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稿、红包稿、人情稿，你是否觉得中国的影评交口到泛滥的地步？坏品位、做宣传、博口碑，你是否会认为中国的影评人已经处于变质的地步？从超级影迷到电影论坛活跃分子、从为自己热爱的影片泼墨到开始拿片商的红包码字，从笔名的唯一性到同时拥有几个马甲，影评人这三个字，在业内已经接近贬义词

　　比较：中国影评人的地位先天不足

　　提到影评人，不得不说法国新浪潮电影的起源。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法国新浪潮代表导演特吕弗、戈达尔均是当时法国著名的电影杂志《电影手册》的影评人，这些年轻人没有经过科班的电影知识学习，做为电影的狂热爱好者，他们经常为一些激进的杂志撰稿，肆无忌惮地攻击一些保守的电影导演，推翻电影史上已经称定式的理论和技法，主张将摄像机的镜头带入现实生活中，还原普通个体的原生态状态，而不是去进行庞大的叙事或者进行似是而非的无病呻吟之作。

　　在美国，影评人和电影研究这门学科挂钩可以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追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都为美国电影工业和电影评论行业输送人才，美国著名的奥斯卡奖评奖制度就与美国的影评人密不可分，而在美国也有多项影评人协会所设置的奖项。

　　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电影产业与欧洲国家相比，本身就具有技术上的落后与理论上的先天不足。目前活跃在中国评论界的影评人大多数是70年代出生的电影发烧友，他们从书写对电影的观后感开始，逐渐发展称成熟的电影评论群体。这个群体也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具备行业性，更无从提及影响中国电影。

　　发展：中国影评人得益于庞大的观片量

　　录像厅的观后感时代

　　对自己的喜好负责

　　70后的中国影评人和网络论坛在中国的流行有直接关系，一群喜爱电影艺术的文艺青年作为电影的发烧友在各大论坛的电影版发帖，诉说自己对电影的见解。初级阶段的写作他们既不为读者也不为观众负责，而是对自己的喜好负责，且谁看的国外流派电影越多，谁的优越感就越强。在国内的DVD机进入家庭的时代尚未来临之前，录像厅观影这一特殊的观影场所是70后影评人消磨时光的地方，录像厅作为靠卖票盈利的场所，老板自然会为拉拢观众想办法，找进录像厅的常客传播一些宣传片子，这些常客，就是那拨70后电影发烧友。

　　DVD碟片的专业论述时代

　　以彰显个人魅力为主

　　随着DVD机和DVD碟片的流通普及，以及传统媒体大幅度增加了文化娱乐版，一部分电影发烧友开始成为媒体从业者，作为编辑，他们在北京、广州为主的各个报刊、杂志开设的文化版、娱评版中发挥功效，成为了职业媒体人，一部分电影发烧友选择自己职业的同时给杂志社的朋友供稿。随着DVD碟片流通性的增大，他们的看片视野也越来越宽泛，也基于北京电影学院自1984年开设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以来，很多电影学院的教授和毕业后的学生开设翻译或编著国外的电影理论著作，同时也没有放弃混迹于各大民间论坛提高自己的被跟帖数，久而久之，他们在论坛上的ID或杂志、报刊上的笔名，就已经具备了影评人的轨迹，在圈内称了一种引领电影潮流的符号。

　　门槛低的网络发言时代

　　靠偏激性观点搏出位

　　随着传统媒体的没落，加上十年间物价飞涨、媒体工资和稿费却保持原封不动的现实下，很多身在娱乐圈的影评人纷纷跳槽，去做更有利可图的电影营销和电影宣传。网络时代的迅速发展以及单一电影网站，如豆瓣网、时光网的兴起，让影评人的门槛变低，甚至没有门槛。新兴的影评人要引人瞩目，选择偏激性观点是常态。

　　另一方面，微博的诞生，更加速了“人人都是影评人”的景观。大部分影评人被制片方“招安”而说违心话，因此出现了“体制内的影评人”这一称号，影评人为吃影片宣传这碗饭而失去了作为影评人做本真的立场。

　　影评人坏现象

　　为什么他们失掉了人们的信任？

　　可以这么说，影评人的公信力现在已经到达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在人人号称影评人的时代，谁再说自己是影评人，别人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收红包的。为什么曾经担负起电影解读与介绍角色的影评人会沦落至此？本刊采访了多位愿意现身说法的影评人，或许他们的姓名不便透露，但他们所说的事实不容置疑，这些，也为将来者警示！

　　收红包

　　国内只有拿红包的影评人

　　影评人圈子看似热闹，但在表面的繁荣之下，难掩中国电影评论界养分贫瘠的实质。在刚刚结束的上海电影节有这么一个段子：在期间举行的“独立影评人”论坛中，当主持人就“中国有没有独立影评人这一概念”向观众求证时，有人回应：“国内只有拿红包的影评人！”让现场气氛陷入尴尬。

　　其实，影评人收红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影评人彼此之间对此现象的谈论也不忌讳。几乎包揽南方系报刊影评写作的著名影评人T先生对此说法是“引进的好莱坞大片是不会给影评人红包的，国产影片也不是每一部都给红包，数额从早期一次300元，500元，到现在的1000元一份，也有遇到一次给2000元或5000元的，不过这种片子不多，一年能遇到一两次不错了。”

　　从媒体人转行称为资深电影宣传F先生算过这么一笔账，“每次接受国产片的宣传，片商都要求我们请影评人来助阵，并且他们心中有固定的影评人排位，有一个必请的名单，原来片方还要求影评人在同档期的片子范畴只准写自己的片子，现在也都无所谓了。以北京为例，活跃的有影响力的影评人最多不超过二十位，而不是每一位都有资格拿到1000元的红包，就算请20位影评人，每位都是1000元的费用，也就是两万，但我们请的记者数目远远比影评人的数目多，实际上给记者的总花费比影评人多。”

　　另一位业内人士W小姐透露“2010年电影《孔子》宣传时，出于对主流媒体一定会猛批这片的了解，非常在意收买影评人，为此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影评人试片，请来了十个人左右吧，给出了高达6000元一份的红包，当时还有拿到钱的影评人和没去试片会的影评人炫耀，杨子出品的《白蛇传说》也是，给影评人的红包是5000元一份。”

　　做宣传

　　你所看到的影片都是经过审核的

　　在片商观念中，影评人的大力推荐是获取好票房的途径之一，而成为片商宠儿的影评人可以凭借红包弥补低稿酬的心理不平衡，这种通过电影宣传公司纽带实现“交易”的方式，并不能够让影评人获得最大化利益。资深电影宣传F先生的态度是“作为电影宣传方，在有限的电影宣传资金内，我个人认为请影评人写好话推荐影片根本促进不了票房，我不会主动向片商申请请影评人写稿的费用。除非我想在中间环节讹一笔。”

　　当然在这行经过摸爬滚打的影评人也很能看清这一点，而且本身影评人就积累很多片商的资源，部分影评人直接承担起外包影片在豆瓣网、时光网的评论的活儿。和片商谈好一笔钱，商讨好这笔钱达到什么样影片的效果，随即召集一批写手约稿，分配好任务，开写。T先生不忌讳地说：“目前尚未下档的某国内一线导演的影片在豆瓣网的影评就是我做的，2000多篇长影评中，几乎没有一两篇不是我约写的，这2000多篇长影评在发布在网站之前，都在电影宣传方那过了一篇审，包括导演也审。当然也不全都说好，要不就成水军了，自《关云长》水军事件后，没人再犯傻了，我们写批评都掌握了一定的技巧，批评也是炒作的一种，一篇批评的影评和大部分表扬的影评放在一起作用会大得多。”

　　某位北上的职业影评人S先生如此看待影评人当宣传电影“包工头”的赚钱行为：“大家都说影评人收红包是灰色收入，但职业影评人是独立的个人，拿红包只能说明是丧失了独立立场，也没法判断合法不合法，但记者不是个体户，记者拿红包可以说成是受贿，所以片方给记者的信封都叫车马费，但偏偏给影评人的就不说车马费，说红包，所以干脆就承包制作影片宣传算了，谁让物价飞涨，稿费不涨？”

　　曾经被冠以“中国独立影评人”的知名影评人G先生对此现象也在劫难逃，“在中国，影评人不能成为一个终身职业，中国的影评人需要一个平台给你营造一种书写的权利，搞独立是行不通的，只要进入了北京影评人的圈子，和电影大本营太近了，很难不被同化。”

　　卖人情

　　都是朋友做的电影，谁好意思不交口？

　　电影圈不大，影评人圈子更小，单纯做职业影评人的并不多，在北京很多影评人的正式身份都是在大学或者新闻出版机构，而当下很多电影宣传人员都是媒体出身，很多媒体人又是和某些导演一块成长起来的。此种情况下组成了一张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现实不见微博见的人际关系网。人情债，让多数不方便以正式身份评论的影评人只能以变换马甲的方式当****“还债”。影评人R先生无奈的说“比如《画皮2》，怎么办，我看完《画皮2》也不说它好还是不好，主要就围绕一句针对15-25岁女观众，这部片会很卖座。”也正是由于种种不锋利的影评出现，中国影评界出现了越来越多不痛不痒，无法一针见血却也无法真正妥协一边倒的人情稿。导演张元如是说“国外也有一些影评人说是最怕和导演见面，因为人都是有人性的，经常和导演见面，看到导演拉家带口地在路上买菜，影评人也会出现悲悯之心的，也许会觉得骂一个人，会影响到导演身体。”

　　坏品味

　　变换马甲或者误导影迷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中国古语同样适用于中国影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影评人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有权力就有＊＊，将可信度转换成金钱。部分影评人不想砸坏多年经营的好口碑，只能选择不断变换马甲来满足“工作需求”。只是马甲写多了，也逐渐丧失了对电影评论本身的原创力。

　　T先生承认一篇一千字的影评人只需要耗时15分钟左右：“写得多了，都有既定的路数和用语，对于编辑的约稿我都是采取倒计时写稿法，比如今天的截稿时间是中午12点，那我就10点起床，看准时间倒计时开写。”这种速食主义写作态度和电影市场的丰富有关。变换马甲，成为中国影评人自圆其说，也是“正当防卫”的有力武器，T先生的观点是“影评人要真不埋单，也不存在被封杀，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导演和电影宣传敢和媒体打招呼说不许登哪位影评人的文章，实际上电影公映之后无法封杀任何一个人，真本事在手，我们可以随时变换马甲。”

　　另外一种坏品味则来自其自身，某些影评人因为眼界或者个人喜好喜好在网络上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观点，比如大量称赞某些烂片，久而久之，也就被骂出了品牌，比如国内某曾经在一论坛上混迹的影评人，早年靠着对某香港烂片的赞誉而被讽刺为“大师”。结果如今，称为混迹于娱乐圈的边缘人物，且被人熟知。

　　搏出位

　　写影评是为了进入这个行业

　　转行做更赚钱的事，是目前多数尚活跃在影评界的中国影评人的心声。几乎所有就此文受访的影评人都必提这么一个前提：“中国稿费标准太低，如果影评人不收红包，必定饿死。”

　　而达到拿到高红包数额的影评人的发迹轨迹，影评人这个词对这类人而言，已经成为其向编剧递进的踏板。其中一些北上而来的影评人经过在京城两三年的打拼，已经在北京买了房子，实现了温饱，并掌握了一些电影人资源后，成为电影编剧并不是太难的事。于是，一个更奇妙的怪圈形成了，影评人参与编剧、制作的电影，在进行发现和宣传时，依然依靠影评人圈子的人际关系网在为此片进行口碑营销，不论片子的成败、难以分辨是否真实的交口现象依旧是中国电影评论界无法规避的问题。G先生的观点是“你看现在上某些节目的人，几乎每个人都挂着影评人的头衔，影评人能怎么办？破罐子破摔还是充耳不闻？转行吧，转行干嘛？已经脱不了这个圈子了，不如进军一个更容易被骂得范畴，当编剧吧。”

　　影评人存在的意义

　　对导演和票房的影响微乎其微

　　说到影评人的作用，很多人会想起法国新浪潮和美国的那些牛逼的影评人，那些法国人能对电影史产生影响，而现在这些美国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电影的票房，而中国影评人呢，无论是对导演来说还是对观众来说，他们的影响都微乎其微，以至于变成互相交流的手段，但你看中国影评，有几篇是真正的影评？与谁交流？

　　影响导演？形式大于内容

　　有这么一个段子，说可以追溯到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老艺术家郑洞天、倪震。据说当时张艺谋在拍《红高粱》，拿给郑、倪两位老师看，结果被臭骂一顿，骂得张艺谋都不敢抬头说话，没想到张艺谋《红高粱》送到国外电影节参展，遍地开花，两位前辈傻眼了。

　　段子归段子，中国影评人，不论是学术派还是民间派，都没能成为影响导演制作方向的旗帜或者是中国电影节奖项的风向标。尽管所有除了投资方以外的从业者都知道中国式影评人存在可能是形式大于内容，但是影评人依旧拿着红包活的很好。多数受访者并不心虚，因为这是低稿酬导致的行规，实际上，就连一些官方的电影节也越发重视影评人的声音，一向抠门的上海电影节主办方，今年破例包机票、包食宿请来一批影评人南下过节，原因是历年的上海电影节老被影评人骂。

　　再看看今年和上海电影节相关的报道，还有人骂么？

　　很多国内的一线导演，在接受媒体的访问时都表示出丝毫不care影评人对他们的谩骂或褒奖，却遭在帮导演做事的某位影评人吐槽：“国内的一线导演，包括陈凯歌、姜文，陈凯歌在经历《无极》之前，姜文在经历《太阳照常升起》之前，都不在乎媒体和影评人，结果现在在乎得不得了，现在呈现的有关他们最新片子的影评，导演比网友看得要早，对于导演来说，每个人都会在媒体面前选择一种表演，陈凯歌和姜文的表演程度胜过张艺谋。”

　　投资方在乎架势、导演在乎气势，影评人善于利用形势，每个人都在适如其分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他们都以为在给观众演戏，却没有思考观众究竟为不为一部片子在电影评论界的走向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