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是什么情怀让白鹿原始终牵动着人们的内心？在《白鹿原》创作过程中，陈忠实经历了怎样的自我蜕变？对于电影《白鹿原》，原作者是否感到满意？陈忠实又是如何评价被电影具象化后的小说人物？

　　近日，《杨澜访谈录》踏上关中土地，与著名作家陈忠实一番畅谈，为我们讲述了白鹿原的情怀。

　　小说到电影，白鹿原精神依旧

　　将小说《白鹿原》改编成电影，包括张艺谋、陈凯歌在内的许多导演都曾有过这个想法，原本合作已谈得很深入了，却因种种原因，最终不了了之。

　　我最希望电影导演和编剧能理解我这部小说的用心，希望能真实展现出小说描写的时代，以及白鹿原上人们的精神和心路历程。

　　对于现在这个电影，主要人物白嘉轩和田小娥的表演又好又不好。好的是看到小说里的细节得到形象化表现，感到心中一震，至于说不好，并不是演员演得不好，而是小说写作可以给读者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放到电影上就显得太直观了。当然，这也可以理解，电影只能具象化。

　　我是一口气看完三个半小时的《白鹿原》电影的，一点也不感觉累，整体上说，电影改编得好。

　　十字忠告，只为大胆创作

　　创作《白鹿原》这部小说时，我曾经给自己写过一张小纸条，上面有十个字——不回避、撕开写、不做诱饵。

　　因为我们年轻时，社会风气比较保守，对男女问题特别敏感，那时我在农村基层当干部，办公室里如果来个女同志，门一定要开着，让大家都能看到，生怕传出什么闲话来，那时就是这么封建。所以我开始写小说时，也就刻意回避对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描写。但写《白鹿原》时，尤其写到田小娥时，想到田小娥的精神和心理所背负的重担，便下了决心，决定不再回避情爱描写，不仅不回避，而且要撕开写，要撕开我们传统封建文化中最腐朽的黑幕，要写得透彻。至于说不做诱饵，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描写男女之间的事情，只是为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服务，而绝不能作为吸引读者的诱饵。

　　为自己写一本“巨作”

　　之所以要写《白鹿原》，因为我一生喜爱文学、喜爱写作，将业余爱好写作转向了专业创作，已经大半生了，总想应该给自己一个交代。

　　一次，和朋友聊起《白鹿原》构思时，我借着酒劲儿说，希望能够为自己写一本垫棺作枕的书。有一天我去世了，棺材里放这么一本书，也就够了，不管它是否会对世界产生影响，只要能让自己满意，能对得起自己喜爱文学这大半辈子。

　　为了写《白鹿原》，我四处奔走，查阅史料，历时4年，才终于写完。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十分痛苦的自我剥离，对我们这代作家来说，这并不是件容易事，毕竟过去只能写假大空的东西，从假大空回归到生活真实、艺术真实，这就要从极“左”的文学理念转向真正的文学理念，真是非常艰难，要靠不断读书和不断面对生活，慢慢把自己剥离出来。

　　《白鹿原》的灵感来自幻听

　　为什么我要写《白鹿原》？这来自我幼年时的一次幻听。那时我还不太懂事，有一次晚上在房里，突然无来由地听到一个爷爷辈的人的呻吟声。以后，这声音不断在我的记忆中徘徊，引起了我的好奇。所以《白鹿原》的背景，恰好是我爷爷辈生活的那个时代，在写作中，我好像突然就能够体会到那个呻吟者的内心，而感触也与幼年时完全不一样了。这个触动让我仿佛找到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那种声音大概只能在那个时代里，一个老年人在深夜无意识之间才会发出，白嘉轩到末年，大概晚上也会发出这种无意识的呻吟。

　　七个女人奠定小说回忆基调

　　对每一个作家来说，“虎头”和“豹尾”同等重要，一个好的开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部作品能否赢得大家关注。《白鹿原》的开头显然会引起读者的好奇心：是怎样的一个男人，能够在一生娶了七个女人。

　　这个开头经过了再三思考，这样一个句子，表现的是白嘉轩在晚年时回忆的口吻，因此它不仅是一个开头，更奠定了整部小说回忆式叙述的基调，当白嘉轩步入末年之时，回忆起自己的一生，感慨的不是经历过的那些历史，而只愿意豪壮地感慨自己曾经娶过七房女人。

　　一个作家需要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一生娶过七个女人的白嘉轩”就是属于《白鹿原》的句子。

　　田小娥来自童年的可怕记忆

　　《白鹿原》中，田小娥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其实有生活原型。我幼年时，亲眼见过一件事，村里的男人将一个女人捆起来，狠狠地抽打，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被吓得不行，虽然站在很远的地方，还是能听到那个女人一声一声的尖叫。

　　当我写作《白鹿原》时，一想到田小娥，第一个映现到我思维中来的，就是这个惨烈的场面。我决定花笔墨在一个女性角色身上，因为面对的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中国女性在家庭和社会所处的地位一直很低，提高女性的地位，不仅是为了推翻封建制度，更是要让女性也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独立的个体，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话题。

　　“我可以不养鸡了”

　　四年磨一剑，终于磨出了《白鹿原》。恰逢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受到讲话的鼓舞，好像压抑很久的一种激情终于释放了出来，我说，这本书可以拿出手了。当我将书稿交给编辑时，心里其实已经做好了无法出版的准备。这本书写得时间太长，自己也不知道写得好还是不好，反复咀嚼、修改，改到自己已经彻底麻木了。

　　那时我想，大不了去养鸡嘛，没想到，20天后编辑就传回了消息，对《白鹿原》给了非常高的评价。这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因为编辑拿走稿后要赶着去外地开会，况且他还要给领导看，我估计怎么也得3个月后才能有消息。没想到，他和领导两人各分一半手稿，看完了再换过来看，白天开会，晚上看，在回来的飞机上还在看，下了飞机，他们就已经读完了。

　　听说小说可以出版，我大叫一声，人一下子跳起来，整个摔在沙发上了，缓了很长时间，才舒了一口气，对爱人说：我可以不养鸡了。写完《白鹿原》时，我已经50岁，在我的观念中，50岁已经是老年了，如果自己呕心沥血的《白鹿原》无法出版，我真会考虑将写作再变成业余爱好，不再专业干它。

　　最喜欢关中的麦子

　　我在农村生活了半辈子，如果说最喜欢的，就是关中的麦子。

　　对《白鹿原》乃至对整片关中平原而言，麦子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年轻时在农村，一到割麦子时节，大家都得下地，因为就抢那10几天，所谓“麦黄一晌，蚕老一时”，若是不赶紧割，遇到一场风雨，忙活一年的辛苦就全白费了。那时学校也放假，老师都去抢收，学生们也下地捡麦穗。关中人割麦和各地不太一样，看上去不紧不慢，其实割起来速度很快，一会儿就一大片。割麦子这活儿是非常辛苦的，辛苦到什么程度？就是再累也不能休息，否则一坐下，立刻倒头睡去。

　　在农村，撒麦种是一个技术活，一村也就一两人会，你看撒种人似乎是随手一撒，可撒出的麦种却非常均匀，一到撒种季节，各家都会请“把式们”来帮忙，他们撒种姿势非常优美，就像舞蹈一样。

　　最在意的读者是父亲

　　我最在意、最畏惧的读者是自己的老父亲。当初父亲还不觉得我是作家时，读过几篇我的短篇小说，他直接批评说“没《三国演义》好看”，你想想，我上世纪80年代初写的那些短篇，怎么可能跟《三国演义》比呢？我父亲在那时也算是文化人，常常自己找剧本来研究，对文学也有着自己的见解，认为小说就应该写得让大家觉得好看。老父亲看《三国演义》百看不厌，所以才会拿我的小说与它相比。遗憾的是，老人家没能看到《白鹿原》的出版。

　　陈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