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苏北的农村。

　　如果海岸线再往西移动三十里，我的家乡就是沧海中的一片浮萍，一叶扁舟了。这个用水做成的村庄，虽没有小桥流水的江南少女般的妩媚，但岁月年轮的迂回变迁，却把我的家乡装扮得少妇一样的庄重温柔。

　　就是在这样的乡村里，我一年一年的长大。

　　在我的家乡，流传着许多俗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句：“大人盼种田，小孩盼过年。”

　　过年，成了我孩提时代最快乐和向往的事。

　　腊月廿四灶王爷一上天，我们这些孩子就扳着指头数呀数：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十，恨不得一眨眼就是新年。等年的心那真叫急，等年的景致也真叫好。菜花大公鸡立在高高的草垛上，对着当空的红日昂头高唱；老黄狗从矮墙边窜出来朝着路过的行人“汪汪”狂叫；父亲和母亲浑身铆足了劲，忙得花白的头发上都是汗涔涔，时不时望望村口，我知道那是等盼着在外工作的哥哥姐姐归来过年；当空的日头也似乎晓得人间要过年了，连撒下的阳光，都是那样的喜眯眯、暖洋洋，那一份“快乐”气氛怎一个“喜”字了得。

　　大人们都忙里忙外，扫尘、洗衣、剪窗花、糊窗棂、做豆腐，杀年猪，蒸馒头，炸肉圆。无暇顾及我们这些小孩子，任我们像小鸟一样自由地飞来飞去，任我们怎么去疯。一会儿掼“宝”，一会儿跳“方”，一会儿捉迷藏，偶尔放出几个从家里偷出来的冷炮在天空炸响，一股淡淡的火药味弥漫在乡村的天空。

　　做豆腐时，父亲挑着水桶到一里以外的一个庄塘取水，那里的水特别甜美。我尾随着父亲，看到水塘边有许多人在等取水，相互间打着招呼，望着远方青黄相间有如一幅浓郁风景画的麦田，谈论着来年的收成。也有几个婶子则谈论着今年做多少豆腐，置多少年货，寒风吹起她们的头巾，她们的笑声却把寒冷驱赶得一干二尽。等得不耐烦的男人则拿起扁担，使劲的敲打着冰面，捣出一个冰窟窿，把清凉凉的水轻轻的舀进桶里，晃悠悠的挑着一担希望和快乐回家。

　　我们几个小男孩，认识的，不认识的则自然地组合在一起，顾不得天寒地动，抓起一块块碎冰，朝满塘的冰面上扔去，那清脆脆的响声惊飞了一群群前来觅食的麻雀。邻家的小妹妹，早早就把过年的新大红棉袄穿在身上，冲天的小辨上插着两朵丝绸扎的蝴蝶结，看着我们在冰上做各种各样滑稽的动作，笑得脸像一朵三月的桃花。

　　在父亲的吆喝声中，我不情愿的离开这个留下童年许多梦想的热闹水塘。。

　　父亲象上了发条的老钟，刚把水倒进缸里，又把浸了几天变得煞白的豆子挑到几里以外的磨房磨豆浆。

　　母亲则像不息的陀螺，把这里擦擦，那里扫扫，家变得温暖而舒适。

　　父亲在灶下烧着火，母亲在灶上守着锅。火光照着父亲饱经沧桑的古铜色脸膛，就像一幅雕刻的板画，母亲把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锅里似潮水慢慢升起的豆浆，迅速地用舀子舀起来，倒在一旁早准备好的大木桶里。

　　新鲜的豆腐脑粉润粘稠，母亲总会把它盛一点起来，加上一点红糖，叫我和妹妹端到一边去喝。那时候，我感觉豆腐浆天下最美好的饮品。

　　最能吸引我们好奇的莫过于杀猪了。

　　杀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单是请小刀手四大爷，不花一包好烟卷，是决计轮不到的，父亲为此总要奔波几个晚上。

　　父母含辛茹苦整整养了一年的猪，我们兄妹一块田野一块田野找来一把把菜喂大的猪，在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一声吆喊中，四脚朝天，抬上了台架子。我蒙着眼睛不敢看，妹妹则吓得躲到墙角里，急得大声的哭起来。母亲把盛了半盆水的盆放在猪头下面，也跑到墙角和妹妹抹眼泪去了。

　　四大爷喝一口酒，脸涨得通红，他对着自己的手心吐了两口吐沫，对准猪的喉咙，猛地一刀插下去，猪在一声惨叫声中，“咕噜咕噜”淌下许多血，在慢慢的喘息中不再挣扎了。

　　四大爷很能干，从猪脚地方割了一个小口子，对着小口子吹着气，不一会，猪像一个打了气的皮球鼓起来了。

　　我最想要的是猪尿泡。眼睁睁的看着四大爷熟练地把猪开膛剖肚，把花花红红的弄出一盆又一盆，直到四大爷把猪尿泡取出来，用脚在地上使劲的踩了踩递给了我。我像得到了一个宝贝，用一根芦苇管子把它吹起来，扎上一根红头绳，就跑到外面疯去了。

　　玩够了猪尿泡，就盼望着大年初一快来到。

　　当新年的第一声鞭炮响起，像谁预先布置好了一样，整个村庄全部兴奋起来，那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连成一片，把天都映红了。

　　“姑娘要花，小子要炮。”鞭炮又成了我的新宠。喝完了母亲的新年早茶，在父亲的喝喊中，偷偷地带上自己早已准备好的小布口袋，在黑墟墟的晨曦里就到放过鞭炮人家门前寻找我的最爱。不然，同村的二蛋，进财肯定比我先到。遇着好人家，看到我们小男孩早早到他们家门前，我们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接下来，拜年，吃大糕，看跳财神，玩龙船，扭大秧歌。快乐吉祥的新年气氛无一天不让我有新奇的感觉。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现在我的家乡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也住进了县城，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但我还是怀念在乡下过年，那情真纯，那感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