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牛风波》讲了一个发生在今年初曾经轰动一时的清华大学毕业生焦三牛，在“火箭式”升迁为县级干部时所引发的事件。写这样一个新闻上已经报道很多的事件，如果没有一些独到的东西恐怕难有读者，然而何建明的本领是通过精巧的艺术笔触，使这一已渐消失魅力的“风波”重新焕发活力，鼓动起了众多读者对它的阅读兴趣，并通过了解“风波”本身而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现行干部人事制度上思想解放话题的新认识。这是作者叙事的目的，他达到了。

　　我们知道，小说家的叙事本领在于他能抓紧读者的心理，常常有意地将作者自己“隐含”起来，然后通过人物和事件之间的“故事”，一步一步地调动起读者的阅读兴趣。“高明的作家通常会设套，让读者去钻，从而实现其思想引领的结果。”(托尔斯泰语)

　　《三牛风波》的第一个叙事特点是其不知不觉中的“诱导性”——顺着读者探究事件真相的猎奇心理，将故事引向那个富有争议的焦点上，即事件的发生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般来说，叙事能力偏弱的作者会采用“直向”笔法。然而何建明不是，他一开头把故事引得远远的，甚至引到了自己身上，引到了自己内心的那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上：面对荒凉、贫穷、边远的西北，假如是“我”能不能做到去那里“安居乐业”？假如是“我”的儿女，“我”舍不舍得将其一生放在西北？这里的“我”其实是作者一方面有意把自己置身于“风波”之中，使得整个事件再度被“激活”，一下使事件的时效性更近了，同时又拉近了同读者的关系。一件热闹的社会新闻如果既有时效性，又有与己的相关性，读者肯定会喜欢。作者就是通过在“探访那个最牛副县级干部的路上”的所见所闻，特别是身临其境的“四月飞雪五月沙尘暴是家常饭”的一路情形，“连呼吸都感困难”的实地感受和在铁柜村聆听老百姓讲述连吃水都要花几十元买一方的生活现实之苦，提醒读者注意作品主人公所处的环境：“啊，原来焦三牛就在这儿工作啊！”这是一个巧妙的点题，它一方面点出了作品要向人们揭示的“三牛”到底是不是个该提拔为“县干部”所在地区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引导那些一直怀疑刚毕业的“学生娃”焦三牛直升“副县级”干部是不是有“黑幕”的人们理应采取的客观和清醒的态度。这一叙事途径是作者通过旁敲侧击实现的。读完第一章里“我”的“路上”探访，几乎已经让那些怀疑清华毕业生焦三牛“玩秀”的人从心理上产生了动摇。之后，作者又搬出制造“风波”的关键性人物——武威市委书记火荣贵，揭开了他的“火”是怎么被逼出来的真相，将武威“为什么”要公选、为什么要打破如铁板一块的现行干部制度而选拔焦三牛这样的学生娃当县级干部，看完火荣贵书记为什么制造了这把让全国轰动的“火”之后，对那些坚持认为武威“公选”和选拔焦三牛是“公然与中央干部政策相对抗”的人来说，那是颠覆性的动摇。作者的这种叙事方法，完全将作品的意图通过不知不觉的叙述让读者“随其而行”，从而达到“叙事者”的真实目的。

　　《三牛风波》的第二个叙事特点是显而易见的“递进性”——通过事件本身的起伏曲折和矛盾，令读者跟着扣人心弦的故事走。毫无疑问，一个优秀的叙事者，他最拿手的叙事技巧就是能够穷尽自己的所有本领，通过最精彩的“话语”把故事讲得头头是道，一环扣一环，直到“真相大白”。悬疑的事件最好是通过这种方法来叙事。《三牛风波》在进入中部内容时，在吸引读者跟着探访“三牛”这个人和武威“公选”有没有“漏洞”时，就直接用了“调查真相”，其情其景很像《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与座山雕在山洞第一次见面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你不能不被其“调查真相”的过程所吸引。作者高明之处还在于调查者并非仅是叙事者“我”，还有中央组织部“调查组”。当中组部“调查组”来到了武威，一下将故事推到惊险莫测之地……结果是什么？此时焦三牛等新选上来的年轻干部们的命运，“风波”制造者、武威市委书记火荣贵等人的命运全都悬在刀尖上。真相在调查中渐渐清晰，可中组部“调查组”在离开武威时什么话都没留下。正当火荣贵坐在“火”上快烤糊时，《人民日报》刊登了署名“仲祖文”那篇“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时评文章，让“火荣贵读着读着，眼睛已经潮湿了。此刻，他心里只有一句话：报上说的，就是我想说的……”这样的叙事，难道呈现的不是惊心动魄的情景吗？在《三牛风波》的整个叙事中，作者运用剥笋式层层递进的叙述方法十分明显，其艺术效果也是强烈和扣人心弦的。

　　《三牛风波》的第三个叙事特点是通过事实本身将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升华。这是传统作家的叙事特色，也是经典作家经常用到的“叙事道德表达”方式。“三牛事件”作为当今中国干部人事制度颇为神秘而错综的环境下出现的一个“另类”情况，到底是对是错，连某些从事干部人事工作的人都说不清。因为按照现行干部人事制度，像焦三牛这样只有半年工作经历，要想一下跃上几个台阶，直升“副县级”，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武威通过“公选”偏偏让焦三牛走上了“副县级”的武威市外事办副主任的岗位，这无疑给死板一块的现行干部人事制度带来巨大的冲击。这样的现象到底是“严重违反”了中央精神，还是“坚定地执行”了中央精神，其本身就很有意味，让读者充满兴趣。但作者对此并没有轻易下结论，而是通过介绍西部现行的人才严重短缺情况和武威市委书记求贤若渴的“火气”，并且通过正反例证，阐述了焦三牛这样立志为西部献身，且思路开阔并有高学历年轻人的诸多优长。中国目前由于地区优势不均、各地的生活环境和待遇差异极大，艰苦地区和落后的西部人才越来越短缺，怎么解决这一问题似乎难有高招。追求跨越式发展的武威市委需要人才，而本地又找不到适合的人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全国公开招聘。但第一次“公招”是失败的，败得很惨，下一步怎么办？以火荣贵书记为代表的武威干部采取了更大胆的“破釜沉舟”的壮举——顶着被摘乌纱帽的风险，进行了又一次“公选”活动。焦三牛就是在这样的“公选”中脱颖而出的。当《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一出，“三牛风波”一方面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同时公众才渐渐明白了事实真相，也开始理解为什么武威人要把23岁的清华毕业生推到“副县级”干部岗位的苦衷与无奈。作者何建明站在当今国家发展的高度，以“热土”、“沙土”和“尘土”三种西部最常见的东西，来形象地比喻中国面临的思想解放新课题，提出了即使在人事干部问题上，也需要像对待经济工作一样进行坚定大胆的进一步解放思想，衡量我们工作的正确与否，最根本的并不是看是不是违反了那些条条框框，而是要看所做的事到底是不是真正从当地实际出发，是不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是不是有利于当地发展的大局。通过武威干部群众谈“三牛”，我们终于认清了焦三牛的提拔不仅没有黑幕和＊＊行为，更重要的是他“够格”，武威太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其实这还不是《三牛风波》所要传递给公众的全部信息，“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到艰苦地方、到西部建功立业”、“让青春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才是作者要向全社会传递的真正思想。这也是作品全部叙事的根本目的。

　　报告文学与其他文体一样，离不开叙事技巧的发挥。实践也再一次证明：谁注重了叙事方式和方法，谁的作品艺术魅力就会更出彩。这部《三牛风波》的成功也在于此。