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我参加了许多由杂志和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学术会议。现在的这些会议主要由学院主办。学院里的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同时又存在许多差别。学院里的主要工作是学科建设，强调研究之中的学术含量，较少与当代文学直接碰撞。从学院的学报到各种学术刊物，问世的文学研究论文不算少，但是只有少量论文对当代文学发言。所以，很多人质疑文学批评脱离了文学现场。有时人们还会与20世纪80年代作一个比较。那时的各种很有影响的文学运动、文学潮流是作家和批评家共同构造出来的，譬如说“寻根文学”。现在的批评家似乎不见了，至少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观点渐渐形成了一种舆论。我当然觉得有些夸大其辞，很多批评家还在持续不懈地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种种十分有益的意见。但是我们同时要承认，这种舆论事出有因。

　　我觉得应当从这种舆论之中意识到两点。第一，读者对于文学批评的状况不太满意，比较有分寸的表述是“不尽人意”；第二，各方面对于文学批评仍然有较强的需求。如果完全失望或者丧失了需求，这一门知识就会淡出视野而没有人费神品头论足。

　　当然，现今的社会文化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于文学批评的需求也不同于以往。我略为总结一下，人们对于文学批评的不满和需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来自普通读者。普通读者之中有相当多的人文学水平比较高。他们阅读文学作品，同时也对文学作品的高下优劣进行评判。提出了自己的判断之后，他们愿意在文学批评家那里求证自己的意见，如果双方见解不同，他们希望与批评家展开对话。某些时候，这批读者相当活跃，他们对于文学批评的需求可能会特别强烈——譬如，影响重大的文学评奖公布结果的时候，或者，某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引起社会热议的时候。一旦文学作品的评价超出了文学范围而成为一个社会事件，这批读者通常都会发言。他们的言辞可能比较尖锐，甚至有些刻薄，但是，他们对于文学批评是由衷的关注。

　　一些读者认为，现在的文学批评就是说好话，一片恭维奉承之声。这种观点肯定不准确，批评家之中存在各种声音。在我看来，这种观点的出现可能混淆了两种情况：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的宣传。

　　现代社会的文化生产机制已经出现了根本的转变，譬如，销售量很大的书籍、报纸，或者电影、电视连续剧的出现。这些作品的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对于商业社会说来，投资需要回报，回报必须包含尽可能高额的利润。宣传自己的作品如同在大众传媒上做广告，是商业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人把这种宣传与文学批评相提并论。然而，二者显然是不同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大众传媒上常常只剩下宣传，人们读不到那种尖锐、犀利同时又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批评家没有在大众传媒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人们觉得广告语言就是批评的全部。

　　如果企图改变这种局面，批评家要敢于在大众传媒上发言。这种发言不仅要有观点，而且要有风格，有性格，最好掷地有声。至少要有一部分批评家擅长写这种文章，大众传媒上的文学批评是与普通读者而不是学术同行对话。这种文学批评不应该出现过多晦涩的、专业化的术语。当然，大众传媒上的文学批评要摆出讲道理的姿态，可以坚持己见，同时又要懂得倾听他人。现在的互联网存在不少发言的平台。然而，许多人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首选的语言风格就是谩骂。“脑残”、“狗屎”等等凶恶的词汇四处横飞。我们的语言风格已经如此不堪了吗？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机智、幽默、俏皮之中透彻地说理？如果文学批评能够带头树立起一种良性的辩论风格，那也可以算功莫大焉。当然，发展这种文学批评需要一个相对集中的空间，一个接纳这种文学批评而不受商业操控的阵地。如果我们的周围连这么一个空间也找不到，那的确有些可悲了。

　　其次，对于文学批评的不满和需求很大程度地来自作家。作家的人数不多，但是属于文学批评读者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一批内行人。当然，批评家应当意识到，文学批评从纯粹的理论或者文学史的角度考察一些文学问题的时候，作家没有太大的兴趣。作家更为感兴趣的是与文学写作具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一个文学教授曾经做出一个精彩的区分：有两种批评家，一种是教练式的，一种是体育评论员式的。作家显然对于教练式的批评家更为亲切。批评家认为一部小说的结尾写得不好，作家接受这个意见之余的迫切希望是，告诉他怎么写得更好。这就是教练的作用。教练的意见不一定正确，但教练的意义在于贡献具体的指导意见而不是停留于大概念。作家有时觉得，那些仅仅盘旋于大概念的批评家对于文学作品的艺术质量不甚了然。譬如，某种文学主题十分重要，这并不表明涉及这个主题的都是好作品。很多粗糙的作品曾经因为一个时髦的口号而被抬举到显赫的位置上。另一方面，一些质量上乘的作品因为没有和时髦的口号挂钩从而无人问津。尽管作家与批评家看问题的角度不尽相同，但是，作家的这些观点值得重视。批评家的确出现过不少这一类失误。

　　文学史上出现过两种类型的作品。我把一种类型称之为重要作品，另一种类型称之为好作品。重要作品往往意味着开辟文学史的某一个方向，或者首先揭示出某一个问题。但是，它并不是走得最远的作品。这叫做但开风气不为先。它的方向的确是开拓性的，但是后来者比他做得更好。我所说的好作品各个方面比较均衡。这些作品往往很难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因而这些作品反而不容易跟某个口号直接联系起来。许多时候，这些作品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作家对于这种状况不太满意。尤其是文化研究兴盛以来，文学批评涉及很多新的主题，譬如说阶级、民族、性别所谓的“铁三角”，意识形态分析正在重新得到高度重视。然而，这个过程的确出现了忽视好作品的倾向。在我看来，好作品之所以成为好作品，极其重要的方面仍然在于作家对于社会、历史和我们周围生活的深刻挖掘。我丝毫不反对文学作品与时髦的口号产生联系；不过，我更关心的是，这些口号是否、或者以何种方式进入社会、历史和我们周围生活的深处？这种问题只有好作品才能有效地回答。作家希望批评家能够更为注重文学作品本身的质量，这是有道理的。批评家应当提醒自己时时关注这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的不满和需求来自学术界，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文学理论家。20世纪被称之为理论的世纪。这个世纪以来，各种文学理论学派层出不穷。从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再到后殖民理论、生态主义等等，各种批评模式粉墨登场，刮起了形形色色理论旋风，现今的文学批评就是在这种理论环境中间工作。一些文学理论家眼里，文学批评的理论含量和学术含量不够。通常的观点认为，文学研究可以进一步分为三个学科：一个是文学史研究，一个是文学理论研究，另一个就是文学批评。就今天而言，三者之间的距离正在缩小。如今西方的很多文学理论教材就是各种文学批评学派的介绍。另外一方面，文学批评本身的理论含量正在加大，很多学院教授写出来的批评文章越来越高深。这种工作环境之中，文学理论必定会对文学批评提出比较高的理论要求。这是批评家不能不考虑的一个方面。

　　有意思的是，后殖民理论引发了一个新的倾向：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越来越强烈。这时，文学批评应当承担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即是，观察中国当代文学具有的独特特征，特别是晚清以来特殊的中国经验表述，并且指出这种表述在世界学术视野中具有什么意义。从晚清到今天，中国走了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从革命、解放到改革，我们拥有许多独特的经验和教训。这一切在当代文学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记载和表现。文学批评能否把这些问题的独特性提出来，能否站在世界多种现代性发展方向的意义上给予深刻的讨论，这同样是文学批评可能显示的理论意义。

　　顺便说一下，很多的西方理论家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十分感兴趣。但是，由于无法全面地把握中国经验，他们常常出现错觉和失误的判断，总是不知不觉地返回西方的观念，甚至返回西方中心主义。这时，批评家有义务和他们展开具有同等理论深度的对话。这不仅是对中国经验的阐述，而且是构造中国进入世界舞台的基础。

　　总而言之，普通读者、作家和理论学术界都对中国的文学批评有所期待，这就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起点。当然，每一个批评家的研究方向和关注焦点并不一致。但是，就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批评家不是靠近这个领域，就是靠近那个领域，他们很快都会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批评家有责任工作得更为有效一些，进一步改善文学批评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