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文学报》该不该发“柯棣祖”的文章？该发。现在评论界如此死气沉沉，满目叫卖式的商业宣传，这种摆事实、讲道理、经过艰苦繁复的调查研究、提出重要问题的文章，实属不可多得。它也不同于那种为吸引眼球而强词夺理的酷评，它没有流气和霸气。
　　作者的真姓名应不应公开？可以不公开。作者有权不公开自己的真名，报纸更不应违背作者意愿将其公开。现在谭先生要作者“站出来”，站出来干什么？不是已站出来写文章了吗？虽然，学术批评一般应具真名，但此事有特殊性。谭先生在回应《文学报》的信中对作者喊话：“我以生命担保，绝不会饶过你！”这让人舒服吗？以前，因与博士导师有矛盾，谭在一个大型会议上当众揪住导师怒骂，差点施以拳脚。鉴于此，撰文的文人不愿兼做武人，我以为可以理解。
　　那么，谭先生有没有“抄袭”呢？我认为，没有抄袭，这一点上柯文判断有误。“抄”与“袭”不同，抄是明抄，袭是暗袭。谭著是大量抄引，拼凑成书，属于学术质量低下，没有自己的学术发现，这与抄袭不是一回事。但他显然不谙学术规范。

　　
谭文无法下咽

　　为什么谭著出版后毫无反响？谭先生提出的理由，大致有三：因他敢于直言，“国内的学术圈就是这样，你说了真话批评，人家就不理你”；因为书印得少，他没有送书给同行；因为这书“是跨专业的，在电子媒体时代观察分析儿童文学作品，还借鉴了国外的文化批评的方法”，言下之意可能同行一时还跟不上。但这其实都没说到点子上。真实原因非常简单：没人看得下去。
　　我与谭先生无冤无仇，我多次下决心看他一两篇文章，到最后都半途而废。其实大厚本的艰深哲学著作我也读过一些，而谭文就是无法下咽。其文风，一是绕，二是空，三是狂，读了几行就不知所云，硬着头皮啃半天，胃也不舒服了，还是一无所获。但现在，对于谭先生，我觉得已没有什么可多批评的了。“我敢于承认自己虚荣，承认自己平庸，但不能承认自己抄袭”。肯承认“虚荣”和“平庸”，这就不容易了。他的毛病的实质就在这里：水平不足，而又急于出名，于是才会有大段抄引，拼凑一本书，也才会有作者介绍中的作假。现在不是那种需要“说清楚”的年代了，今后的反思，可让他自己去做。

　　
制度需要反思

　　那么，应如何看待他说的“四大防护”呢？这指的是他的博士导师、论文答辩专家、出书时的编辑和鲁奖评委；其意是，批评他也就是批评这四拨人，他要有问题这四拨人也脱不了干系。从个人道义上说，这话很不聪明，也很没道理。按中国传统道德，一个做事一人当，有成绩要感谢支持的人，一旦闯了祸，不能把支持过自己的人都拉来垫背。要那样，以后谁还敢支持你？但我又觉得他这话“很好”，一下点出了比他本人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当下的评奖制度和教育问题。
　　如此的拼凑之作，为什么能得奖？组合评委的事后回忆，一是当时读作品极累，一是有十来部作品相持不下，一是有意扶持一下儿童文学理论……用心当然是好的，但在遇到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和相对陌生的作品时，为什么不能暂不作决定，搞一个“特小样本”的调查呢？比如，像今天新京报记者似的，随机拨打六个电话，问问这一行内的专家：此人可曾有过什么学术创见？其论文论著对儿童文学界有无影响？这本新著你听说过吗？甚至可读上一段原著内容，听听专家的即时反应。要那样，肯定不会有如此让人诟病的结果了。
　　论文答辩也是大问题，现在的硕士、博士答辩，常有明知不应过关而纷纷过关的事，人情、面子、导师之间的关系、师生利益链……这都已是公开的秘密。现在谭先生把各位推到前台，但他说的并非不是事实，书的确得奖了，论文的确通过了，几年的读博的确毕业了，而学术规范他的确不懂（道德道义他也不懂）。这说明什么？这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对谭旭东的批评可以结束了，他还年轻，今后的生活道路可让他重新选择。然而，对于教育制度和文学评奖制度的反思，应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