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电影《孔子》的宣传声势，很多人对了解真实的孔子有了兴趣。事实上，因为时代久远，我们已无法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但能肯定的是，即便那个留存在一些可信典籍中的孔子形象，依然与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孔子，有很大差异。

    记录孔子生平言行，除《论语》和《春秋左传》外，散见于《春秋公羊》《春秋谷梁》《孟子》《礼记》、《孔子家语》等一些典籍中。当然第一个为孔子写出完整传记的是司马迁。虽然后代学者，多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孔子世家》，对史料并未作严格筛选，真伪相间，甚至条理有些紊乱。但不能否认，《孔子世家》却成了后人了解孔子生平的一个基础。唐朝时，韩愈就曾发出感叹，要探知孔子时代的实情已不可能。何况今天呢？不过，我们还是能通过一些史料，来尽力发现一个真实的孔子。

            孔子首先是一个快乐的人

    如果我们认为孔子是一个刻板、无趣的老学究，那就大错特错了。孔子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创造快乐哲学的人。《论语》的开篇，就用“悦”“乐”“不愠”四个字，给学习定下了一个快乐的基调。儒家思想中对于快乐的肯定，也明显多于其他各家学说。孔子对于学习还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强调的仍然是学习的快乐精神。

    有一次，叶县的县尹对孔子的个性也很好奇，就问子路，说：“你们先生孔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呀?”哪知子路一时答不上来，只好回来告诉先生。孔子对自己有过一个精采的自我介绍，他说“你为什么不这么回答他呢：这个人呀!他一发愤时，连吃饭也会忘了。心中感到快乐时，就会把一切忧虑全忘了，连自己已经到了老境也浑然不觉。”孔子急急地嗔怪子路说：“你为何不这般说呢？”一副快乐老顽童的模样，跃然纸上。还有一次，孔子和弟子在路上碰到一人邻居，对他大喊大叫道：“伟大呀孔子！，你好像什么都会，却没有一样可以让你成名”，孔子听了，戏谑地对弟子说道“是啊，我会点什么呢？是驾车呢？还是射箭呢？我还是驾车算了。”那神态即是自嘲也是玩笑。这些都是《论语》中的记载。

    孔子对快乐的要求也极为简单，他曾说：吃着粗饭，喝着白水，曲着臂膊当枕头用，快乐就在其中了。所以，他对颜回的赞赏就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快乐多么容易达到。孔子还喜欢开玩笑，常常故意搞怪。比如有一次，一个叫孺悲的人来找孔子，此人曾向孔子请教过。但那天孔子不知为何，不想见他，就让门人说自己病了，见不了他。哪知门人刚走出去，正想传话呢，孔老夫子竟在里屋拿出了瑟，边弹边唱了起来，故意让孺悲听到，好像在告知对方：我不但在家，而且还很高兴，就是不见你。这样的待客的方式，让人忍俊不禁。

    《论语》像这种表现孔子这种热情的地方，还有很多。可能正因为孔子是一个充满了快乐精神的人，所以即使他常常碰壁，也总能从失败的不快中走出来，还注意不时让身边的弟子也放松一下。《史记》中记他周游列国，在郑国和弟子失散后，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城东门口，被郑国人看见了，就对寻找老师的子贡说：“东门那里站了一人，他的额头像唐尧，后颈像皋陶，肩膀像子产。可是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落魄得像个丧家狗。”这个郑国人倒很有文化，讽刺起人来也带着典故。哪知当子贡把这些话转述给孔子听时，孔子反而笑了，自嘲地连连说道：“说我像一只丧家狗，还真是像呵，还真是像呵。”一点也不以为意。
 孔子也是最早把音乐当作快乐之源的人，而且从来不掩饰自己对音乐和唱歌的热爱。所以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会三月不知肉味，并惊叹：没想到音乐之美能到这个境界。
    在孔子看来，人的生命与快乐，有一个与音乐互相呼应的世界，而音乐能充分让人体会到生命的这种快乐。孔子几乎天天都要唱歌，除非某天有丧事，才可能让他停下歌喉。孔子还喜欢与人一起合唱，碰到有人唱得好的，必然让他重复地唱，细听对方歌唱的妙处，才与对方一起相和而歌。这些都是《论语》中记载的。

    所以当他的弟子曾哲说出自己的人生理想是：“遇到暮春三月的天气，穿着新缝的单夹衣，约上五六个朋友和六七个童子，一起结队去沂水边，清洗面手，一路吟风披凉，直到舞雩台下，大声歌咏一番，然后再慢慢地回家。” 曾哲的这个话还没有说完，孔子就大声地叹道：“你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呵。”从孔子的这个理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一直追求是一种快乐而率真的生活。所以他憎恶虚假与伪善，他说：“把怨恨隐藏起来，表面上装作对人家友好，我对这种行为感到耻辱。”他也会对粗鲁无礼的人大发其火，甚至用手杖打别人小腿。孔子用他的生活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快乐不仅是一种生活理想，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为何说孔子是一个政治改革者

    当下国人对孔子“至圣先师”的身份，是多有认知的。但一般人并不是特别明了，孔子何以对中国如此重要？这主要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改革者，他的政治哲学，可以说影响了2000多年的中国政治制度。当然，孔子作为一个改革者，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政治哲学，如今留存的史料，很难证明他推行过任何事实上的政治改革行动。

    孔子虽有贵族血统，但年轻时比较贫困，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他出生时父亲即已去世，也有说他三岁时父亲去世的。孔子母亲去世也不知其年，但多数认为是在孔子17岁以前。《孟子》中记载，孔子年轻时做过管仓库的小吏，目标是“账目要对头”，也曾做过管理牲畜的小吏，目标是“牛羊长得肥壮”。孔子虽胸怀大志，但由于没有继承相应的社会地位，所以一切只有依靠自己努力。

    那是一个政治权力世袭的年代，也是一个流行政治权谋与辩才的年代，由于孔子家族的衰落和他率真的性格，注定了他无法在实际政治中扮演一个成功者。在他那个年代，只有从政才能获得名声和成就。虽然《史记》认为孔子在鲁国曾做过中都宰，然后官至司空、司寇，包括《孟子》《左传》都有这种记录。《左传》中甚至记载了公元前500年，孔子作为鲁定公之相，参加了与齐国的一次会谈，叫夹谷之会。凭借智慧和勇气，孔子挫败了齐国兵劫鲁定公的阴谋，还让齐国归还了鲁国的土地。然而，这个传奇，千百年来一直被学者怀疑，认为基本属于杜撰。因为如此重要的政治事件，如果真的发生了，不可能在《论语》中会只字不提。与其相关的还有鲁国司寇的说法，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左传》对鲁国的历史，记载的极为详细，如果孔子真的担任过这个职务，那么《左传》应该有大量关于孔子政绩的描述，然而却没有。

    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孔子担任过此职，但也有学者考证，认为孔子做过司寇，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官职，一般由重要的贵族担当。有史料表明，在早期鲁国司冠一直由臧氏家族担任。如果孔子真的担任过如此重要的职位，很难想象《论语》中会没有任何记录。更多的可能是，孔子当时在鲁国只是担任过类似政府高级顾问之类的闲职，为君王或当时的当权者提供一些国事咨询。

    所以相比于孔子实际的从政生涯来说，更为重要的还是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孔子提出 “士志于道”，也提出了“君子”这个概念，多次强调了以德行和才能选择官员的重要性。在孔子的观念中，知识分子是“道”的承担者，明道与行道是知识分子的终极使命。孔子对中国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为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道统”，来与执政者所代表的“政统”相制衡。虽然今天知识分子又丧失了这个道统。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孔子认为臣首先要服从道，大家共同认可的公共精神，缺乏对这种公共精神的坚守，孔子认为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臣。道统的依托为“道”，所以它比政统有更高的权威。用代表世间真理的道统，来抗衡君王代表的政统，最终从精神上驾驭政统，自孔子之后成为儒家的社会理想。孔子的期望是，用政治统领社会，用学术统领政治。孔子期望的学术也是源于民间的学术，不受政府钳制的学术，这是他开坛设教的真正动因。

    可以说，孔子奠定中国政治治理的很多常识。比如在“子贡为政”那个著名的章节中，孔子就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看得比军备和粮食更为重要，认为是一个政府存在的基础。孔子在粮食和信任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信任，他的真实意思是，执政者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对民众有过多的损害，执政者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敛财和攫权，而是要设法给民众带来福利与幸福。孔子认为执政者对民众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这也是孔子最为重要的政治思想。他认为对民众不应该有不做什么的严厉规定，而只应该有做什么的典范式引导；不应该是用恐怖来统治的警察国家，而是一个执政者与民众合作性的社会。孔子的很多政治理念与现代民主观念是相通的，强调的社会的理解与合作精神，不是刑罚与严惩。这些政治常识直至今天，看来仍需普及。

    孔子的政治哲学，为此后的中国迎来了一场彻底的社会和政治革新。他强调不以世袭和出身，而以德行和才能选择从政者。孔子虽然没能使弟子们得到世袭的权力，却巧妙地让他们拥有了“君子”之名。从此，“君子”指的是饱学之人，而与贵族身份无关。在这种思想引导下，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内，世卿世禄的贵族世袭政治，开始从中国的大地上消失了。

    由于孔子被历史的各种误解和错读太多，又恰逢当下这样一个历史观缺失的年代，要在民众心目中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无疑是是艰难的。但有一点能肯定，孔子既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是一个圣人，他不仅在政治上构想了一个理想国，也为中国人建立了一座心灵的教堂。在这个理想国中，每个人无论他的出身如何卑贱，都能享有生命和知识的尊严；在这座教堂中，每个人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