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是余秋雨，贾是贾平凹。余没有小说，懂学问，贾不做学问，多小说，各有各的优势。他们的文学既成功，又成名，影响甚广。当然余风度翩翩，口才杰出，遂能适时发展，秉持现代传媒为自己所用，腾声三地，身游两岸。贾形象黯然，嘴笨，方言难脱其舌，便入了书画，不过他以拙致静，以静致远，誉播宇内而扬海外。他们是好朋友，曾经一再互相支持。

　　贾余皆是应运而生。贾的散文发踪于20世纪70年代初，繁盛于20世纪80年代，连绵如流，时有泠响，是对以杨朔和秦牧为代表的国家意识与大众情感的一种＊＊，悄然回归于性灵及神气。余的散文萌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对后新时期泛滥于世的小情小调的一种＊＊，昂昂回归于见识。贾显然是从明的公安派和清的桐城派得到了启示，余博览典籍，文史兼备，远接洪迈之韵。遗憾他们都绕开了现代文学的最强音，主旋律，人的文学。也许心存忌惮，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局限，不必苛求。贾余散文的问世有十年之差，贾前余晚，卒成大家。

　　贾是感觉性的，胸臆尽淌，余是思考性的，学理纷呈。贾以体验作深泉，余以知识为雄资。贾的结构多动之于心，遂有行云流水之态，余的结构多来之于脑，乃留逻辑之轨。贾在山里长成，孤独着，喜欢自言自语，往往便忘了散文也是要见绅士淑女的，竟不禁把风情隐秘猥亵展示出来，不过这恰恰构成了艺术的趣味。余是教师出身，久向学生授业，早就养成了面对受众的习惯，述作虽然异于讲台，但它却仍难免使其想到芸芸隐形之受众，散文便声调严正，冠冕堂皇，不过也就流失了一些妙感。

　　余是长句，叙事中夹陈述，陈述中夹叙事，明理，分析问题，要你点头——

　　如果说先后在巨大的社会灾难中迅速开创了“贞观之治”和“康雍乾盛世”的两位中国历史上最杰出帝王都不是汉族，如果我们还愿意想一想那位至今还在被全世界历史学家惊叹的建立了赫赫战功的元太祖成吉思汗，那么我们的中华历史观一定会比小学里的历史课开阔得多，放达得多。(《一个王朝的背影》)

　　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富裕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的结果，但事实是，山西商业贸易的发达、豪富人家奢华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当时山西城镇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抱愧山西》)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风雨天一阁》)

　　贾用短语，绘声绘色，绘形绘态，善于营造一种气氛，逗你会意——

　　闲人不怕苦，不怕死，满世界里唯有两怕。一怕结婚，虽然不断地有姑娘相伴，但闲人已经是老大年龄了仍未结婚。他们总希望有一个美丽的，既温柔又风野，能吸烟能喝酒能跳舞能谈人生能打麻将的老婆，遗憾的是没有能将这些条件集中于一身的姑娘。二怕寂寞。寂寞如狼怕火，寂寞如鬼怕唾。他们预防着某一日任何人任何力量治不倒他们而要将他们寂寞独处的残酷，于是就幻想着真有那么一日，他们要爬上城中的报话大楼的顶尖上，然后用一条绳索一头系在楼顶尖一头套在脖子上纵身一跳，吊在半空了。因为吊在城中的最高点，全城的人都看得见，而且报话的大钟是每一小时要长鸣一次。(《闲人》)

　　洛南和丹凤相接的地方，横亘着无尽的山岭，蜿蜿蜒蜒，成几百里地，有戴土而出的，有负石而来的，负石的林木瘦耸，戴土的林木肥茂；既是一座山的，木在山上土厚之处，便有千尺之松，在水边土薄之处，则数尺之蘖而已。(《莽岭一条沟》)

　　有一年，来了一个石匠，为我家洗一台石磨，奶奶又说：用这块丑石吧，省得从远处搬动。石匠看了看， 摇着头，嫌它石质太细，也不采用。(《丑石》)

　　显然，余在于表达清楚，注意语法，句长而规整，辞达而已。不过贾有所追求，言而有文，遂行之远。尤其贾能求物之神，求神之态，具捕风捉影之功，语短而意丰。

　　在中国从事文学何等之难！贾余皆为才俊，能识时务，遂当有所规避，也善规避。贾以陶醉而逃，余以高蹈而逃。贾之逃有其悦，余之逃有其憾。以风骨考量，贾之风盛，骨略不壮，余之骨柔，风嫌不华。贾是绝望的，余尽管约约有其遥致，终于是无望的。

　　王国维对三代以下的诗人曾经有高论，盛赞屈原，陶渊明，杜甫，苏东坡，隆推他们的天才和道德。仰天长叹，先贤是伟大的，吾辈惭愧！

　　让我开窗透一透空气吧，我要远方清新的空气。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