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一年中国文坛的散文创作，我们无须讳言它存在的某些问题与缺失，但更要看到它所取得的成绩和进展：一大批具有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作家，依然专注而痴情地仰望着精神的星空，坚持进行着既呵护心灵又滋养社会，既立足当下又不弃终极的艺术追求。在我看来，出自他们笔下的一系列优秀作品，凭着丰沛的人文内涵、精美的艺术表达，以及积极大胆的探索精神，不仅支撑起了2009年散文创作的整体厚度与高度，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期散文创作的独特景观与个性亮点：国庆散文、历史文化散文、乡土散文硕果不断，喜获丰收，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历史与美学价值。以下，就我个人的视角和阅读感受，归纳出近期三类散文创作的发展趋势，以供讨论。

　　国庆散文：历史宏大叙事与个人生命思考相互融合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是2009年中国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构成了该年度散文创作必然面对的一个重要主题。要把这样一个重大主题转化为一系列灵动鲜活、质文兼备的散文文本，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过去我们读同类作品所留下的印象，便常常是思维大于形象或理念压倒艺术。令人欣喜的是，围绕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出现的一批散文篇章，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同类作品常见的缺憾与不足，取而代之的是充盈着新质与新变的审美风貌，以及由此产生的较强的思想穿透力和艺术感染力。其中有两种创作取向值得总结与肯定。

　　首先是个人经验对宏大叙事的自觉介入与有机融合。以散文的形式切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话题，无疑属于历史的宏大叙事，这种叙事范式，近乎天然地追求着社会含量的丰厚与精神指向的高迈。不过，许多作家已不满足于抒发空泛的国家情怀，而是注重以清醒的历史意识为导引，精心选择生命经验中那些牵动着时代风云的事件或场景，作为切入历史的契机，进而展开高度个人化和心灵化的讲述。不妨读读林非的《渡过长江去》(《人民日报》5月23日)、肖凤的《战火，擦肩而过》(《北京晚报》4月13日)、尧山壁的《志愿军哥哥》(《海燕·都市美文》第10期)和马晓丽的《婆婆的接收北平记忆》(《人民文学》第10期)。这几篇作品不约而同地将笔墨对准了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渡江战役、北平解放、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虽然经过多种文艺样式的一再搬演，早已脉络清晰、意义彰显，然而当它们进入上述作品的叙事空间，却由于作家以见证者的身份，融入了记忆中储存的表象、思绪与情感等等，所以其画面和氛围不仅立见新鲜、活泼和真切，而且平生出一种信史植根于世道人心的深远意味。贾平凹的《从棣花到西安》(《人民文学》第10期)，裘山山的《且看车轮滚滚》(《海燕·都市美文》第12期)和毕星星的《在乡下坐公共汽车》(《海燕·都市美文》第10期)，同样是以个人经验折射国家风貌的作品。这些作品所依赖的个人经验不仅更加单纯具体，而且融入了世俗生存，书写的或是回家路途的今非昔比，或是交通工具的兴衰替代，或是乡下乘车的新鲜感受。然而，就是这些俗世经验告诉人们，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并非单单意味着社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人民物质生活的有效提升与巨大改观，正因为如此，它值得我们献上由衷的热爱和祝福。在喜迎新中国六十华诞的日子里，贺龙元帅之女、将军作家贺捷生一连写出了《故里桑植帅魂归》(《人民日报》8月1日)、《仰望国旗》(《光明日报》9月24日)等多篇抚今追昔的散文。这些作品时空邈远、背景开阔，但笔力最为集中也最见情致的是早已铭刻于作家心中的两个方面：父亲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家乡人民的无限深情和对亲属的严格要求；家乡人民包括许多前辈亲人为革命事业做出的无私奉献和付出的巨大牺牲。显然，这也是个人视角支撑起的宏大叙事。它不仅透过一个家族和一方红土展现了中国革命的神圣与悲壮，而且很自然地揭示了新中国长治久安的力量所在：执政党以其先进性和廉洁性，与人民群众建立起恒久的血肉联系。

　　其次是独立思考对历史空间的深入拓展与强力支撑。新中国走过的六十年，既是辉煌壮丽的，又是艰难曲折的。这种历史进程的“复调性”，使得许多作家在以散文回顾新中国往事时，不再只是简单的讴歌，而是在讴歌之中掺进了必要的反思与内省。且看王蒙的《歌声涌动六十年》(《人民日报》8月26日)。这篇作品以新中国成立后广泛传唱的革命歌曲为线索展开作家的记忆，其穿越时空的讲述，固然不无万象更新、继往开来的豪情，但也不时穿插着补偏救弊的哲思警语，使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国家情怀趋于深沉和立体。乔忠延的《虎头山上的灵魂》(《海燕·都市美文》第10期)从留在虎头山上的陈永贵、贾进财、孙谦、郭沫若等人的坟墓说起，通过梳理和评价这些人生前与大寨的关系，完成了对大寨精神、同时也是对新中国命运的一次辩证解读，其中饱含的悲壮与苦涩，因为更接近历史的本真而越发具有感人的力量。袁鹰的《天安门见证》(《人民日报》4月29日)和张守仁的《从无我到有我》(《文艺报》7月18日)，都是集深情与深思于一体的篇章，它们一边陈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边清理历史的疾患与旋流，努力让读者在对比与变化中走向时代的纵深思考。而梁衡的《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海燕·都市美文》第7期)、司徒杰的《拜谒韶山》(《广州文艺》增刊第2期)等，则立足更为宏阔的背景展开有关历史大事件和大趋势的思辨，其种种说法尽管未必都是定论，但却足以让人感受到建国大业的风云变幻和任重道远，进而确立高度自觉的爱国主义。

　　历史文化散文：精神追寻与文体实验齐头并进

　　崛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文化散文，经历了十年左右的轰动与火爆，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渐趋疏淡与沉稳，总体上呈现出调整、积蓄与酝酿的态势。这种态势遵循着事物螺旋式发展的规律，最终形成了创作上的新一轮冲刺与喷发，一系列精神高蹈和艺术精致的文本，不仅为历史文化散文写作开辟了新的空间和新的可能，而且又一次展现了这一文体所包含的强大生命力和美好前景。

　　纵观2009年的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一些学养丰厚、准备充足的老中青作家，推出了一批立意、行文新颖，显示着沉潜与进取精神的出色篇章。如熊召政连载于《美文》杂志的“明朝帝王师”系列、李国文连载于《文学自由谈》杂志的透视文人与文学系列，车延高连载于《十月》杂志的“醉眼看李白”系列，以及乔忠延的《记忆李自成》(《散文海外版》第4期)，谢宗玉的《阮籍三哭》(《随笔》第2期)，杨闻宇的《萧何后十年》(《海燕·都市美文》第4期)，刘慧儒的《〈后出师表〉的尴尬》(《读书》第9期)，陈启文写著名民主人士张澜的《那一袭洗得发白的长衫》(《广州文艺》第1期)，李元洛写大文人苏东坡的《生死两西湖》(《海燕·都市美文》第4期)，冯伟林写湖湘名臣胡林翼的《擎天之翼》(《散文海外版》第6期)等。而在全年度的历史文化散文中，最见思想光彩与艺术功力，同时也最能反映这类创作的新探索与新成就的，则是几位实力作家经过较长时间的辛勤笔耕，最终推出的散文专著。它们是张炜的《芳心似火》、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王充闾的《张学良人格图谱》、钱红莉的《诗经别意》，以及王芸的《穿越历史的楚风》。

　　张炜是当代中国作家中的善思者，他的思想触须一方面植根于脚下的自然与大地，另一方面则伸向了心中的历史与经典。长篇散文《芳心似火》正是作家在后一方面覃思笃悟、孜孜以求的结晶。这部作品先将齐文化和鲁文化加以区分，凸显了齐文化特有的物欲勃发、风流倜傥；然后又在齐文化与严刑峻法、专制高压的秦文化之间展开比较，既道出了二者的在在不同，更揭示了它们的异中有同；接下来则全无回避地指出了这两种文化的殊途同归和最终沉沦。这时，齐、秦文化由盛而衰的种种原因，无形中变成了当今社会发展的前车之鉴；而被它们共同忽视了的东西——思想的积累、道德的承传、知识的延续，还有对一颗“芳心”即爱心的呵护与弘扬，则幻化为作家面向人类未来的苦心叮咛与殷切期盼。

　　张承志的散文创作常常联系着宗教和底层，但也从不忽视历史。如果说问世于1990年的《心灵史》更多凝聚着作家的激情与强悍，那么新著《敬重与惜别》已将这种激情与强悍纳入了深邃与博大。这部作品以两百年来的世界风云变幻为特定背景，别具只眼地解剖了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些事件和群体，同时也细致入微地梳理和分析着中日关系史上复杂多元的政治恩怨、军事冲突和文化纠葛。其中透过人物命运、典型场景乃至具体细节所呼唤的历史大义、民族精神和人格力量，固然振聋发聩，启人心智；而那些在两个国家和民族、两种文化和文本的对读中所产生的意义的反差、错位与裂缝，又何尝不让人思路另开，视野敞亮。

　　王充闾一向主张用散文激活历史，同时用历史滋养散文。他的《张学良人格图谱》亦复如此。只是在既定的价值取向上，这部作品分明寄寓了作家更为独特和高难的艺术追求，他调动散文可以调动的一切表现手段，以不同于一般传记的散点透视的方式，为中国现代史上的爱国功臣张学良写心。围绕这一根本意旨，作品一方面在史料的丛林里广征博引，取精用弘，以披露主人公面对历史激流的心理逻辑与人格特征，以及由此派生出的一系列命运之谜；另一方面则把小说、诗歌、戏剧以及影视的技巧和元素积极引入散文的空间，以此营造丰腴而新颖的表现效果。

　　带着一卷读画随笔涉足历史文化散文的钱红莉，于数年前经营起《诗经别意》的大题目。她另辟蹊径，让自己的岁月印痕和生命储存大胆进入《诗经》的世界，用一个聪慧机敏的女子所擅长的感觉、体验、灵思和想象，同古人笔下的文学经典展开对话。这样，一部《诗经》果真有了丰沛的“别意”，同时也有了常说常新、永不枯竭的生命力。

　　青年女作家王芸的《穿越历史的楚风》，在历史积淀丰厚且密集的荆楚大地上荡开笔墨，驰骋才思。其字里行间固然不乏对地域文化遗产和古人精神气质的深入追溯与准确把握，更见苦心孤诣和卓尔不群的，则是新颖别致的文体形态与叙事策略。作家在充分掌握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用发散性与过滤性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提炼出对象的代表性特征或意象，然后以此为核心展开简洁的大写意式的历史叙事，让富有弹性和韵味的艺术语言构成畅达自足的文本，呈现主客观的全部内涵，而将必要的史料依据转化为画外音式的背景提示，放在文末。这时，一部《穿越历史的楚风》留给历史文化散文的，便不仅是异样的结构方式，同时还有积极的探索精神。

　　乡土散文：多元表现与客观审视相得益彰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始终贯穿着都市与乡村的复杂纠葛与矛盾运动，所以回望乡关、抚摸田园，一直是新时期和新世纪散文创作的重要内容。在过去的一年里，乡土题材依然占据着重要位置，而它的基本创作路向却出现了新的拓展与探索。

　　首先，面对乡土田园，一些作家不满于概念化、浅表化的书写，而试图加以立体多元的开发与表现。譬如，陈启文的《河床，在时间的岁月中》(《作品》第3期)，李清明的“天蓝水远”系列(见散文集《寥廓江天》)，均多层面地倾吐着作家的乡土经验，使一种浑圆、厚重和斑驳的水乡景观跃然纸间。刘醒龙的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以生养作家的鄂东乡村为圆心，做大跨度的时空辐射，其缤纷摇曳的艺术触须，牵引出浸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信息的社会场景与人物光影，使你看到了一个美丑交织、爱恨同在、苍茫混沌的乡土世界。阎连科的《我与父辈》(《钟山》第2期)也是一部回眸乡土的力作。散文通过讲述“我的那年代”“想念父亲”“大伯一家”“我的四叔”，极具概括性和典型性地展现了中国农民曾经走过的一段历史，其字里行间负载的种种艰辛与欢愉、沉重与温馨、敬畏与悲悯、忏悔与询问，都植根于作家刻骨铭心、无法忘却的乡土经验。

　　其次，一些作家开始用相对理性的态度，客观冷静地审视乡村大地和农民生活，努力完成生命意义的辨识和文化价值的扬弃。如周佩红的散文集《我的乡土记忆》，让作家的心灵重返当年的知青现场，用一种自由、内敛且又舒展、沉静的笔触，勾画已经逝去的乡村风景，小心翼翼地呈现大时代之下的小物象。王尧的《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有部分文字涉及作家的乡土记忆，其中乡间知识分子特有的生活细节鲜活隽永，而由作家站在今天的精神高度作出的关于一代人乡土情感的辩证分析，则尤其令人冥思和回味。周晓枫的散文并不以乡土书写见长，但一篇《纸艺里的乡村》(《人民文学》第11期)针对当下的乡村书写展开再书写，其中不少见解确实启人心智。江西作家刘华近年来致力于多卷本系列散文“大地脸谱”的创作，旨在从民间文化的层面切入乡村和田野，其中出版于2009年的《百姓的祠堂》《亲切的神灵》《风水的村庄》等卷，将艺术瞳孔依次聚焦于乡间的祠堂、面具和风水，由此展开的叙述不仅有声有色，而且入情入理，这无疑为散文的乡土书写开辟了新的有益的路径。

　　总括近期的散文创作，三大亮点固然构成了成绩的主流，但毕竟不是成绩的全部。在亮点的光照之外，仍有一些质文俱佳的作品熠熠生辉，显示着思想、情感和审美的力量。这类作品至少包括：余秋雨悼念谢晋的《门孔》(《收获》第1期)，史铁生表达意识流动的《诚实与善思》(《人民文学》第10期)，王开岭直面当下世道人心的《现代人的江湖》(《海燕·都市美文》第9期)，刘心武追怀亡妻的《那边多美呀！》(《上海文学》第7期)，南帆将理论散文化的《关于一部虚拟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海燕·都市美文》第8期)，梁晓声的《谢铁骊印象》(《海燕·都市美文》第1期)，朱以撒缅怀恩师俞元桂的《像潮水一样漫过》(《散文》第9期)等。倘若说到这一年出现的散文新人，新疆的李娟和甘肃的刘梅花无疑值得关注，她们发表的一些作品，大都传递出健康的审美意趣与良好的文学潜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