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开始赵树理研究后不久即已认定，研究难点不在作品解读上，而是在生平事迹和佚文的发掘上。史纪言说，赵树理在成名之前，在根据地的报纸上发表过二三十万字各种形式的作品；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之前，也有二三十万字作品，包括四部中长篇小说。这许多作品，过去人们大都不知道。赵树理不像其他现代作家有写日记的习惯，其他生平资料也很少，特别是早期。所能找到的，仅有一些干部登记表，而那上边往往只有干巴巴的几条。如一张表上说到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7年多，只有“在故乡和太原流浪或教书”11个字，至于各在什么时候，起讫时间如何，一概不提。更有甚者，赵树理自己谈到他的过去时，常常有意无意给人们留下一笔糊涂账。如在太谷北洸村教书，就有1933、1934、1936年等几个说法。我问赵广建：“怎么搞的，你爸爸说到过去时，事实倒有，却总把时间说错，不是提前，便是拉后。”赵广建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那是他故意的，他怕人调查！”她一连说了几次。这种情况决定了，发掘赵树理的生平资料和佚文是赵树理研究中的头等大事，是各项工作的基础，同时这也是最困难的一项工作。

　　我把坐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的冷板凳当作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途径。大约从1979年后半年起，我就是这“三馆”的常客了。先在太原，后到北京，还有其他地方，一处一处，查阅务尽。为了发掘尽可能多的资料，我搞起了收藏，山西近现代出版的书、报、刊，凡是能够见到的，都买了来。几年下来，不仅找到赵树理300篇以上的佚文，弄清了100个以上的笔名，而且把他一生的事迹基本上搞清楚了，像1934年因为被一些人劫持、感到害怕而在太原文瀛湖投水＊＊一事，连具体日期和时刻都弄清楚了。

　　这里只说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图)打捞赵树理生平事迹和佚文的情形。

　　北图有我十分需要的《中国人》和抗战前太原出版的十几种报纸。赵树理参加革命后编过几种报，大都已难觅踪影，而《中国人》就在北图。我看到这个材料后，喜出望外。我先给北图写信，要求把《中国人》复制寄来。也许因为这个要求太笼统，也许还有别的原因，这封信没有得到回应。1982年3月11日，我第一次找到北图报库，在西皇城根路西一间大房子里。管理员给我拿出了《中国人》，竟然有30多期，厚厚的一本，而且品相不错。我急忙读起来。

　　这个报为四开四版，正常情况下每星期出版一张，每期都有副刊，名为《大家看》。每期约编发四五篇作品。各种文体都有，而且形式多样，富于变化，极少雷同。如诗歌，就有旧体、长短句、快板、新格律体，还有民歌、民谣、童谣等等。翻阅这个副刊，真像走进一座百花园，处处美景，五彩缤纷，连署名也妙趣横生。已知他在这个报上发表作品，从不用真名，而是随手从排字架上捡一两个字就做了署名，以至“胡起名”也成了他的笔名。毛泽东刚刚发表了《论持久战》，这个报就连载起“画瓢”写的《漫谈持久战》来。作者用“熬着打”比喻持久战，极富民间风味，又把持久战形象化了。《漫谈持久战》连载十几天，接着在中缝说：“本刊第四版内，画瓢先生的《漫谈持久战》，现已告一段落，兹特聘冷哉先生写章回小说一篇，题名《再生录》，在原版连续登载，以飨读者。”这是根据地最早出现的一部章回小说，远在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之前好几年。我粗粗翻过一遍，然后就抄起来。只抄题目，文章顾不上看。有时候，画下版样。

　　林火是赵树理的顶头上司，又是《中国人》报的主要审稿者。林火说，当时他们华北新华日报二部八科还有人参加了《中国人》的编辑，但是只有赵树理，从头到尾都以他为主，常常是赵树理一个人干。华山那时在华北新华日报社做插图，对赵树理编辑《中国人》的情况了解很深。他在《赵树理在华北新华日报社》里说，“……总之，是把华北新华日报的内容，缩编改写，有社论，有新闻，还有故事、鼓词、快板、时事问答，《三言两语》等等，都是老赵一人的手笔。还要配上插画、连环画和活跃版面的装饰画。同我打交道的时候也多些，有什么想法就找我商量，我也就成了《中国人》报的第一个读者。”对以上内容，我跟两位前辈多次通信，又找其他人订正，得到证实。此刻面对一大本《中国人》，我既感到惊奇也深为敬佩。那是在战争年代，报纸出刊不久即打响“百团大战”，人们随时要躲避日寇的“清剿”和“围攻”，连印刷厂的排字架也要随时折叠起来带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一个星期编一份报纸，而且是从撰稿到编排，到校对，既要付出巨大精力和时间，更需要智慧和清醒的头脑，需要过人的写作才能。报上发表了赵树理写的几首旧体诗，显示了作者在古典文学上具有深厚的修养。

　　在北图报库，让我感到兴奋的还有《太原日报》。那时候的《太原日报》，正儿八经是“省级”报纸，对开八个版，第二张除少量的广告外，全部刊登省政府的法令和国家法律、法规(那是真正的“普法”宣传)，实际上是山西省政府的机关报。该报已制成缩微胶卷。我第一次使用放大器，看几分钟，就觉头晕，但还是一直看下去。我读到高沐鸿主编的《开展》专刊的时候，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赵树理对他的一篇题为《打倒＊＊》的旧作十分珍爱，两次编《选集》都收入其中，小引中说：“这篇小东西是1936年在山西写成的，当时曾在高沐鸿办的小报上印过一次……”我想，会不会就在这个专刊上呢？忽然就出现了《打倒＊＊》几个字。是在1937年1月14日和21日出版的两期上，题目后有一行“相声底本也能演成独幕剧”的说明，署名“常哉”。新中国成立以后作者根据记忆重新写出，实际做了修改，发表时那一行改为“有韵小剧”。这句话是对这部作品文体的具体描述。说“相声底本”，并不妥当，是以对话为主的叙述文，实为小说。由“相声底本也能演成独幕剧”变为“有韵小剧”，乃是其文体变化的有力佐证。

　　高沐鸿是狂飙社第二号人物，在当时的山西文艺界有很高的威望。从当时国内形势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入关，北平危在旦夕，山西正处在抗战最前线。同时山西又是最早实现了国共合作统一抗日的局面，薄一波领导的牺盟会发动抗战，声势浩大，太原的大街小巷洋溢着抗日歌声，作家们正为创作和推广“国防文学”(该报是赞同“国防文学”口号的)而大声疾呼。高沐鸿主编的《开展》高倡文学要战斗化、通俗化，发出了多写通俗说唱作品的呼吁。赵树理当时在长治“上党十九县联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教书，他看到了高沐鸿的号召，立即在12月12日晚上，即“双十二事变”爆发之夜，一口气写出这篇作品，给高沐鸿寄去。

　　《打倒＊＊》原作的发现，是很有意义的。这篇作品是赵树理把“为抗战而呼号”和写通俗说唱作品结合起来的一个尝试，是赵树理在大众化实践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件。赵树理于1931年初发表七言叙事诗《打卦歌》时，末尾有一个附言，说：“这段故事，我所以要拿旧体格来写，不过是想试试难易，并没有缩回中世纪去的野心：特此声明。”《打倒＊＊》原作的末尾也有一个附言，全文是：“为了使多数的读者直接接受内容起见，故不负丝毫‘文字’教育之责。本此：不分‘的’‘底’‘地’。不以拉丁化代写不来的字。不用一个‘新’词及‘雅’词。不去掉也不纠正‘不关重要的旧意识’——如‘王法’之类。”这两个“附言”是赵树理在大众化探索上两个阶段的标志。如果说前一个“附言”提出了如何使作品易于为读者接受的问题，那么，在这第二个“附言”里，赵树理就为他的大众化规定了两个具体标准，一是要写给“多数读者”，二是要让那多数读者“直接接受”，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读还是听。这一点值得关注，这是我们理解赵树理独特风格的关键，离开了“多数读者”和“直接接受”，就不是赵树理，就不能准确说明赵树理。他多次说他的作品是要写给识字人读，又要通过他们给不识字的人“听”的，原因就在这里。在这篇作品中，赵树理首创了所有句子(包括叙述性语言和人物对话)大都押韵的新形式，他后来继续写了多篇这种作品，《中国人》上就有很多，包括小说和论文，我称这种形式为“有韵话”。作为一种文体，“有韵话”是赵树理创造的，也只有赵树理运用过。

　　《开展》上还有一篇文章引起我的注意，题目是《对〈太行〉的批评和建议》，开头说：“我在一九二五年的前后，是一个酷爱文艺的人；那时，我是一个学生，自我卷入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的漩涡以后，便渐渐地和文艺界疏远了。最近几年，因为戴着一顶囚犯的帽子，那简直和文艺界出版界可说是整个儿断绝关系。目前，我真是一个文艺界的艺盲。”我想这不就是赵树理吗？赵树理对他被捕之事一直怀有莫名的烦恼，断不了向朋友诉说，而对外人，则想方设法遮盖、掩饰。他之所以总往太原跑，就是不想见乡里乡亲。1930年《致王璧先生》信中说：“……生也不才，致罹法网……”情调与此相同。《太行》是高沐鸿和亚马办的，我趁空拿着《开展》的复印件请亚马鉴定。亚马看到这篇文章，把头抬起来说，这是赵树理写的，文章里一些话，他当面跟我说过。原来，《打倒＊＊》发表以后，过了春节，赵树理没有向他的好朋友史纪言、王中青(此二人分别担任“乡师”的校长和教导主任)告别，把大儿子广源送回老家，独自来到太原，在一家电影院门口看自行车。他看到《太行》后，找到亚马住的地方，要了一本，说他要写一篇批评，并把他当时有关大众化的想法告诉了亚马。这篇文章在“建议”部分，提出了“写作通俗化”、“题材新闻化”等四点意见，在“写作通俗化”里说：“……一字一句都应当注意大众们能不能懂的。我希望你们实践你们‘深入于工农兵的群中’的口号！”前一句话跟前边所说“附言”完全一致，而后一句话明确说到了“深入于工农兵的群中”的问题。引用中的话，是不是第一次把“工农兵”三字连用，我不知道，但值得深思。

　　在读过《中国人》和《开展》文学专刊以后，我要来了《民报》。这是又一片新大陆！看到这片新大陆，完全没有想到。在短短几个月里，该报连载了赵树理署名“野小”的一部600多行的长诗《歌生》，发表了《野小君来信摘录》和一篇文章。文章先发，那天的报纸缺失，但长诗一天不缺。我读着长诗，几乎要高声喊道：“多好啊！”诗中写一个死去的灵魂是如何奋勇作战的故事，想象瑰丽，规模宏大，音节响亮，通俗易懂，在“五四”以来的文学园地上，绝对是绝无仅有的。读惯赵树理作品的人，几乎无法把这篇作品安在赵树理头上。可是从诗的主题、风格、署名及其跟编者的关系等方面说，你又根本不能把它从赵树理身上拿掉。这是赵树理早期作品中一枚瑰宝，是现代文学中一朵奇葩。这首长诗同时刊载于山西教育学院编辑出版的一份《夜光》杂志上，那个杂志的主编是王中青，我也找到了，并把两个版本做了对照。我写了《论赵树理的佚诗〈歌生〉》的长篇论文，刊载于国内一家学术刊物，日本学者看到后，立即翻译发表，此处不再细说，只说《野小君来信摘录》。

　　《野小君来信摘录》是赵树理剖析自己思想和叙说自己生平的一篇重要文献。信是写给杨蕉圃、史纪言和另一个朋友的，而史纪言正是《民报》副刊的主编。当其时也，史纪言到河南旅游去了，代替史纪言编报的是杨蕉圃，信就这样发表出来了。首先说他跟关连中女士结婚之事，日期说得很具体，是“去年阴历十一月十六日”。这且不管，请看下边这段：“蕉！你的信早就接到了。你现在的生活：已比我更苦几倍了。不但你也，不但我也，生乎现在的人们，头脑在一个集团里，而经济生活另在一个集团里，本是自寻苦恼。‘苦恼’既经自己寻来了，其处理之方法有二：一，向一个集团里合并。二，咬紧了牙关受下去。其结果有三：一，‘进’。二，‘退’。三，‘作难’。我现在是用第二种方法，得的是第三种结果，不料(其实也料)你和我相同。”不必多做解释，仅这几句话，可见赵树理对时代、对自己、对朋友，剖析得多么深刻，言谈中感情多么炽烈！所说“头脑在一个集团里，而经济生活另在一个集团”，是他现在情境，所说“向一个集团里合并”预示着，赵树理后来回到党的队伍里，带有必然性。这里透着文人的机智，也透着革命者的坚定与灵活。把这封信跟《致王璧先生》和《对〈太行〉的批评和建议》开头一段连接起来阅读，赵树理因被捕一事而对他生活道路的改变和他心灵受到的创伤之深，看得很清楚。

　　回想起来，我在北图报库所见，对我比较深入地认识赵树理有极大作用。赵树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位知识分子作家，他又是知识分子作家中的异数。一般知识分子作家出身于农民，有了知识后，却都脱离了农民，他们笔下的农民，跟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往往成了两张皮。赵树理出身农民，后来有了知识，却仍然保持着农民的心态，农民的眼光，他从不想着到知识分子作家中去“入伙”，只是他的学识，他所接受的新文化、新思想，使他有了不同的高度，不同的参照体系。他特别重视人的尊严，尤其是普通人的尊严。他有现代作家最为宝贵的****意识。20世纪30年代他最爱描写的一种“职业”，是乞丐；我在“职业”二字上加了引号，是因为赵树理一篇写乞丐的小说，就把主人公重新过上讨饭生活称作“复制”。在他的笔下，所有乞丐都是乐观派，他们的物质生活贫困，但精神上富有。《歌生》的主人公，就是作者心目中的大英雄。在赵树理的心灵上，上等人和下等人是颠倒的。他自己，放下上党乡师有优厚待遇而且体面的教员不做，跑到太原给电影院看自行车，后来又在一家饭店当“火头军”，就在于他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自由，不是物质生活的享受。他终生能为农民着想，就因为他终生跟农民站在一起。

　　多年来，我们读到的赵树理，已经凝固成写作《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的那个大众化作家。这是远远不够的。早期的赵树理具有更多的色彩，他那一时期所创造的文学世界，是人们从未看到过的。这里说到的几篇作品，只是其中一个部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想编一本《赵树理早期作品选》提供给读者，可哪里是想一想就可以做到的呢？现在这样说也不是呼吁，而仅仅是顺便说一桩往事而已。

　　我前后几次在北图报库坐了四五十天的冷板凳。后来因为复制这些资料，我又几次前往北图报库，还曾麻烦过我的过去从未谋面的朋友、时任文物局图书馆司司长、后来担任北图常务副馆长的杜克。杜克是我同乡老前辈杜任之的侄儿，我为了弄清杜老的住址去找杜克，找到杜克后才知道他是图书馆司司长，连他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也成了我的熟人，我找杜克不在时，那位工作人员就替我办事。那一段时间，他几次来山西开会，一次是在举行赵树理学术讨论会期间，我俩在餐厅偶然相见，不期而遇，可谓有缘。可惜杜克不到退休年龄即已谢世。我得到消息时，真如雷击一般。我能够在那个时候，顺利地看到我所需要的资料，杜克的帮助给力不小。我永远忘不了杜克。现在写这篇小文，也算是献在杜克祭坛上的一辫心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