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包括“五四”及古典历史小说在内，当代历史小说的评论落后于创作已是基本事实。这个尴尬的事实又因新近频频亮相的另类历史小说而加剧。历史小说批评最大的争议，往往来自于叙事方式的评判。其实，若以当代世界文学的成功案例为参照，历史小说的全新叙事方式，已渐成主流之势。其特点是往往回避讲史结构和注意力上的纠缠细节真实，并隐去真实地名人名，而以基本史实为骨架去出色虚构，其叙事特异、构思奇诡，叙述优雅、神秘，以及充分调动诸多小说元素营造故事看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深度阅读的快乐。新锐作家陈建波的《杂牌军》(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6月1日出版)尤其典型。

　　“杂牌军”的真实历史原型，是抗战时期占据江苏泰州地区的苏鲁皖游击部队，首领李明扬、李长江，时称“泰州二李”，亦即小说中的“吴尚二黎”。全书写杂牌军由鼎盛走向覆灭的过程，时间跨度从“皖南事变”之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文革”前电影《东进序曲》曾有涉及)。作者在综合各种史料的基础上，毅然放弃全景式描述，将日、伪、国(含顽固派)、共、杂牌军五方势力为矛盾的集中点，大巧若拙地落实到一个小女子身上。小说起笔从1941年春天一枚日本人误投到女教师贾慧家中而未爆炸的炸弹开始，使主人公意外地卷入到一段非常历史当中。贾慧的情感历程，与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一同起落，而民族困境中的历史复述，恰恰因贾慧和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的共时性而产生出逼真的现场感。这也是作者在读者最期待处常常出彩的前置因素。作为某种象征，贾慧个人爱恨情仇的纠结，也是这支杂牌军深陷各种势力之间而进退维谷的写照。

　　视角的转换，还为历史材料的大胆取舍、重组悬念、经营人物带来空前的自由。面对姓蒋还是姓汪的选择，小说直接将“二黎”置身于羁绊和挣脱的巨大冲突中，其文化差异和性格使然又各为其果。对“战、降”并行策略之后的分手部分，小说中有极其生动的描写。出于策略，作为老同盟会员的黎星源(李明扬原型)向沿街送行的百姓深情作揖，他的泪水是真切的；但对于同样因为策略而留下的亲如兄弟的草莽副手黎星斗(李长江原型)实施“曲线救国”，他充满了担忧。及至黎星斗最终被日本人下毒致残，黎星源冒死(绝食)探望，换帖兄弟失足的千古恨与大敌当前的民族仇交织在一起，恰是作家陈建波擅长的将人物逼入绝境而谋故事和人性出其不意的大手笔。

　　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这个论断同样也适用于历史小说。鲁迅当年批评郑振铎的历史小说《桂公塘》“太为《指南录》所拘束，未能活泼”，是为至理。这使人想起另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刘宗敏的记载，《明史·流贼》中，实在只有两句话。姚雪垠却据此写出了那么多动人的笔墨，应为“活泼”的佐证吧。作为青年小说家的陈建波，10年来出版了6部长篇小说(其影视潜质，常常受专业的影视人追捧)，其旺盛的创造力，远超许多仅靠有限直接生活经验、又无多少生命体验的同辈作家。陈建波从擅长的悬疑(所谓类型化)小说成功地转型升级，直接表现在题材的多样、叙事的从容挥洒、人物深度的开掘以及文字的更趋张力上。

　　如果，他在今后的创作中，更多注意将哲思引入人性的开掘与历史记忆、小说人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中，那么连同故事本身，他的作品或将更加立体和耐人寻味。如同作者一以贯之沉迷于苏中历史古城的历史体验，企求在历史中发现比现实更让人着迷的生活，其文本会愈发显示出超越时间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