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浮沉》：向中国社会横向切下的一刀

记者：你从2002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多部短篇小说，其中《卡卡的信仰》《杀鸭记》都颇受好评，2004年推出小长篇《最爱》，并着手准备民国长篇历史小说《琉璃时代》。为什么会在2007年9月，《琉璃时代》修改期间，突然化名“京城洛神”，在网络上创作长篇小说《浮沉》？

崔曼莉：2004年我开始收集与《琉璃时代》相关的民国历史资料。5年创作生涯，三易其稿、四次修改，经历过彻底的放弃和彻底的不放弃。2007年秋天，《琉璃时代》第三稿创作结束，我自觉在大长篇创作上积累了很多经验，如结构、细节、人物、节奏等等。当时特别想在《琉璃时代》完稿后，创作下一部长篇。恰在此时，因为一个IT行业偶发事件，我的很多朋友建议我写一部当代题材的小说，并建议我在“天涯论坛”连载。这对我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此前我从未在网络上发表过作品，网络信息铺天盖地，如何通过一篇小说引发读者的阅读热情呢？题材是一方面，但最重要的，是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作品。我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三天没有出门。最终我想明白了，《浮沉》是我向中国社会横向切下的一刀，我可以通过小说展示整个中国社会在商业化进程中的各种异化与生态。这就是《浮沉》创作的起因。

记者：你是在创作《琉璃时代》的期间创作了《浮沉》。《琉璃时代》创作的时候到底有多艰难，它对《浮沉》的创作有帮助吗？

崔曼莉：《琉璃时代》以少女凤仪从10岁到35岁的25年人生为线索，描写了民国从1910年至1935年的发展历史，展示了民国社会和其中各种人物的命运。其中涉及政治冲突、资本发展、黑帮经济、文化冲突等各方面。这是一本全虚构小说，而且很难从现实生活中找到来源，但我力求大到背景小到穿衣，都有史可证、有据可依。这本小说资料整理工作近一年半，创作时间是3年半，历时共5年。第一稿完成时，我几乎崩溃，甚至认为自己根本不会写作。当时有朋友告诉我，第一人称讲故事较容易把握，建议我改用第一人称重写。于是我改用第一人称创作完成第二稿，当时觉得写得还行，似乎可以出版，但我还是不想放弃。于是，我回到全知全能角度，重新开始创作第三稿。可能前面已经写废了近100万字，到第三次创作时，很多问题迎刃而解。2007年《琉璃时代》第3稿完成时，我像一条终于啃完了一根超硬骨头的狗，累得要死却浑身舒服。紧接着，我在网络上在线创作《浮沉》，感觉像在休息，所有在《琉璃时代》中解决的问题，都借《浮沉》“畅所欲言”，真有点不亦乐乎。

记者：《琉璃时代》写了民国25年的历史。《浮沉》的结构和内容也很复杂，涉及国企、外企，＊＊、职场，事业、爱情等各方面。有人说《浮沉》是职场小说，有人说是商战小说，有人是说社会小说，2007年《浮沉》首发时，出版对它的定位是“职场小说”，你怎么看呢？“职场小说”的定位，遮蔽了小说中更有意义和深度的问题。

崔曼莉：小说如何创作，是我的事情，但是大家如何宣传，是我无法把握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种解释。当时有人对我说：“‘职场小说’这个帽子扣得是小了点，但是没这个帽子书就不好卖”。出版我是外行。《浮沉》出版方的三个主要负责人都是中文系出身，有深厚的文学底蕴。他们对学院派有自己的看法和反思。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对这种反思也是认同的。但同时，我认为文学是真诚的，亦是自由的。不管别人如何用市场去反应我的作品，只要我自己在创作时凭着真感受、真想法、真洞察、展开真的想象，全力去创作小说，就可以了。后来《浮沉》第二部，出版社定义为生存小说，又有人说这是社会小说。作为作者，我希望通过这部小说反映中国社会在商品化进程中的整个生态和由此带来的中国人的生命状态。《浮沉》是我在中国社会切下的一个横切面。如果能用书画作品来比喻，我希望《浮沉》是一部当代中国之“清明上河图”。它反映时代的变化与冲突，以及人的命运与选择。希望它能为我们观察这个时代提供小说式的历史材料。我说的横切面、清明上河图等概念，都是我创作时候的方向，并不是一个文学评论。

记者：《浮沉》在“天涯论坛”一经发表便引发阅读热潮，数十家出版机构也加入了“浮沉”争夺战。这都是外界的反应，你当时的感觉如何？

崔曼莉：有一个细节我很难忘。《浮沉》发表第3天后，我打开“天涯”的站内信，十几家出版机构询问小说是否出版，能否洽谈合作。这让从未在网络上发表过作品的我十分惊讶。《琉璃时代》经过3稿的艰难创作，尚不知何处能出版，我虽不以出版为目的进行写作，但无处出版还是令我担心。可是现在，我刚刚在网络上在线创作了一个开头，就有出版社联系。是我落伍了，还是文学不受重视了？第二天聚会，大家追问《浮沉》连载。我说《浮沉》我不写了，大家问为什么，我说因为出版社在找我，我觉得文学不应该如此，他们不尊重文学。话音未落，全场大笑。大家说你也太较真了，有人想出版是好事，网上找稿子难道就错了？我不知如何回答，现在看来，可能是我老派，尤其在文学的问题上。

直到我最终想清楚，要把《浮沉》定义为当代中国“清明上河图”，我才继续在网上创作小说。我觉得与创作相比，一切都是外在的，完成这样的一部作品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诱惑。

记者：为什么说他们“不尊重文学”？你理想中的文学及文学“生产”是怎样的？

崔曼莉：对我来说，文学是创造，不是生产。理想的文学就是始于文学，止于文学。从文学开始，到文学结束。以人的洞察能力与想象能力，无中生有、造时创空。西方人说，艺术家仅次于上帝，所以艺术家不在任何阶层之内，常不被人理解、生活窘迫，这都是因为艺术家热爱创造，企图达到神的能力，受神排挤所致。

记者：要结构一部当代“清明上河图”必须要有时代感，要有对时代的宏观把握，同时还要勾画时代的细部，你是如何表现的？

崔曼莉：《浮沉》通过两家外企竞争一家国企改制的7亿大单，反映了外企之间的竞争；外企本身的结构、竞争原由与文化冲突；也反映了国企改制的艰难与复杂。同时通过这三家大企业，反映中小企业在夹缝中求生挣扎。以女主人公乔莉与7亿大单的不期而遇，以及她和7亿大单关联出各个阶层的人们，因整个事件带来的命运变化与人生选择。

《浮沉》中的主人公们从没有一个把职场成功视为终极目标。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安身问题，更是如何立命，立一个什么样的命。他们面对着人生价值观的追问。《浮沉》里有很多强者，但强者都被现实困扰，受理想制约。女主人公乔莉因具有中国式“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使她一方面受到热爱，另一方面也引起争议。

希望展现传统与现代中的精神传承

记者：小说《浮沉》中有一条很有意义的线索，遗憾的是电视剧改编时消失了。乔莉与她父亲的沟通在全书着笔不多，却是非常触动人心的亮点。每次乔莉碰到难题时就会在电话中向父亲诉说。这既是父女间的桥梁，也是两代人的桥梁，还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一座桥梁。可以说，这是一条设计深远的线索，涉及到代际沟通与文化传承。这条线索的安排是你一开始就设定好的，还是在写作过程中慢慢摸索的？

崔曼莉：对，这条线索我在写作时就是这样安排的。很多读者在跟我交流时，都对这条线索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认为乔爸爸是一个好父亲，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父亲，他能给你精神支持，同时又不以世俗观念去要求你，这样的父母会让孩子获得巨大的精神资源。乔爸爸身上有着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他强调“君子自强不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缓则圆”、“有所为有所不为”。他拥有一套中国传统儒家的生存哲学，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以他在乔莉的事业与婚姻问题上都表现得很开明，与女儿沟通不多，却成为乔莉有力的精神支持。在《浮沉2》中，老乔对女儿说，时代发展得太快了，你说的这些外企问题，我已经不懂了，只能告诉你一些做人的经验。老乔与乔莉之间的“不懂”，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发展，而他们之间的互通，又体现了中国人“做人”的精神传承。

记者：你所说的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现代都市中的生存原则和秩序，比如现代经理人制度之间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同时更有可能产生冲突，在小说中是否有相关的体现？

崔曼莉：中国社会现在面临一个职业化的进程，职业化本身就是一种异化。这种异化在陆帆身上得到明显的体现。陆帆海归，深受美国商学院熏陶，他本质上是一个情感脆弱的人，但是一进公司，就像机器一样立即转换成职业经理人的身份，任何问题都在职业的层面加以解决，甚至完全漠视自己在本质上对乔莉的好感与认同。他在职场是一名管理高手，私生活却处理得一团糟。这样的人在今天社会非常多见。而乔莉作为一个本土成长的年轻人，体现更多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她的忠于职守与陆帆的职业操守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区别。职业经理人可能不讲人的价值观，但必讲法律和职业准则，但是乔莉除了在乎法律的底线，更在乎人生的底线，她信奉的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坚持的是受人之托、终人之事。乔莉身上既有现代文明的表现，又有传统文化的继承。或者说，她对这二者都是开放的，愿意接纳和学习，并去身体力行的。

记者：乔莉有着你对现代都市年轻人的理想和期待。表现都市青年尤其职场人的作品很难没有爱情笔墨，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并没有建立任何一段明确的爱情关系，陆帆、乔莉、狄云海、车雅尼、周雄之间的感情线埋藏得很深，他们彼此之间的情感在小说中是一种动人的小波澜，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崔曼莉：很多人不明白，乔莉与陆帆明明互相有好感，为什么不能更进一步？其实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的文化差异，陆帆不理解乔莉的伤心和徘徊，乔莉也不理解陆帆带有机器性质的工作方式。而紧张的7亿大单的压力，又使他们完全没有机会去沟通、理解。所以，《浮沉》的感情线索看似若有若无，其实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必然性。《浮沉》中每个人物都代表了今天社会的一种人。他们之间情潮暗涌，似乎处处有机会，却处处都充满了矛盾与差异。而7亿大单又让他们完全没有机会放松下来，考虑自己的感情问题。《浮沉》的感情线索，除了内在逻辑的制约，也是外在条件下的真实逻辑。

记者：可能由于表现手段的限制，电视剧把这些情感关系简单化了，同时也把王贵林这个人物、国企改制等问题简单化了。小说中的王贵林是个非常复杂的形象，他周旋在两家大外企和两大券商之间。是他在牵制这四家公司两两搏杀后赢取了自己和企业的最大利益，这是个不同于以往国企领导的形象。对这个人物，你是如何把握的？电视剧中，乔莉的情感指向了王贵林，你如何看？

崔曼莉：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有其本身的逻辑规律。我尊重乔莉的内外在逻辑给她带来的命运走向、情感故事。电视剧中乔莉的感情发展与选择，也应受其内外在逻辑决定。单就小说而言，乔莉的情感没有逻辑可以指向王贵林。

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应该有其多面性、复杂性。王贵林是个坚强的人，带过兵、打过仗。同时，他又很聪明，多年的国企竞争磨练了他的生存智慧。他对晶通的情感很复杂，一方面他在晶通工作多年，希望晶通能好好发展，另一方面，他又确实在改制中被利益诱惑。面对大外企、大券商，他是弱者，他既不懂先进的管理技术，也不懂红酒、高尔夫。同时，他也不是一个有＊＊资源的厂长，完全靠自己一步一步从普通工人走到管理层。但是，他创造性地运用了7个亿的概念，以利益为诱饵，成功地实现了资源整合，并且在整合中，让自己从弱势变成强势，把所有人都裹挟进了这一场“战争”。他看似赢家，却同样把他自己也裹挟进去。他真的赢了吗？还是会满盘皆输，答案都在第三部。

记者：可不可以谈谈《浮沉3》？

崔曼莉：《浮沉2》写完之后，很多人都在等《浮沉3》，但我迟迟不能动笔，我在等一个创作的状态。创作对我来说，一定要有一个内心的状态。它能够打动我，让我有创作冲动。好的作品是作品的生命状态与作家的生命状态的双律动。仅凭熟练或技术去讲故事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我警惕这份熟练。很难讲这个状态是什么，比如《浮沉2》创作的起因，是一次我独自坐火车回南京，路途中有一段光线特别昏暗，人声嘈杂，我陷入一种奇怪的孤独。我坐在那里，突然明白这就是我要的感觉。我等了它很久很久。

电视剧：也可以不叫《浮沉》

记者：近期，北京、上海等四家卫视同时热播根据你的小说《浮沉》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你看了吗？对改编的影视作品有什么看法？

崔曼莉：小说着重于文学，电视剧着重于市场。我对改编的成功不抱希望，但也存有希望。电视剧热播当天，我看了第一集的前10分钟，也是惟一的10分钟。小说主人公乔莉是一位自强不息的新女性，在电视剧开头，却似乎在解说她因被未来婆婆奚落，和男朋友分手，方赌恨奋斗。我想，如果不能理解“君子自强不息”为做人之根本，定要用市民间的恩怨加以说明，仅从此意义上说，《浮沉》的改编虽然在大情节线上尊重了原著，却也可以不称之为《浮沉》。

记者：电视剧播出后，编剧在宣传时把改编《浮沉》说成是“写《浮沉》”，甚至在首轮热播的四个电视台中，有两个把片头“根据崔曼莉原著小说改编”都剪掉了，你如何回应这个问题？

崔曼莉：我是《浮沉》小说原著作者，不是编剧。编剧以小说为基础进行改编，是否要与作者商量，基本是根据每个编剧的习惯。《浮沉》在改编期间，编剧没有和我交流过。至于电视剧热播之时，四家卫视中有两家卫视把我的名字剪掉，制片方的解释是，他们提供的样带都是全的，但是电视台会乱剪乱砍，我也没有再追问电视台。电视剧热播之际，多家媒体在采访编剧后，都发表了关于编剧23岁“写浮沉”，如何历经艰辛的文章，引起众多误会。很多人看完报道后不仅质疑电视剧并非改编作品，是编剧原创，甚至质疑《浮沉》小说作者就是编剧。这让小说读者们愤怒、不解，有些年轻作者也向我表示抗议。《浮沉》作为畅销小说改编电视剧，面临一个作者的最基本权利——著作权是否有保障的问题。文学原创该如何与影视合作？我作为作者，应该有责任出面澄清。事情越来越有压力，而编剧宣传并未停止，且没有任何人私下向我澄清或解释。一个多月之后，我只好在《扬子晚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澄清我是《浮沉》小说的原著作者。这感觉很荒诞，本来无事，却成是非。

记者：作家出售版权，拍摄方进行改编拍摄，从法律的层面说无可挑剔。但是我也听过很多作家谈到改编作品，都不大满意。在法律条文之下，作品的改编似乎还涉及对文学、艺术基本审美理想和审美规律的尊重。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崔曼莉：由小说改编影视作品必然会有成功与失败的争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我出让《浮沉》电视剧改编权之时，是因为被制片方和导演的诚意所打动，同时也相信制片方与导演的才能。那时我并不知道谁将改编《浮沉》，也根本无从预料今天之局面。

目标不同带来的结果不同。文学与市场之间有矛盾，但也要看如何统一，何人来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