她对“英雄”的正解。如果童话故事是理解现实社会的线索，那么真实的历史人物则是对历史话语的反思，惟有彻底颠覆，才能创造出新的话语。

　　真正的英雄是有爱的，串起《给樱桃以性别》天马行空的文本和存在于不同时空、人物的线索也只有一个——爱。

　　《给樱桃以性别》的男主角约旦走遍天涯海角去寻找一位他所谓的爱人，但他所爱的女孩福尔图纳达或许存在、或许不存在，追逐爱情的本质就是追逐虚幻。逐爱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逃离。而逃离，只是为了“用其他方式过另一种生活”。

　　写作《给樱桃以性别》时，温特森正声名鹊起，之前迫使她与养父母决裂的性取向问题也逐渐明朗化。像其他作品一样，爱在《给樱桃以性别》是一种激烈的探索，既探索自己，也探索爱本身的意义。这种探索在《给樱桃以性别》中是由外而内的。福尔图纳达作为约旦的爱的使者，带领他穿越时空，甚至让他游历了一座被情爱瘟疫困扰的城市，并参观了爱的博物馆。但这些都未能解答他对爱的疑惑，直到约旦在黑暗中、在自己的对面摸到了自己的脸，直到他找到了自己，福尔图纳达才彻底淡化。这种由外及内对情爱的探讨，在温特森后来的作品中也多有涉及。

　　在温特森眼里，母爱才是终极的爱，这种爱充满了魔力。书中的“狗妇”忆及童年说，自己从小身体巨硕，坐到父亲膝盖上能使其骨折：“但我的母亲，她只活了很短的一段时间。身体纤弱得不敢出家门来到风中。但她却能背着我，走上好几英里。有人说她用了魔法，但还有什么比爱更加强壮？”

　　大概只有这种爱才不会那么残忍，“将我们直接带往天堂，只是为了提醒我们门已经永远关上了”。不过也许这也是温特森美好的期冀。作为孤儿的温特森从小由笃信基督教的养父母带大，在16岁时又因为性取向问题断绝了与家庭的关系，并与养母康斯坦斯交恶。康斯坦斯于1990年去世，温特森甚至没有去参加葬礼。她对养母的感情复杂，成名后曾一度认为自己对养母有未尽的义务。“狗妇”身上能看见很多她养母康斯坦斯的影子：脾气暴躁、无比虔诚。但这个角色又融合了她对亲生母亲的想象：“狗妇”对约旦没什么要求，对他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欢欣万分地支持。2007年，因为媒体的深度挖掘，温特森发现了很多关于生母的线索，包括自己在被弃之前曾被母乳哺育过这样的细节。但与此同时，她发现生母其实早已去世，于是母爱对于温特森，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码的迷思。

　　在《给樱桃以性别》中温特森这样写道：“地球是圆的，同时也是平的。这很明显。说它是圆的看起来毫无争议。说它是平的，是基于我们的生活经验，也毫无争议。地球仪无法取代地图，地图也无法使地球仪变形。”温特森甚至认为“任何涵括‘有限’一词的命题(世界、宇宙、经验、我们自己……)”的话语都是谎言，在她的作品中时常出现时空交错的情景。挑战固有的时空概念，对于温特森来说就是挑战一切关于性别、种族、阶级的偏见之根源。(邹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