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念丛生的无头案，裸奔时代的隐身衣”，这是格非新作《隐身衣》腰封上的宣传语。这个令纯文学的爱好者们大倒胃口的措辞，连同小说虽古朴但略显轻浮的封面设计，一度让人误以为这是一部白领女青年热爱的“＊＊读物”。然而细细读来，方才发觉“以貌取物”的轻率。毕竟是格非，其功力自不待言，且“江南三部曲”的余威尚在。《隐身衣》所提出的问题，或许值得那些对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依然忧心忡忡的人们思索一番。

　　一

　　这是一篇以古典音乐发烧友为原型，探讨时代精神状况的小说。格非本人是一位古典音乐发烧友，他曾感慨20世纪80年代听古典音乐的人还很多，而现在，这种氛围已经几乎看不到了。“但我身边的这几个朋友还执著于对古典音乐的热爱，这是难能可贵的，我的这本《隐身衣》就是想反映他们与当代社会的距离感。”首先，小说题材所蕴含的知识维度相当之大。书中那些古典音乐知识的集结和名词的“堆砌”，在当今的中国小说中极为罕见。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文学题材，格非运用他的知识储备和绵密的叙事针脚，在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描摹中，顺理成章地激发出题材本身所蕴含的隐喻意义。正如欧阳江河所言，“这是一部从捣鼓音响器材为生的手艺人身上借来叙述角度、修辞策略的作品。小说的叙述主旨之一是：这个时代的听力坏了。”古典音乐的隐喻意义在于，凭借着对事业纯粹热爱的手艺人，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艺，来维持这个社会的美感、品位和精神追求。“专门制作胆机的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隐喻，围绕着这样一个人物来组织、编排一个悬念丛生的故事，既是一个独特的文学发现，也是一次意义非凡的美学实验。

　　就文学秉性而言，格非是一位精英意识极为浓郁的小说家，早年的先锋经历即是明证。《青黄》《迷舟》《褐色鸟群》等小说中极具后现代倾向的观念主义写作，曾使叙事空缺、重复与迷宫等先锋技法深入人心。然而，如果说早年的先锋观念只是源于一种智性写作的文学游戏，那么随后的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以及“江南三部曲”等作品，则超越了早期先锋小说饱含神秘气息作品的实验风格，转而将追问的触角指向历史与现实。在《人面桃花》《山河入梦》等作品中，格非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深沉思考，对革命复杂意义的勘探，对乌托邦理想破解的揭示，早已使得这位曾经的先锋派显现出更为博大的写作格局。而在《欲望的旗帜》和《春尽江南》中，对当代现实的处理，对时代贫困与知识人精神分裂的探究，都具有振聋发聩的文学品性。如果说前者中爱情理想的破灭、哲学精神的坍塌、艺术的末世经历，以及情感的颓废、欲望的趁虚而入，促使人思索在这样的时代中知识人该如何安身立命。那么，《春尽江南》则以深沉典雅的笔力，书写了这个时代秩序松弛、人心溃散、精神流离失所的景象。《欲望的旗帜》中的哲学，《春尽江南》中的诗歌，《隐身衣》中的古典音乐，一切纯粹的东西都渐次消弭，成为这个混乱时代的“祭品”。这次的写作少了些许矫揉造作的“文人伤悼”气息，但失败主义的情绪依然饱满，悲剧性的品格仍然如旧。因此，我愿意将《隐身衣》视为其内在精神一脉相承的作品。古典音乐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所产生的巨大张力，在这个饱含着精英主义气息的文本中生成明显的文化批判意义。这也许就是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音乐叙事”所包含的文学意义。

　　二

　　毫无疑问，文化的粗鄙化是《隐身衣》中的基本现实。小说一开头，褐石小区的“花园洋房”里那位夸夸其谈的教授，连同他那似是而非的言论，便定格为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堕落的注脚。而以古典音乐为契机，穿插着巴赫、瓦格纳、泰勒斯、马勒或者维奥蒂，与梅艳芳、张学友、刘德华、李宇春的对比，则分明显现出时代精神状况的病态特征。主人公小夏，一位以“制作胆机”为业的人，作为古典音乐的精通者和爱好者，早已无法独守自己的一隅，自得其乐地做一名“隐身人”。他不得不参与这个社会，去见证它的颓败与堕落，与它的肮脏病态、虚与委蛇苦苦周旋。有人说，“这个社会的堕落，正是从蓄意践踏手艺人开始的。”然而，小说的悲剧性并不仅仅在于那些脑满肠肥的商人，自以为是的教授和附庸风雅的暴发户，其实都是十足的“音盲”，且古典音乐这件“隐身衣”不过是掩盖他们内心空虚的“遮羞布”。对于他们个人而言，音乐的慰藉早已成了聊胜于无的点缀，更遑论启蒙庸众。对于这部《隐身衣》而言，真正触目惊心的恰恰是作者就此时代的精神状况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之道，即当我们早已洞悉这个世界的真相，目睹那混乱破碎的世界图景之后，我们该当如何？

　　从“隐身人”到“隐身衣”，这可以说是小说的主旨所在。小说中曾多次回望意义非凡的90年代，追忆古典音乐的黄金时期，以此阐明“隐身人”的时代意义。在此，90年代的古典音乐氛围，无疑与那个时代人文精神的高扬一脉相承。而那些“制作胆机的人”像极了依然怀揣人文精神梦想的古典知识分子，甚至那个年代所独有的自以为是的精神优越感也在他们独自陶醉的美梦中清晰呈现，“每当那个时候，你就会产生某种幻觉，误以为自己就处于这个世界最隐秘的核心”。可悲的是，在这个粗鄙化的年代，他们的知识和技艺并不总是被用来维持这个社会的更高的品位，而是成为了商人、教授、暴发户们装点门面的利器，成为了庸俗时代的可悲的服务者，因此，“他们虽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个社会”，但也不得不“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然而，在这混乱的时代，他们真的可以“隐身”吗？

　　尽管作者在小说中一次次地强调发烧友的圈子是一个纯净之地，是一个“共同体”和“乌托邦”。他们的道德高度，他们与这个粗鄙化的社会之间的距离，以及通过通州“莲12”卖主出人意料的良好素质的展示，都是为了表现作者本人对这个群体的敬意。然而小说中真正的“隐身人”终于遁隐不见，而只出现了一次“隐身衣”，那便是传说中的牟其善，据说他穿了一件“隐身衣”，这或许只是理想主义坍塌的征兆。音乐爱好者们多年启蒙，培养出一位“古典音乐发烧界赫赫有名的教父级人物”。这位闻名遐迩的商人在每年的正月十五，都会在“权金城”包下一层楼面，摆出一套高档发烧器材，邀请北京的发烧友们一起吃火锅，并互相切磋技艺。这位迷恋巴托夫和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精英，对“权金城”的火锅同样热情万丈。这不啻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讽刺——于他而言，古典音乐只是一件徒有其表的外衣，用以掩饰内心的空虚和庸俗本质。而那些曾经的纯粹爱好者们，亦是启蒙庸众的知识精英，他们在这理想溃散的时代，悲剧般地沦为“制作胆机”，满足有钱人虚荣梦想的“服务者”。小说的真相在于，“隐身人”其实并不存在，可以“隐身”的其实只是一件可悲的衣服。而从更深的意义来看，小说通过“隐身衣”探讨这个精神溃散的社会“形”与“实”分裂的本质。

　　三

　　“隐身衣”不过是用来掩盖这个世界的真相的。小说从古典音乐出发，将“隐身衣”的内涵与隐喻意义扩展到整个社会。当小说中“许大马棒”不怕死的神话被揭开时，作者曾借人物之口说出这样一段话，“我由此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论是人还是事情，最好的东西往往只有表面薄薄的一层，这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底子，但你最好不要去踫它。只要你捅破了这层脆弱的窗户纸，里面的内容，一多半根本经不起推敲。”生活的真相其实经不起推敲，而惟一的对策就是维持其表面的虚伪。

　　这是一个让人不忍探究的世界，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一笔糊涂账，经不起推敲。对于生活的神秘，惟一的对策就是拒绝判断，拒绝一切意识形态的臧否，这无疑省却了探究的烦恼，却也遁入虚无的泥淖。正如作者在小说结尾的激愤之词：“如果你不是特别爱吹毛求疵，凡事都要去刨根问底的话，如果你能学会睁一眼闭一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会突然发现，其实生活还是他妈的挺美好的。不是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日子，这种无奈，是这个粗鄙化的社会的生存之道，这也是小说所揭示的生活哲学。

　　由此可见，《隐身衣》显示了格非小说社会批判中所包含的绝望感。《欲望的旗帜》中的爱情神话，《人面桃花》中的革命神话，以及《山河入梦》中的乌托邦神话，一切都在格非的小说中无情裂解。神话破灭的背后是格非对人性的根本怀疑。这种颓废主义的意绪在《山河入梦》中曾得到清晰体现。郭从年对谭功达说的一段话中举到了《天方夜谭》中的一句谚语：尽管十二道门里的东西已然穷尽了这个世界的一切，但第十三道门依然会被无情地打开，这是源于人性中的好奇，也是对人性的深刻绝望。这不由得使人想起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对“实在界”的探讨，“他们知道真相，但仍然坦然为之”，这只是源于没有人能够忍受“实在界”的真相，因此惟一的对策就是依然活在意识形态之中，而不是戳穿它。今天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无知无意识，而是自知中的故意；不是受缚于“看不见的手”的盲目，而是如罗兰·巴特所言的，在明白中无奈地“自指着面具而前行”。在这个意义上，《隐身衣》与齐泽克的思想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戳穿神话，而是在洞悉了“隐身衣”背后的虚伪本质之后我们该如何生活。在此，刨根问底和钻牛角尖的人，早已成为“前现代的古人”。为今之时，谁还会去追问这个世界的真相，去叩问虚伪面具背后的狰狞面孔？知道你是错的，但我也无可奈何，只能将错就错，糊里糊涂地过下去。这种“知”与“行”的分裂，不就是＊＊裸的犬儒主义吗？

　　然而问题的悲剧性在于，我们可以轻易地指责，廉价地批判，却终究无力提出更为有效的解决途径。当然，小说的目的从来都不是锁定根本的解决之途，而是提出相应的问题，引起人们的思索。在这个意义上，《隐身衣》无疑是成功的。它让每个正直的人都掩卷而思，思索这个时代知识的高贵与纯洁，世界秩序的混乱与人心溃散的命运。在洞悉这个时代精神分裂的本质之后，尝试着寻找某种根本的解决之道。尽管小说中引出的思考有着虚无与犬儒的嫌疑，但这种呈现的姿态和提问的方式，无疑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

　　四

　　最后让我们回到小说的结尾之处，对于小说的主人公来说，生活的真正转机出现在他与神秘女子的交往之中，而更加出人意料的是，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他们脱下面具之后的坦诚交往，以及他们之间不合时宜的浪漫与温情，都带给人莫名的感动。对于小夏来说，“破相”的神秘女子才是他命定的合适之人，而她与前妻玉芬形成鲜明对比，作者在此强调了前者的高雅、善良，后者的＊＊、庸俗，并不是为了应和有关“外表美”和“心灵美”的流俗说法，而是重申这个世界“形”与“实”分裂的本质。

　　小说最后，格非又按捺不住他惯有的笔法，在行将结束之际“卖个破绽”，透露出小说让人毛骨悚然的神秘之处。当久违的“欠款”意外地从天而降时，我们又能想到些什么呢？那个如《倩女幽魂》般神秘的男子丁采臣似乎又活了过来，或者他压根儿就没有死去，作者在此没有明言。这便正应了小说中的“告诫”，只有不去探究其中的来龙去脉，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然而即便如此，我愿意将这个多少有些“恐怖”的结尾，理解成生活中的意外之喜。对于小说的主人公来说，生活开始步入正轨之后，一切并没因此而变得更糟，仁慈的格非终究在此给了我们一点对生活、对世界乐观以对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